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游则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所在，是历史传说中炎黄部族的主要活动地区，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就像盛开的史前中国之花的花心。正确认识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地位，对于客观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传承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探索中原的历史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迅速增多，“黄河流域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在史前考古领域颇为盛行，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等考古学家都持这种认识。比如1959年安志敏就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史前文化“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苏秉琦在1965年还坚持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这一说法。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开始明确质疑“中原中心论”。由于牛河梁等遗址的重大发现，他甚至认为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等代表的国家起源发展模式为“原生型”，中原为“次生型”，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在苏秉琦“区系类型”学说的影响下，很多考古学家开始致力于梳理每个区域自身的文化发展谱系脉络。就连当时远在海外的张光直在论述史前“中国相互作用圈”或者“最初的中国”时，也认为它不过是“地位平等”的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上深刻交流的结果。

　　事实上，苏秉琦从来没有完全否认黄河中游或者中原的特殊地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仍然认为，从关中、山西、冀西北到西辽河流域的“Y”形文化带，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最重要的直根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严文明最先将“区系类型”学说和“中原中心论”有机联系起来，1986年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以中原为相对中心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张学海称其为“新中原中心论”。受严文明的影响，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笔者则进一步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不过，无论“重瓣花朵式”理论或“新中原中心论”，还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说，近年都受到许宏、李新伟等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李新伟认为，这些看法“贬低了中原以外地区社会发展成果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阻碍我们描绘更真实、更多彩也更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

　　黄河中游发挥引领作用

　　虽然国家是文明的显著标志，但文明并不等同于国家。王巍指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文化上的新阶段，就是包括天文历法、文字礼仪等在内的复杂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的形成；社会上的新阶段，就是具有王权特征的国家的出现。按照上述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中华文明在8000多年前就应该已经迈开了起源的第一步。这在河南舞阳贾湖等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集中体现。

　　贾湖遗址的较大墓葬随葬有骨规形器、装有石子的龟甲等特殊器物，或许与观象授时、龟占象数有关。有的龟甲上契刻的似文字符号，或为卦象，或为验辞。裴李岗文化有专门墓地，土葬深埋，实行墓祭，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分区分组，可能对应现实社会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墓葬排列整齐，当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有的墓地使用数百年之久，体现出对祖先的顽强“历史记忆”。裴李岗文化已经出现宗教中心与普通村落之间、宗教领袖与普通人之间的分化，男性地位较高。大体同时，在甘陕的白家文化、湖南的高庙文化、浙江的跨湖桥文化、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中，也有文明起源迹象。由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已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联系，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距今7000年左右进入仰韶文化时期，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向心式环壕聚落的出现，是社会秩序进一步加强的反映；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墓，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及古老的盖天学说的产生年代提前了数千年。距今6000年以后，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之地，出现了强盛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等遗址有了面积200—500平方米的宗庙宫殿类大型建筑，西坡等遗址发现大型墓葬，汝州阎村发现具有战争纪念碑性质的“鹳鱼钺”图，意味着中原率先开始了社会复杂化进程。

　　庙底沟时代，中原文化大幅度扩张影响，带动周围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渐次加快了文明化进程步伐，造成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和黄河上中游文化的空前趋同局势。庙底沟式的花瓣纹彩陶遍及大江南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这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意义上，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堪称最早的中国。而西坡大墓阔大的规模和简陋的随葬品形成鲜明对照，初现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或者“北方模式”的特质。李伯谦视其为文明演进的“王权”模式，以与红山文化等的“神权”模式相区别。

　　黄河中游具有特殊地位

　　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以数百万平方米的良渚大城、豪华瘗玉大墓、大型水利设施等，昭示着早期国家的出现或者文明社会的形成。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都实力强劲，曾有向黄河中游地区扩张影响的态势。考古界一度认为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实力减弱，处于低潮，这也正是部分学者质疑黄河中游或者中原中心地位的关键点之一。但是，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距今5300年以后，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以及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已初具前堂后室内外有别、东西两厢左右对称、左中右三门主次分明等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河南中部的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也有100多万平方米，发现了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基址，其长排宫殿式建筑与大地湾前堂后室式的宫殿式建筑有别，共同开创了后世两类宫殿建筑的先河。大地湾和双槐树聚落，可能分别是仰韶文化晚期甘陕和豫中地区两大“古国”的中心聚落，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初具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奢华玉器和厚葬习俗等，仍具“中原模式”或“北方模式”特征。距今4800年以后，双槐树代表的“河洛古国”确已衰落，但在陇东、陕北地区仍有较多大型聚落。其中，庆阳南佐遗址发现的前厅后堂式宫殿建筑，面积达630平方米，宫殿前面两侧还有9处直径各约100米的夯土台，所显示的社会发展程度比大地湾更高。

　　距今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陇东和陕北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出现了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灵台桥村遗址，以及核心区面积达200万平方米的延安芦山峁遗址。两个遗址都发现了较多可能覆于宗庙宫殿建筑之上的板瓦、筒瓦，出现了玉器。在芦山峁遗址已经揭露出面积16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其上建筑群中轴对称、主次分明，与大地湾的建筑格局一脉相承，只是更为宏大复杂。这时，山西南部兴起了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以及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宫城。其中，有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宫殿，还有半圆形的“观象台”，随葬大量玉器、漆器、龙盘等的豪华大墓。这些中心聚落及其宫殿式建筑、大墓等的发现，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不但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或者文明社会，而且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陕北出现了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其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精美的玉器以及神面石雕和兽面石雕等，都显示出国家组织的存在，颇具北方文明气象。而河南中西部也有了数十万平方米的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中心聚落、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古城。如果说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古城的摧毁尚可被视为黄河中游集团内部的斗争，那么王城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替代则无疑是中原集团战胜江汉集团的铁证，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晚期夏文化，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和提升。距今4000多年，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衰亡，长江中下游地区步入低潮，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

　　中国史前文化固然具有多样性特点，文明要素也并非都发源于中原。但是，当发展到距今8000多年以后，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逐渐凸显，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距今6000年左右，在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深刻交融，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走出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距今5000年左右，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多个古国，中国文明初步形成，黄河中游地区仍然重要。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文化大规模南下，长江流域全面衰落。距今3800年以后，以黄河中游或中原为中心，形成了广幅王权国家，中华文明走向成熟。总体来看，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确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