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没有一种文明仅仅依赖一条途径来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同样，也并非所有的文明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每种文明形成时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各不相同，人们在面对相同或类似情况时采用的途径因此也丰富多样。从前的文明起源研究侧重研究文明起源的统一机制，后来大家发现，这是徒劳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宏观的层面上形成共识，而在文明形成的途径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共识，文明因为多元融合才能历久弥新。
从多元视角来看中华文明起源，就会发现所谓中华文明其实立足于多元融合基础之上，在文明起源阶段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国模式。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就是多元融合。从时间进程上说，中华文明起源至少可以看出三波浪潮，第一波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良渚、石家河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800年；第二波发生在中国北方，以红山、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年代可以早至距今5000年；第三波发生在中原，以二里头文明为代表，距今3800年左右。
从文明形成的模式上看，良渚更像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这里广泛利用水生资源，包括海洋鱼类，还有集约化的稻作农业，其生产基础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要更好。当然，这里面临的主要是洪水，为了保证良渚古城安全，人们兴修大型水利设施。与之相比，石家河文明多有城池，以石家河为中心，大大小小的古城星罗棋布。石家河的玉器规模很小，生产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池设施。这似乎是一个强调防卫设施的社会，战争是一个更加可能的主题。
如果找一个以仪式为中心的社会，红山更合适。红山文明至今也没有发现大型的聚落、城池，但是祭祀用的坛、冢发现不少，用玉也相当发达，还有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偶像崇拜，体现出与欧亚草原周边文化类似的特征。辽西地区位于生态交错带，生活环境不稳定，农业发展水平有限。红山文明把大量资源投入到礼仪活动中，通过这些活动把居住松散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
中国是否有商路型文明呢？石峁与其最类似。它位于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带，不可能是生产型文明。这里及其周边的人口密度有限，但是它位于草原与华北农业区域的交接地带，是一个适于贸易的地方。遗址中发现的大规模手工作坊和种种外来的物品，似乎都显示这个社会在通过商路获得益处。
二里头是集大成的，它的水平比早先的文明更复杂，生产、仪式、军事、商路等都更出色，它是融合了早期中国文明成就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被称为“中国”是合适的。中华文明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在二里头之前的那些文明之间是存在普遍联系的，所以良渚的玉器到了石峁，牙璋一类的礼器广泛发现于中国各地。笔者认为，把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中国称为一个“世界体系”应该是合适的，正是立足于多元文明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流传千古的三代文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5000多年，因为包容，因为不断融合，才不断成长，源远流长。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史前史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