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的中国”诸说辨析

　　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因此其论证逻辑应该是:先论证某类遗存或某遗址的文化发展高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再论此遗存或此遗址并非普通之“国”,而是“中国”,进而论述所论之遗存或遗址是“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三者中,某一遗址或文化是否已经进入“国”的阶段,有具体可视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其年代是否为“最早”,这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问题,都不难判断。唯有是否为“中”,纯属观念上的认识,未必一定见诸于考古实物,因此最难识别。

　　在目前学术界,以许宏所主张的“二里头文明最早中国说”最具影响,其立论依据主要是:二里头遗址具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由此可证二里头遗址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还表现出“海纳百川,强力吸收”的特征,二里头文化因素也大幅向外辐射,这些现象都标志着“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3]。

　　何驽是“陶寺遗址最初中国说”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论证逻辑是:首先提出都城考古判断标准是“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然后强调陶寺遗址在上述方面均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包括“回”字形双城制都城、位于大城中部偏北的宫城、东南小城内的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区(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西北角的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城内东南部的手工业区、城内西北部的居民区和宫城东侧的大型仓储区,以及其他各类重要遗存和遗物如:大型宫殿、凌阴、宫廷厨房建筑群;再根据“文尧”朱书陶文和陶寺中期王墓ⅡM22出土的漆圭尺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地中”概念,最终论证“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5]。

　　不难看出,许宏和何驽在论证二里头和陶寺为都邑时,几乎没有交集,两人都是基于各自遗址的特定内涵而立论的,都是依据遗址中相关考古发现而“量身打造”了若干条都邑鉴别标准。都邑判别标准的自我设定,就必然导致对何为“中国”的各自表述与无序竞争[5]。

　　比如,对于何为“中国”,许宏是这样认为的:

　　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一七○○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6]。

　　按此,许宏所说的“最早的中国”是指最早的“王朝国家”,反映的是“国家”的发展高度,无王朝则无“中国”。至于为什么“中国”一定是指“排他性”的“广域王权国家”,许宏并未加以论证,而只是以他“倾向于”一笔带过。至于这个“二里头国家”是中国历史的哪个阶段,许宏也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而何驽对于“中国”的理解则是:

　　“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7]。

　　所以,何驽所说的“中国”则是指“地中之都、中土之国”,与许宏的“广域王权国家”几乎无涉。陶寺遗址之所以是“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而非其文化发展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何驽所理解的“中国”才具有真正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集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使命,就一般认识而言,“探源工程”的核心任务就应该是要寻找“最早的中国”。但从公布的成果来看,“探源工程”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一问题,其研究团队认为: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8]。

　　这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距今5800年前后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距今5300年前后“满天星斗”分布的文明体;距今3800年前后的“最早的中国”。“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王巍也曾经提出过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邦国、王国、帝国[9]。他对“探源工程”成果的相关阐述也与此观点相呼应,如他指出:

　　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都邑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对重点区域的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安徽凌家滩、辽宁牛河梁等)的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5300～4000年期间,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掌握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王和为其统治服务、专门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僚阶层,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相继进入了文明的最初阶段——古国文明的阶段[10]。

　　这段论述可以视为是对上古时期“天下万邦”的考古学描述,良渚、石家河、陶寺等都邑性遗址的共存,正是“邦国林立”的真实写照,是“古国文明的阶段”。“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中原地区汇聚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开始显现出领先的态势”,这一表述明显是要突出陶寺遗址的重要性,意指中国早期文明已经进入“邦国”时代。“探源工程”最终指出,“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这自然是就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而言的,强调中国国家形态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迈入“王国”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

　　二 从“宅兹中国”看“中国”

　　从以上的辨析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何为“国”、何为“中国”、何为“最早的中国”其实存在很大的分歧,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这些主体概念的属性及内涵缺乏共识,表述具有一定的随意性[11]。“中国”之“国”究竟是指前王朝时期的“古国”或“方国”,还是必须为王朝国家;“中国”之“中”究竟是指地理方位,还是指文明高度,不同的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研究者对“中国”的各自理解和表述,已经阻碍了研究的深入,亟需进行概念梳理,建立起共识的话语基础。我们认为,正确理解“中国”和“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到相关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不能仅以特定的考古材料或学者的个人标准为准绳。

　　众所周知,西周初年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国”表述,但毫无疑问,“中国”观念并不始于何尊,这一点从西周初年周人对成周的称呼上即可证明。

　　与何尊“宅兹中国”说法可以相印证的是《尚书·召诰》和《逸周书·作雒解》的有关记载,其中《召诰》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作雒解》则称“(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土中”“中土”“中国”,说法虽然不同,但意思显然是一致的,都是强调成周为“天下之中”。

　　但与此同时,周人又称成周为“东国”和“东土”,如《尚书·康诰》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洛诰》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

　　成周既是“中国”和“中土”,又是“东国”和“东土”,看似矛盾,实则不然。所谓“东国”和“东土”,这是周人从本族立场出发而言的,周人习惯上自称其居地为“西土”(《尚书·牧誓》《尚书·康诰》《尚书·酒诰》),其人为“西土人”(《尚书·大诰》)或“西土之人”(《尚书·牧誓》),相对而言,成周自然是“东国”或“东土”,这是对成周地理位置的客观描述。成周称“中国”和“中土”,则是周人沿袭的三代旧说,其历史根源就在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久有“中国”的成说。《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营成周的过程为:“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在这里,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

　　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这就充分证明至少在三代人眼中,“中国”和“夏”是密不可分的,无“夏”则无所谓“中国”。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正是缘于“中国”的这种实质,“中国”的称谓是可以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减,特别是政权的更迭而转移的,比如在殷墟卜辞中,商人自称其国为“中商”,“中商”就是“中国”,只是把普通名词“国”改为专有名词“商”而已。此外,在卜辞中商国有时也称“大邑商”和“天邑商”,邑就是国,“大邑”和“天邑”即“大国”和“天国”,也都是“中国”的同义词[12]。殷周鼎革之后,原本力量弱小、被商人役使的“西土之人”——周人,也每每以“中国”自诩,陶醉于“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主张“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鄙视“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长此以往,到春秋之世,“中国”已经完全转化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华夏”的异称,是中原华夏诸国对自身文明程度的自矜,也是他们与四方戎狄的文化区隔。

　　成周称谓上的这种双重性,充分证明“中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其实就是“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涉,而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制高点,是“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但是,三代以降,由于夏、商、周三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相继崛起,先后建立自己的王朝,从此一举奠定了中原华夏文明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统性。这种必然性是历史的自然选择,正如林沄先生所指出,夏商周三代诸侯制的实质是方国军事联盟,“夏、商、西周的王,不是中央集权大国的统治者,而只是‘国联’的主席,更是多国联军的总司令”[13]。因此,夏商周先后为“中国”,既是对同一政治传统的认同,也以各自超强军事实力为保障,两者缺一不可。

　　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都邑,从而为“有夏之居”“中国”说提供了关键性的考古学证据,这是对成周“中国”说的考古学诠释,意义极其重大。许宏先生虽然是二里头文明“最早中国”说的首倡者,但他始终坚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迄今并不接受二里头遗址夏都说,并且有意回避二里头文化的族属问题,这实际上就失去了探讨“中国”问题的基本前提了。事实上,许宏先生观点的准确表述应该是——“二里头文明是一个目前在考古学上可以鉴别出来的最早的王朝国家”,但不能称其为“中国”,更谈不上“最早的中国”。

　　综上,我们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夏称“中国”已无疑义,但此种观念是否能够继续向前延伸,或者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华夏文明是否已经领先于“天下万邦”,以下试作分析。

　　三 从《五帝本纪》看“最早的中国”

　　要了解夏代以前的历史,《五帝本纪》是最重要的文献材料。《史记》十二本纪的写作方式及编排,体现了司马迁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划分的“三段论”——以《五帝本纪》为代表的“五帝时代”,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为代表的“三代”,以及以《始皇本纪》及汉初诸本纪为代表的秦汉帝国时代。

　　《史记》“述往事,思来者”,其宗旨在于效仿孔子作《春秋》,“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以五帝为中国古史的开篇必然自有深意。《太史公自序》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很显然,在司马迁看来,相比于此前渺茫的历史,五帝时代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足以为“万世载之”。《太史公自序》又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在此,司马迁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之前的五帝时代是同一文明前后踵接的两个阶段,禹画九州的历史功绩是“光唐虞际”,是对五帝时代开创的华夏文明的接续与发展,因此夏代必然不是“中国”的开端,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必然要求之于五帝时代。

　　以下我们来逐一分析“五帝”的文明化程度,以此为基础来追寻“最早的中国”。

　　(一)黄帝黄帝乃“五帝”之首,据《五帝本纪》,黄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征蚩尤,既靠“治五气,艺五种”,通过发展农业来壮大自身实力,也靠“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俨然就是林沄先生所说的“多国联军的总司令”。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从”,这也和三代之君征伐不臣诸侯颇相类似。此外,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

　　(二)帝颛顼《五帝本纪》对帝颛顼的记载极为简略,远不如黄帝详备,其文曰: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但内涵丰富,特别是着重突出了帝颛顼在宗教领域对黄帝时代的超越,即“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这正与《国语·楚语下》所载帝颛顼命南正重、火正黎“绝地天通”的宗教变革可以相呼应。帝颛顼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华夏族首领对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垄断的时代,由于实现了君、巫的有机统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族天下共主的地位,由此达到“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之境界。因此,帝颛顼时代的“中国”必然也是中原华夏古国。

　　(三)帝喾从《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帝喾几乎是帝颛顼的翻版。在世俗权力方面,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在宗教领域,则“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结果自然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揣摩太史公文意,相比帝颛顼,帝喾时代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德”的萌芽。如称帝喾“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又称“其色郁郁,其德嶷嶷”。由此观之,帝喾之国不仅兼具世俗权力和宗教力量,更有人文精神的滋生,必然是当时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国”。

　　(四)帝尧相比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帝尧事迹更为显明。《五帝本纪》概括帝尧功绩为:“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所谓“亲九族”是指宗族或部落内部关系和谐,“章百姓”则是妥善处理与异姓部族的关系,因为内部和外部关系都已“昭明”,帝尧自然能够“合和万国”,成为天下共主了。值得注意的是,帝尧“亲九族”和“章百姓”的基础都是“驯(顺)德”,表明萌芽于帝喾时代的德之观念在帝尧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能反映尧为天下共主地位的证据是尧舜之间的禅让,《五帝本纪》先记载尧对舜的考察:

　　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舜被确定为法定继承人之后,舜的上位仍颇为曲折,《五帝本纪》记载: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学术界普遍相信,尧舜禅让的实质是上古时期的君位推选制[14]。从上文的描述来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舜要“受终于”尧的“大祖”,也即在尧的祭祀之所受帝尧之命,确立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二是舜避帝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最后要“之中国践天子位”。《史记集解》引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尤需注意的是,以司马迁之春秋笔法,这里的“中国”必然不是随笔而书,而应该是他袭用的历史成说。换言之,在“有夏之居”中国说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法,只不过在夏王朝建立之后,尧舜之都“中国”说才逐渐湮灭。特别是现在学术界普遍相信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了至为关键的考古学证据。尤其是目前黄帝、帝颛顼和帝喾在考古学上尚未得到确证,陶寺遗址堪称是考古学上的“最早的中国”。从文化内涵上讲,陶寺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充分证明在“中国”诞生伊始即具有极其强大的包容性[15]。

　　(五)帝舜据《五帝本纪》,与帝尧相比,因为帝舜任用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二十有二人”,真可谓“五湖四海”,“兼容并包”,所以“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德政至此臻于完备。

　　帝舜时代的“中国”仍然是在晋南的尧都:

　　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舜与四岳相谋的场所——“文祖”,按郑玄的解释,“犹周之明堂”。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称“(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舜和禹在受禅让之后均与尧之旧地发生了某种联系,说明尧都为“中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其继位者不得不继承和维护这种地理正统。

　　综上,司马迁的《五帝本纪》是一以贯之,不能分割的有机整体,通过五帝事迹概述了前王朝时期华夏文明演化的三个阶段: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在此文明链条中,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黄帝时代的“中国自觉”,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呈现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16]。半个多世纪前,苏秉琦先生就已指出,以华山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脱颖而出,标志着华族的诞生,庙底沟彩陶所流行的玫瑰花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是尊称,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具体表现。华山玫瑰—陶寺磬鼓—夏商周及晋文公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17]。近年来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18]。

　　注 释：

　　[1]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许宏.二里头文明:最早的“中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2(5).

　　[2][4]何驽.尧都何在--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J].史志学刊,2015(2).

　　[3]许宏.二里头的“中国之最”[J].中国文化遗产,2009(1);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诞生[J].读书,2016(4).

　　[5]如新近落成的临汾博物馆,在展示陶寺遗址为“最早中国”时,就列出证据多达24项之多,实际上其中多项只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某类遗存而已,而很难说与“国”或“中国”有必然联系。

　　[6]许宏.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诞生[J].读书,2016(4).

　　[7]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C]//三代考古(四).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85-119.

　　[8]中国日报网.新闻办就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2018-5-28.

　　[9]王巍.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C]//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0]王巍.勾勒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巡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9-28.

　　[11]林沄.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J].中原文化研究,2016(2).

　　[12]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C]//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383-390.

　　[13]林沄.商史三题[M].台北: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5.

　　[14]有关尧舜禹的禅让实质可参看孙庆伟.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J].中原文化研究,2018(1).

　　]15]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J].中国建设,1987(9).

　　[1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

　　]17]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6-127.苏公曾作七言律诗一首,形象地描述了早期“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诗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公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华”文化在与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的“龙”文化以及河曲地区以瓮、斝为代表的文化融合之后,在汾河湾的陶寺形成了先进文化的融合体--“中国”,这个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18]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J].文物,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