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曾经有着崇高的形象地位，但在21世纪似乎已不再如此。张雪峰对人文学科的点评一方面刺痛了部分“人文精神”爱好者的神经，一方面又展示出了时代大潮下，社会公众对于“人文精神”还能起到什么价值所存在的怀疑心态。在工业技术的风起云涌和市场大潮的波澜冲击面前，“人文精神”仿佛已经是和时代脱节的遗物。
类似的感慨不只存在于中国。2024年，美国哈佛大学取消了超过三十门人文学科开设课程。在此之前，日本早在2016年便已下令裁撤缩小人文专业的设置。在专业、课程纷纷凋敝的环境下，“人文”是否已经走向没落？这对美国、日本的国民而言，也成为了一个讨论纷纷的话题。
从东方到西方，在现代化的冲击和文化碰撞的环境之下，“人文精神向何处去”的问题浮出水面，并持续向身处当代的我们发问。
改革开放的拓展带来商品经济的涌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度与广度空前的社会转型。其基本内容在于文明形态由农业走向工业，经济体制由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改轨，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工业文明的转化也相应地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老牌工业国家曾面临的一些问题，如环境问题、人的意义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下诸文明间的冲突问题，更有具体到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念冲击。
曾经顺遂自然经济、“大锅饭”形成的迂缓的行为方式与心理定势，为追求效率、效益所取代，人际关系模式正式地由人身依附转向契约。经济发展实绩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使自由创造、公平竞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现代化并没有直接地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它是另一面是“现代病”。追求效益、自由竞争的另一面是拜物教，是利己主义下的普遍冷漠，平庸而同质化的精神生活，是短视、欺诈和社会的信任危机。“现代化”像高傲的魔鬼靡非斯特——它不作恶，它只是给浮士德以作恶的选择。
前年的热门影视剧《狂飙》的主角高启强，原是一位老实本分的鱼铺老板，多次为街区里仗势欺人的恶霸勒索，以第一次失足为契机，每况愈下，一步步走上了恶霸的老路。在高启强“变坏”的情节里，以权钱为逻辑的社会环境有主要责任，但社会环境由一个个具体的、能动的个体构成，个体的每一个选择对于整个社会营商环境、生活风气的变化，有着蝴蝶效应式的微妙却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要探求解决“现代病”的法门，体制法制、经济政策固然根本，却不能直接面对精神文化问题，精神文化问题也不能通过发展经济来“无为而治”地、“自然而然”地解决。而若要诉诸文化，则须回向传统，但如何回向传统？
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病最早是在欧美国家出现的。
17世纪兴起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推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业、交通、商业模式的变革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也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中已能见到许多。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书记，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收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里，文学被作为一种以反映现实而批判现实的工具。
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对时空条件的变革带来了更大的“意义危机”。当信息瞬间沟通，大洋彼岸朝发夕至，人与人却在愈发便捷的交通和体量爆炸的信息中愈发疏离。西方学者们尝试用一些对立的命题来解释社会的病状，C.P.斯诺提出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应当协调发展，白璧德将社会问题定性为培根所谓“物质功利主义”与卢梭所谓“放纵主义”的当代泛滥，而提倡“人事之律”以对抗“物质之律”。
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人文研究领域开始出现“救正性反应”，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的理论界兴起了以“人”为中心论题的研究趋向，如法国萨特所强调的存在主义之人道主义性质，以及他的老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肯认。
西方工业发展之弊推动了思想界人文精神的召回，人文主义成为了对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片面膨胀的“现代病”的一种反拨，同五世纪前的文艺复兴精神遥相呼应，后者曾将人的价值与现世幸福从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解脱出来，高扬人的意义，成为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概念之源。
面对转型时代的文化失范现象，中西方曾在不同时期发出了略有相似的人文精神呼唤。要将这些历史内涵深刻，同时又富于前瞻性的讨论引向深入，则首先要解决一个概念问题，即何为“人文精神”？
《周易》早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人文”概指称人所创造或与人相关的文化，与成之天然的“天文”相对应。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词语，“人文”在当代中文语境中的表意之所以含混，是因为其中还包含了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主潮humanism的基本词素。
明 沈周《南山祝语图》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人”的理解。西方人文主义上承古希腊的古典民主和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下启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强调人的理智、情感、意志以及独立性，从人性论出发，摆脱封建等级观念，要求个性解放。
中国的人文传统则另有旨趣，它把人看作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等公共道德在这个意义上犹为重要。
中国的人文传统“早熟”而“自洽”，导引出尊君与民本的政治理念，而缺乏对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肯认，直到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社会现代转型，方获得时代性变换的机遇。比如，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包括吴宓在内的“学衡派”学者曾将美国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引入中国，以回应当时社会变革中的文化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东西方现代人文精神间相互感应、彼此推引的现象。
这样一来，西方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同时又引发出若干弊端；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虽说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若要用“人文”比照东西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失范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理清概念和概念的传统，避免在讨论中因为概念的错用而模糊问题的指代，比如，像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文精神”就不能对当代所谓的“物欲横流”构成批评，因为《十日谈》里，物欲正是那高扬的人性的一部分。
所以，在概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比照理想、感慨落差的“人文主义失落”氛围，把我们的注意力投向这个时代、我们身边切实可感的文化现象中，正如人文精神大讨论主将之一的薛毅所言，“去研究每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的精神形式，去理解不同时代和社会是如何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意义等问题”。毕竟，中西文化传统曾告诉我们，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中流转着内涵相异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没有一定之规，如果有，那只存在于每一个鲜活的文化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