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文摘
2024-10-30 11:22
山西
（王巍，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公元前2000纪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激变。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纪），无论是黄河上游、下游，还是长江上、中、下游，都曾出现了一些十分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如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各具特色，盛极一时，在某些方面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时期，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聚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和与之相伴的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增加。然而，龙山时代结束后，（即公元前2000年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似乎反映出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上述地区曾经风光无限，繁荣至极的“强势文化”相继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以繁缛的彩陶为特色的马厂文化被拥有较为发达的铜器制作技术的四坝文化取代；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岱海地区，广筑城池的老虎山文化衰落，新出现了以花边口沿和饰附加堆纹陶鬲及小件青铜器的朱开沟文化。在黄河下游地区，以使用精美的蛋壳黑陶闻名遐迩的山东龙山文化销声匿迹，由文化面貌较为古朴的岳石文化取而代之。在长江下游地区，以玉琮、玉璧等玉礼器为突出特色的良渚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出现了以相当数量的印纹硬陶为特色马桥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大型城址和大量祭祀用小型陶器和人像及动物形象而独具特色的石家河文化衰落，此后，该地区被纳入中原文化的系统。在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相对进入发展低谷的小河沿文化衰亡，取而代之的是拥有繁缛的彩绘陶，使用大量石块修筑城池和大型祭祀遗迹，出土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陶鬶、陶爵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发人深思的是，将上述地区新出现的诸考古学文化与原来存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令人难以将其后者视为前者的直接继承者。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将前后两个面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其结果并非如一般人们所想像的、当然是后者高于前者，而往往是业已衰亡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在陶器、玉器及其他手工业品的制作水平和原始宗教的发达程度等若干方面高于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水平的“退步”。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分布于此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在继承了大汶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其鬶、盉、觚等各类酒器的多样性和优美的造型，质地纯净的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令现代陶工都叹为观止的、薄如蛋壳（壁厚不足1毫米）的“蛋壳陶”，以及制作精致并有雕刻出繁缛的兽面纹饰的穿孔玉石器等，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史前文化之一。而其后出现于黄河下游的岳石文化则相形见绌，其陶器以器壁厚重的呈子母口的灰陶器为特点，不见制作精美的蛋壳陶；石器中琢制石器占相当比例，磨光石器较少，也未见精致的玉器。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反差较大。再以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为例。以高超的琢玉工艺和精美绝伦的各种玉器以及以由几种颜色的土构筑而成的祭坛和巨型建筑为代表的发达的原始宗教而闻名遐迩的良渚文化，无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方面在当时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良渚文化之后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遗址或墓葬中，则不见或少见玉器，尤其是未见琮、璧、冠形饰等表示拥有者身份的“礼玉”。在玉石器的制作工艺方面，后者也比前者相形见绌。后者不仅看不出进步，反而有今不如昔之感。两者的陶器在质地、造型和类别及制作工艺等方面也差别较大。上述这些现象给人一种印象：前后两者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们似乎并非单线进化式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即后来者承袭了先驱者的文化传统，又继续将其发扬光大，，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层”，即两者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同。虽然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得出各地的文化真正发生了退步，但就文化发展的势头来看，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界，上述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似乎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衰变。有迹象表明，这些区域曾一度各具特色的文明化进程并未沿着其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将其解释为人群的迁徙，有人则认为是环境的变化使然，还有人认为是由于集团内部的原因造成的。上述几种意见虽都可备一说，但又似乎难以据其圆满地解释各地发生的上述变化。我们认为，鉴于上述广阔的地区都发生了这种的变化，因此，在考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时，也应当从广阔的空间去思考，将各个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仅仅涉及某一个区域的局部原因，可能不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无论如何解释，下列事实都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这一时期，在相当广阔的空间范围里，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革，一些原来相当繁荣的文化衰落了，一些新的文化脱颖而出，不同地区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从而改变了原来这些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我将其称之为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下面，将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试对产生如此大范围的文化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分析大范围文化衰变原因的时候，以下背景情况应予以注意：1、根据国内外古环境专家的研究，在距今5500年和4000年左右，在全球相当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气候的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降雨量的不正常，我国也不例外1。2、在先秦时期的不同文献中，均可见到尧舜禹时期发生气候异常和大规模洪水泛滥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墨子·非攻下》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可知当时无论是在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的记载，表明当时有洪水的泛滥，还遇到了冷夏、地震，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3、最近发现的“ 公盨”铭文中，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的内容。表明西周中期的人们确信大禹治水的史实2。4、近年，山西襄汾陶寺、河南辉县孟庄等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中，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有迹象表明，这些遗址的废弃可能与洪水的泛滥有关3。另外，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还发现先发生地震，紧接着黄河泛滥，导致整个村落被毁，村中的男女老少来不及逃避而惨死在屋中的悲惨景象，被喻为“东方小庞培”4。5、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堌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御洪水的危害。6、在长江中游发现的距今四千多年的湖北石家河等龙山时期的城址，城墙外往往有宽达十数米乃至数十米的护城壕，这些护城壕有些是利用了天然河道，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其主要目地应当是为了抵御洪水5。7、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周围，也发现了宽大的壕沟，在数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洪水泛滥后形成的淤泥层6。如江苏吴江梅堰遗址良渚文化层之上有厚0.33－0.9米的淤泥层，在浙江吴兴钱山漾、上海青浦果园村、上海闽行区马桥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之上，也都发现厚度在0.25－0.30米的淤泥层。可见在良渚文化末期，长江下游地区确实曾出现过大洪水，对人类生活的造成巨大的破坏。上述考古发现与上述古环境学家研究的结果及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的相关记述可以相互印证。从而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似乎确有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的接踵而至，无疑会对人们的生活乃至文化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恰恰在前这一时期，上述广阔地区发生了文化的衰变，可能与此背景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发生了这种文化系统上的“断层”和衰变。在华夏文明诞生地――中原地区，虽然也发生了河南龙山文化被二里头文化所取代的情况，但是，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在相当一些方面存在着共性，如陶器以灰陶为主，流行篮纹、方格纹等纹饰、无鬲少甗，以三角形扁足鼎和夹砂罐及甑为炊器，盛器有小平底宽肩罐、平底盆和圜底盆（擂钵）、高把豆等陶器。两者的磨制石器的种类和形制以及建筑技术、墓葬形制等方面也较为相似。特别是在河南新密新寨遗址发现的 “新寨期”遗存，在层位上，介于当地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表现为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性质，从而将两者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7。这一遗存其实早年已有所发现，只是在近年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它的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是继承了河南中西部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但是，也应当看到，二里头文化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见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是黄河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特点。最突出的是起源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鬶、盉、觚等陶制酒器和玉琮、穿孔玉钺、玉戚、玉柄形饰以及以平面正视为特征的兽面纹饰的流行，这些都具有黄河下游山东龙山文化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点8。有理由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周围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的诸文化因素的来源，并非本章的主旨。我们之所以论及，是为了说明，文化的衰变并不是此时期我国所有地区的共同现象。在周围多数地区发生文化衰变的时候，中原地区却表现为文化的前后承袭和在此基础上的对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和发展。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气候的变化确实是导致上述大范围文化衰变的重要原因，那么，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生了气候的变化，为什么唯独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没有出现显著的衰变，其文明化进程没有中断？为何黄河中游地区华夏集团在此期间保持了文化的兴盛与社会的进步，并率先进入了王朝国家，而其他地区却发生了如此显著的文化变化，其文明化进程也改变了方向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导致周围地区与中原地区形成的这种文化与社会兴衰差异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夏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崛起与周边地区文化的衰变有无关系？若有，究竟是何为因，何为果？是由于夏王朝的崛起及其对周围地区的控制导致了这些地区文化的衰变，还是由于这些地区文化的衰变，才使中原地区的夏族及其所统率的势力集团得以不断壮大？这一问题关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和模式，有必要加以探究。回答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历史和考古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但是，仅仅依靠文献史学或考古学都是难以圆满回答这一问题的，需要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在内的多学科联合攻关。我认为，导致各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的经济形态和居住形态的不同，对气候环境的变化的承受能力不同所致。简而言之，同为气候异常，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影响程度不同；同属黄河流域，其上游、中游和下游受影响的程度当有所不同；同理，气候的变化对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影响的程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下面分别进行分析。在黄河下游地区，黄河流经的一些地方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没有高岗山地，抵御洪水的能力不及于黄河中游地区。加之黄河下游洪水的流量要比黄河中游为大，来势也更加凶猛，淹没面积也更加广阔。历史上黄河多次在下游泛滥、改道，就是例证。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多建于人工修筑的高数米的堌堆之上，显然是为了防范洪水的肆虐。但是，与黄河中游的山岗相比，这些堌堆的防洪效果十分有限。一旦大洪水来临，有些堌堆可能面临“没顶之灾”。即便住地得以幸免，但住地周围一片汪洋，农田被毁，农作物颗粒无收，洪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在连续数年洪水频发的情况下，其文化的衰落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居民们多居住于平原地区，洪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危害远远甚于黄河中游地区。有些学者认为，长江中游地区较早出现周围有宽大壕沟围绕的聚落，并发展成为的围有城濠的城，是与防洪水有关，是有道理的。然而，城墙和城濠虽可作为防洪的屏障，但一旦洪水来势凶猛，则城毁人亡，在所难免。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濠沟聚落。如位于山冈和平原交界地带的江苏省宜兴市下湾崧泽文化遗址便发现了有宽达8米多的壕沟，沟的东岸还用石块砌成石护坡9。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平原地带的良渚文化的居民，由于无山可依，为防水患，只好居住在人工堆筑的高数米的土墩之上。但是，仅凭这些土墩，根本无法抵御大的洪水。可以想见，疯狂肆虐的洪水使该地区形成一片汪洋的情景。诚然，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聚落并非都位于长江两岸，洪水泛滥并不一定波及所有的良渚文化的聚落。我认为，在长江流域，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可能并不单纯地表现为洪水的泛滥，降雨量、地下水位及气温的变化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 据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和上海金山亭林遗址的孢粉分析，良渚文化早期的地层中，孢粉以常绿阔叶的青冈栎、樟树、竹、棕榈和落叶阔叶的桑树为主，水生植物的花粉含量也很高。说明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水域面积大。到了良渚文化中期，孢粉以松、柏、柳、桦等落叶和针叶树的花粉为主，草本以禾本科为主，水生植物的花粉极少，表明当时的水域面积已大为减少，气温转凉，比现今低1－2°。到了良渚文化末期，常绿阔叶的桑、樟、青冈栎等花粉的比例再度增加，水生植物剧增，表明再度出现温暖湿润的气候，降雨量增加势必导致地下水位的升高。长江下游地区的海拔高度较低，地下水位的高低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较大。距今约5000年――45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中期的地层中，一些聚落出现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地势较为低洼的地方，在一些聚落内还出现了较多的水井。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地下水位有所下降，原来曾是沼泽的地方干涸成为人们的栖息地和稻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良渚文化早中期人口的增加迫使人们在不大适宜居住的低洼地营建聚落。据有关研究，在良渚文化晚期，海平面有上升的迹象，地下水位也曾上涨，使原来地势较为低洼，因地下水位下降而被人们作为居住地和水田的广阔地区成为沼泽，在这里，难以维系正常的农业生产，从而使以稻作为主要生计的当地的人们集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在考虑自然环境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温度的降低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影响。前述古代文献中屡次提到尧舜之时的三苗地区“夏冰”、“五谷不登”，应是当时农业受到夏季低温严重影响的真实写照。尤其是稻作农业对气温、降雨量等自然条件的要求甚于粟等旱田作物，因此，夏季低温对长江流域的影响也会甚于黄河中游地区。据古环境学家的研究，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继良渚文化衰亡之后出现的马桥文化时期，禾本科的花粉明显少于良渚文化时期，这应是此时期的农业较良渚文化时期衰落的反映，究其原因，当与上述气候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总之，低温、洪涝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地下水地位上涨，使长江流域地区曾经相当繁盛的稻作农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可能是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遭到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将在后面论及。六、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地区脱颖而出，建立夏王朝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崛起，从而打破了原来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均势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以华夏集团为基础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为中心的“王国时代”。那么，为什么周围地区的文化相继衰落，而华夏集团却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建立夏王朝呢？我认为，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下面，试做分析。1、地势方面的原因：黄河中游地区的地势高低错落，沟壑纵横，回旋余地较大；这一时期的聚落多位于河边的第二台地或山坡上，距河面的相对海拔较高，一般的洪水不会对人们构成太大的危害。即便有大洪水泛滥，居民们可以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山岗之上，性命会得以保全。有迹象表明，嵩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与洛阳平原等海拔较低的地区也相比，嵩山地区海拔较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可以使其在其它地域饱受河水泛滥之苦的时候而得以幸免，使其文化和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2、土质及地下水位方面的原因：与长江流域渗水性差的黏土不同，黄河中游地区属于黄土地带，土壤渗水性好，洪水退后，可以马上进行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农业生产可以较快地得到恢复。另外，黄河中游地区地下水位较低，也是不容易造成长期洪涝的原因之一。3、农作物方面的原因：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是以粟为主，黍次之，还有水稻等等作物。在洛阳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层中，出土了粟、黍、小麦、稻、大豆等农作物，其中以粟和黍居多10。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雨量等的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刻，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人们集团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黄河中游地区受低温、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危害的程度要小。同理，黄河上游地区等粟作农业区所受的危害也相对较小。这应当是华夏集团在气候异常面前得以免遭劫难，其文化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最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第一个王朝国家的客观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虽然主张重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上述地理和气候条件是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的文化不但并未衰落，反而兴盛起来的唯一的或决定性的原因。这是我们与“环境决定论”的根本区别所在。黄河中游地区与其他地区在文化兴衰和文明化进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差，除了上述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华夏集团本身主观方面的原因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成功治水，一箭双雕：在不少先秦时期的文献中，都有大禹治水的记载。虽然关于这些记载的可信性，学术界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目前看来，关于尧舜禹时期的记载尽管是经过后人的整理，有些可能有所夸张，但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其中应有历史的影子。对于这些古史传说，虽不可尽信，但更不可完全否定。最近发现制作于西周中期的“ 公盨”中，便有大禹治理山川的记述。它表明，至迟在西周中期，已经存在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治水采用了与其父亲鯀不同的方法，即改“堵”为“疏”。一字之差，其结果截然相反。正是由于禹采用了正确的治理洪水的策略和方法，导致了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承受住了大洪水的冲击。治理洪水，需要动员集团内各个部分的力量，需要彼此分工协作，需要严密的组织，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华夏集团管理机构的强化和首长权威的增强。治水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大禹的威望和地位，也促进了社会管理机构的完善，使华夏集团的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社会得以不断进步，从而加速了该集团向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洪水的治理本身。2、重礼务实、持续发展 ：有迹象表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相当浓厚，原始宗教在其社会生活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大量人力和物力被投入到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活动之中。相比之下，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集团比较“世俗化”。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虽不乏与祭祀有关的器具（如 鼓、石磬等）11，但制作这些器具所耗费的工作量远远不及良渚文化的大型墓中多见的各种玉器。黄河中游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中，也未发现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大型祭祀遗迹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巨型积石冢和祭坛等需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宗教遗存。根据现有的资料，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建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12。华夏集团的统治者们似乎比较“务实”，致力于礼制的建立，据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在宗教祭祀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似远远少于长江流域的势力集团，这就在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3、面临挑战，壮大力量：位于东部的山东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南部的石家河文化虽然文化面貌各不相同，但其所在地域都是偏于一隅，进可攻击对手，退可偏安一方。与这些集团相比，华夏集团地处中原，经常要面对来自周围四面八方的诸势力集团强有力的挑战，而无从回避，迫使华夏集团只有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不时地来自周围各方面的威胁，有利于华夏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进而增强了首领的权威以及社会的组织化，促进了该地区王权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4、地处中心，兼收并蓄：在龙山时代，各地的交流空前活跃。稀有资源和贵重物品往往成为此时期交流和贸易的对象。黄河中游地处中原，有地利之便，可以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及其创造这些文化的势力集团接触，客观上使自己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多种考古学文化的因素，似乎存在着诸多考古学文化先进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我曾在几年前提出，汇聚与辐射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模式之一13。这一点与位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的相对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总之，位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始终保持开放的姿态以及来自各地先进文化的刺激，使华夏集团及其文化充满活力，得以兼收并取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使其文化与社会得以迅速的发展。有迹象表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在其极盛时期都曾试图向中原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后，却相继衰落。在当时，势力的扩展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势力集团的衰弱，其文化由强势转变为弱势，应当与其向中原方向扩张努力的失败有关。先秦文献中，多见尧舜禹征伐三苗的记载。一般认为，三苗的活动中心区在江汉平原到洞庭湖一代。这一区域在龙山时代是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该时代大型城址，应是当时三苗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到了距今4000年以后，石家河文化衰亡，该区域被纳入到中原系统文化的控制范围。这应当是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即华夏集团在与三苗集团的军事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反映。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了与豫东地区龙山文化风格相近的文化遗存，它们被称为“南荡遗存”14或“广富林遗存”15，其年代晚于良渚文化，似乎是在良渚文化之后，一支来自淮河以北地区的势力来到了长江下游。他们的到来可能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有关。该遗存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出现，应与良渚文化军事扩张的失败和中原地区势力的南下有关。由此可见，华夏集团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建立了夏王朝，应与其具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密切相关。这一点应当是华夏集团能够在与周围地区势力集团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在黄河中游的文明化进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正是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的了以华夏集团为核心的中原王朝的诞生。综上所述，距今4000年左右中华大地发生的大范围文化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的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多雨及其所造成的洪水频发）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自然环境的原因变化并非唯一或主要的原因，而且它对各个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其影响较大，黄河下游地区其次，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是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集团实力走下坡路的重要背景。然而，促使这些地区势力衰落的决定性原因应当不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可能是这些地区的势力集团在与华夏集团的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频繁的宗教祭祀活动又耗费着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由于气候变化而已濒临衰败的经济雪上加霜。这样，天灾加人祸，导致了这些曾经强盛一时的集团分崩离析，最终衰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夏集团由于其所处的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采用了正确的抵御自然灾害的对策，其受到的影响相比于周围其他地区来说，程度较轻。治理洪水的成功也使得华夏集团的凝聚力和首长的权威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同时，由于不断地受到来自四面八方集团的挑战和文化的影响，迫使华夏集团始终励精图治，保持活力，兼收并蓄，发展自己，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在文化上保持了持续发展，在社会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以及在王权的强化方面实现了质的变化，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距今4000年左右中原地区之外的周边地区的文化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新出现的文化是落后的，是真的出现了文化的倒退。诚然，在某些方面（如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蛋壳陶制作技术等），确实有退步之感。然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既可能是由于人群的迁徙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在习俗乃至观念方面发生变化所致。在发生文化面貌较大变化的地区（如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前后两个集团在文化方面并非毫无关系，而是出现了文化的重组，即不同地区的文化之间发生了交融。该地区原有的文化传统被扬弃，即部分文化因素被抛弃，部分文化因素被继承，同时，还吸收了其他文化的一些因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该文化的一些独有的文化因素，从而构成了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风貌。各地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有些方面与此前存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相比有“略逊一筹”的感觉，但这可能主要是社会以及文化习俗发生变化所致。这些新出现的考古学文化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亮点，如马桥文化的硬质陶器烧制技术、岳石文化的独特文字、朱开沟文化和四坝文化数量较多的青铜兵器和工具的制作和使用等等，都是如此。另外，在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都相继开始了使用和制作青铜器，并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 总而言之，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之后，周围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并非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退步，而是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即从原来的以自己的独自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在中原夏商王朝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就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而言，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到了商代二里冈期，商文化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的文明进程，使其逐渐融入到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系之中，从而掀开了中华文明和中华统一国家形成、发展的新篇章。（原文发表于《考古》04年1期 转载自：中国考古网）
考古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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