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玲玲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先秦史。）
中国古代族群的迁徙融合是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先进技术传播、提升社会生产力及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推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族群大迁徙大整合的时期,正是在这种大迁徙大整合的基础之上,黄河中下游地区得以形成大范围的早期族群联盟并诞生了最早的王权国家,率先迈入文明门槛,进而发展成为社会文明化进程的核心区域,并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华夏文明。本文拟从先秦时期的族群迁徙融合角度入手,探寻先秦族群迁徙融合对文明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
一、上古时期的族群迁徙融合与文明起源格局的改变
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的格局,苏秉琦先生曾根据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连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与古代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等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1]。从考古发现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北方辽河流域这三大区域都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中国由此进入邦国林立的万邦时期,但最终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率先迈入文明门槛,建立了最早的王权国家,改变了文明起源多源化发展的格局。这种文明起源格局的改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上古族群向中原地区的迁徙汇聚。
夏代建立以前的上古时期,族群迁徙融合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一种自四周向中心汇聚、然后再向周边辐射的态势,这种迁徙融合趋势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文明化发展进程中开始占据优势,为早期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具体来看,仰韶时期炎黄族群向中原腹地的汇聚,使中原地区形成了以炎黄为中心的族群联盟,中原族群的影响力开始扩大;龙山时代,以尧舜禹族群为中心形成的大范围的晋陕豫族群联盟,为中原地区率先进入国家阶段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文献记载,炎黄族群、东方东夷族群、南方苗蛮族群在上古不同时期都曾向中原腹地迁徙汇聚,展开了历史上最早的“逐鹿中原”之举。这种族群的汇聚之势,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族群联盟,为社会公权力的发展、王权的发展成熟及早期国家在该区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考古学上的体现便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主导性的、影响广泛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大范围的文化相似性。
炎黄族群最初活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地区。《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2](P336)姬水,徐旭生先生考证在今陕西省北部[3](P49)。姜水临近姬水。沈镕曰:“姜水,在今陕西岐山县东。”[2](P336)炎黄族群在陕西发展起来后,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资源,开始向其他地区迁徙,其中最重要的迁徙方向是由西向东进入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文献中记载炎黄部落建都立业之地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4](P2)《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初都陈,又徙鲁”[4](P4),陈即今河南淮阳。从兴于陕西到建都于河南,可见炎黄族群东迁之举的历史可靠性。至于其东迁路线,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族群“大约偏北,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沿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3](P50)。任崇岳先生认为炎帝族群“其一部分沿渭水向东迁徙,进入中原地区,主要活动于今河南及冀、鲁、豫交界地带,与当地的东夷、九黎等族群杂居相处”[5](P14)。
从与文献所载炎黄时期相对应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的分布发展来看,也可看出当时族群的迁徙融合态势。典型仰韶文化的三个一脉相承的发展阶段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其核心区域分别为陕西、豫西、晋南[6](214),呈现出由西向东再向北发展的态势,并且对豫中地区的大河村文化、豫西南的下王岗文化、冀南豫北的后冈一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在文化面貌上有较多相似性,甚至一度被统称为广义的仰韶文化。这与《史记》《国语》等文献所载炎黄族群兴于陕西、东迁进入河南影响广泛的史实有吻合之处。与炎黄族群东迁进入中原腹地大约同时,东方的东夷族群如太皞、少昊,以及南方的苗蛮族群等也曾分别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向中原腹地汇聚迁徙。在考古学文化分布上,这种内聚事实体现得非常明显。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庙底沟期,东方大汶口文化曾向西扩展进入河南,甚至深入豫中的郑州、豫西的洛阳地区,这些地区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典型墓葬[7](P50)。同时期,南方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也从南向北进入河南南部的南阳地区,尤其是屈家岭文化晚期,其影响范围甚至达到河南中南部的信阳、驻马店、许昌、平顶山、漯河、郑州、洛阳地区,鲜明地体现出周边族群向中原地区的迁徙汇聚态势。
炎黄时期周边族群向中原腹地的汇集迁徙,使各族群在中原地区发生了激烈冲突与融合,上演了历史上第一次“逐鹿中原”的历史事件,最终以炎黄族群结成联盟、黄帝族群取得中原地区的主导地位为结局。此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4](P3)此后,由于炎黄族群结盟联合发展,实力不断壮大,后裔分迁各地,为后世炎黄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奠定了重要基础。“相传炎帝族有四支后裔:烈山氏部落、共工氏族群、四岳部落、金天氏部落。进入中原后,各支又有了发展,繁衍为许多分支,如四岳姜姓,分离出齐、吕、申、许诸部落。”[5](P14)黄帝后裔更是分迁至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南、河北等地区,西周后建立了一系列姬姓古国,如韩、魏、郑、燕、虢、焦、滑、虞、霍、杨、芮等,影响深远。
炎黄之后的尧舜禹时期,族群间的交流融合频率加速、程度加深,黄河中游地区在炎黄族群联盟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以尧舜禹族群为主体的更大范围的“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7](P56),并且随着东方族群的加入,更是形成了扩展至山东地区覆盖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族群联盟。如《尚书·尧典》载舜担任邦国联盟首领后曾任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皋陶即是东夷族群的首领。《史记·夏本纪》中有“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4](P51)之载。皋陶、益都是当时东方族群的首领。禹担任部落联盟首领后,皋陶和益继续辅佐他,因此《史记·夏本纪》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4](P83)之语。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舜、禹所属的中原族群与皋陶、益所属的东方族群之间的联盟关系及族群间融合汇聚程度的加深。
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大范围的融合态势,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范围的文化相似性上。仰韶文化之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龙山时代,黄河中游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最早曾因文化面貌的大范围相似而被统称为河南龙山文化,其后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因其来源去向的不同可具体分为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黄河下游则统称为典型的龙山文化。虽然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各考古学文化族属不同、各有特点,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密切的,尤其是王湾三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非常强。可以说此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这反映的应该是黄河中下游区域大范围族群联盟的出现。这种政治局面是长江流域、北方辽河流域所不具备的特殊现象。同时期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虽然同样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邦国文明,但地域范围和影响力远不及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其次,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发展也体现出这种向中原地区的汇聚之势。如山东龙山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地区多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西部则多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6](P599),且与河南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这种分布趋势,也明确体现出东方族群由东向西的迁徙汇聚态势。
正是由于不同地区族群向中原地区的汇聚,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众多族群得以长期融合发展,形成大规模的族群联盟,为早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因为大规模族群联盟的出现会直接促进社会公权力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各族群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大的征战或工程建设等,能有效增加族群的认同感和族群联盟首领的权力,为王权的产生及强大、王权国家的建立提供重要条件。如尧舜禹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各族群联合起来开展了长期的治理水患活动,而治水活动必将促进社会公权力的集中,且势必提升首领的威信和权力。治水成功的大禹因“平治水土,定千人百图”而获得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在治水过程中强化了的公共权力是王权建立的基础,是集权与家天下的基础[8](P383),也是夏王朝得以建立的重要保障。
除了族群迁徙融合形成大规模族群联盟为早期国家建立奠定政治基础外,上古族群向中原地区的汇聚迁徙,也使中原地区能够在经济文化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成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代表,进而得以率先迈入文明社会。
考古发现揭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辽河流域社会发展基本上都进入了农业定居时代,各区域不乏交流互动和影响。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彩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非常广泛,但是这种影响并未能在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方面对其他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产生显著影响或改变。此时长江流域有发达的制玉、制陶技术,辽河流域红陶器和玉礼器并重,东方海岱地区也有先进的制陶制玉工艺等,不同区域均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且高速发展,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彩陶文明交相辉映,显示出鲜明的文明起源多源化特征。但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时代,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由于各族群向中原地区的汇聚迁徙,黄河中游地区成为族群交流融合的核心区域,各区域的文化因素也随之在这一区域被广泛接受并发扬光大,促进了这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的加速。首要的表现便是玉礼器及其内涵的发展。考古发现揭示,仰韶时期,黄河中游主要是仰韶文化所在区,盛行彩陶文化;但到龙山时代,随着族群的交流和迁徙融合,盛行于北方辽河流域、南方长江流域、东方海岱地区的玉礼器及其蕴含的玉礼文化体系,开始在黄河流域广为盛行,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腹地原来只盛行彩陶器,此时则玉礼器与陶礼器一起并行辉煌,玉礼器内涵的社会等级意识与等级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神权意识,在中原地区与陶礼器体现的族权意识相结合,为王权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9]。其次,随着族群迁徙融合程度的加深,最初萌发于黄河中游的冶铜技术开始盛行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为中原地区率先迈入文明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仰韶时期,由于自然资源和高温制陶技术的发展,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了冶铜技术的萌芽和少量铜器,尤其是黄河中游的陕甘地区,出现了采用合范法冶铸的青铜制品[6](P409),但这在当时只是个例,因为考古发现的非常稀少。到龙山时代,由于黄河流域大范围族群联盟的建立,冶铜技术也随着族群间的交流融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得以普及,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王油坊类型遗存、山东龙山文化的多处遗存都发现有红铜或青铜制品,以及大量的铜块、铜器残片、炼铜坩埚片、铜工具等遗迹遗物[6](P650)。而同时期的其他区域则很少见到冶铜技术的发展,只有长江中游地区个别遗址发现了冶铜技术,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冶铜技术的普遍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冶铜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黄河流域率先进入青铜文明时代奠定了重要的生产基础。
二、夏商族群的扩张迁徙与文明核心区的形成
夏商时期以夏商族群为主体的王权国家的建立,使夏商族群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融合中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族群迁徙融合以夏商族群的强势对外扩张为主。这种以夏商族群为主导的扩张性迁徙,使中原文化对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岭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也使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文明核心区。
夏王朝建立后,为增强实力、稳定政权,加强对周边地区和族群的控制,曾在刚建国时和国家稳定后,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张性外迁,主要的扩张方向是东、东南、南和西部地区,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夏王朝疆域,增强了国家实力。如夏禹时曾对南方三苗族群发动战争,使夏王朝的南方疆域扩展至南阳、信阳等地,影响区域更是远及长江中游地区;启继位后,曾西征西河、有扈氏,将西部疆域扩展至陕西东部地区。但太康继位后,因各种原因,导致夏族群实力衰弱,东夷族群趁机西进代夏,随后的几代夏王被迫四处辗转流徙;直到少康时,才在夏同盟族群的支持下再次复国,重新振兴夏王朝,并开启了夏王朝的全盛时期。
夏代中后期,夏族群的扩张迁徙步伐加快,在很多区域甚至直接改变了当地的文明化发展进程。文献记载南方长江流域的楚人、东南江浙地区的越人等,其先祖均与夏族群有密切关系,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族群支系的南迁扩展历程。《史记·楚世家》[4](P1689-1690)和《国语·郑语》[2](P468)中记载楚人近宗为鬻熊,其远祖与火神祝融有关,而祝融又与夏密切相关。《国语·周语上》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2](P29)所以有学者认为楚人先祖与夏族群有关。如姚汉荣先生认为楚人和夏人有着共同的先祖和“熊”图腾崇拜,楚人“是从原来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夏民族分化出来的”[10];刘玉堂先生认为楚国的始祖为祝融,该集团的早期居地位于今河南嵩山地区双洎河流域一带,与夏族群是一个统一的部族,在夏代前期、夏商之际和商末周初,不断南迁分化,有的仍活动于中原地区,有的远迁至江汉地区发展为楚人[11]。至于越人先祖与夏族群的关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4](P1739)可以说,夏族群支系南迁后,因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理念,得以成为这些相对落后区域的主导者和先驱者,从而加速了这些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发展。
夏族群向周边地区的扩张迁徙在夏代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中也有明确体现。首先夏族群南迁对长江中游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直接改变了当地的文明化发展进程。考古资料显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是龙山时期最为发达的地方文化,但二里头夏文化的南扩使该地区丧失了独立进入文明社会的机会,并逐步取代了石家河文化”[12]。二里头文化二期后,“长江以北的中游地区当时已处于二里头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典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在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已经处于绝对主导地位”[13]。其次,夏族群的扩张,对东南江淮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普遍。如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其中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14]。另外,在西部豫西、陕西地区也发现有多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遗存和遗物。如三门峡市的陕县、渑池一带的遗址中及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陕西关中东部地区华县南沙村遗址等地,多处发现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这些广泛存在于不同区域的典型二里头文化遗址、遗存和遗物,并不是仅有文化交流或影响就能形成的,应是夏族群随着夏王朝疆域的扩展迁入这些地区长期发展的结果 [7](P104-105)。随着夏族群的迁徙,夏族群的先进生产技术、意识形态等均随之在这些区域得到传承和发展,从而使夏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记忆长期流传。
考古发现揭示,商代商族群的扩张迁徙和族群融合,比之夏代范围更加广泛,族群融合的程度更加深入。商族群的扩张迁徙可分为商代前期和商代中后期两个时期,不同时期商族群的迁徙方向和战略重点有所不同。商代前期,商族群的扩张以西、南、北三个方向为重点。向西扩展进入陕西关中平原。从商前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看,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已有商人迁至关中平原东部;到二里岗上层时期,继续向西发展,扩展至关中西部和陕南地区。目前陕西地区被认定为商文化的遗存有近百处之多,经科学发掘的商代遗址、墓葬就有20多处[15](P197),这些广泛分布于陕西关中平原的商代早期遗址,鲜明地体现着商人势力在西部地区的分布状况。中原商文化向南方深入长江沿岸地区如江汉平原的湖北、湖南北部、安徽中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和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等,是商王朝前期向南方地区扩展迁徙的具体证据,同时也体现着商王朝扩张迁徙的两种不同方式和途径。一种是商族群南下建立城邑作为军事据点,以商族群为主体,加强对当地的控制,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此类扩张方式的典型代表。此类遗址在文化面貌、出土遗物的类型纹饰等方面与早商二里岗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其主体明显是商族群。另一种是商族群南下,在附属族群所在地与其统治阶层一起,参与当地的社会管理,以加强对附属族群的控制,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湖南石门皂市遗址等均是此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此类遗址的文化面貌中地方特色显著,以当地族群的文化特色为主,但因有商人的介入,也包含有大量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典型陶器和青铜器基本都可以分为两组,一组具有典型地方特色,另一组则与商代中原同类器基本相同,尤其是礼器有典型的二里岗早商文化因素,凸显着商文化的影响力。如“石门皂市出铜器的地层中出土的陶质分裆袋足鬲、宽平沿直腹高圈足簋、假腹豆、斝和红陶大口缸等,与郑州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12]。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内含着商人的大量迁入,因为典型商文化因素的普遍存在仅靠文化交流传播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徙定居和长期发展。商代前期商人的北迁目的地是冀南和晋南地区。商王朝派遣大量商族之民迁往该区域,建立城邑作为军事据点以加强和巩固统治,以削弱夏遗民的影响和反抗。山西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就是商王朝对晋南地区控制的重要据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均以典型的商文化因素为主体。
商代中后期,随着商王朝都城的北迁,商族群的扩张迁徙开始以东部和北部地区为主。早商时期布控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直接势力开始撤退,许多早商时期以商人为主体建立的城址开始被废弃,如湖北盘龙城商城、山西垣曲商城,其下限都不超过商代中期,应该与商人的撤退有直接关系。尽管此时商人主力已经撤退,但并不排除个别支系在当地的存续和商文化因素在当地的长期发展,因为随着商族群与当地族群的长期融合,商文化的一些因素已被当地族群接纳吸收,并不会因商人的撤退而完全消失,只不过不再占居主导地位而已。如江西清江遗址、新干大洋洲遗址等,发展到商晚期,地方土著文化的特色日益增强,商文化的因素则日益减弱[12]。商代后期的扩张迁徙以东部和北部地区为重点。在东方,商族群开始大量迁入东夷腹地,到商代晚期时,除胶东半岛及鲁东南部分地区外,今山东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商文化的覆盖区[7](P121),并且向东南延伸至靠近山东的江苏北部地区。由于都城的北移,商代中后期在北方地区的扩张迁徙地主要是河北和京津地区,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商族群向北扩张的重要据点。
夏商族群在不同时期的扩张迁徙,使夏商先进文化和技术随之传播至更广大的区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甚至直接改变了一些较落后地区的文明化发展进程。当时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制造技术、农耕技术等主要集中于王畿地区,因为从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的遗迹遗物来看,夏商王畿地区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区域:规模庞大的都城遗址,布局精巧构建华丽的建筑基址彰显着中原地区建筑技术的领先地位;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纹饰精美造型精致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遗物,彰显着王畿地区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大量武器和农业生产工具的集中出土,彰显了王畿地区强大的军事控制力量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与同时期周边较远地区的大型聚落或城址中出土的同类遗迹遗物相比,不管是在遗址集中程度和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中原王畿地区明显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夏商族群向各地的扩张迁徙,跟随贵族迁徙的必然有各类技术工匠。伴随迁徙的步伐,中原地区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尤其是青铜铸造技术也随之传播至周边各地,使西南、东南地区等原本相对落后区域的文明化进程速度加快,随后直接进入青铜时代。以商代青铜技术的传播为例,因为青铜器作为礼器是统治者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也是先进生产力即先进武器、工具的重要代表,因此商统治者对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是严格控制的。商代的铜矿开采地虽然有的位于王畿之外,但受商人严密控制,王室所用铜器的铸造则基本都是在王畿地区进行的,这从大量的铜器铸造遗址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但是随着商人的扩张迁徙,铸铜技术随之在各地兴起。从考古资料看,在“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时,长江流域的土著青铜文化几乎没有发展起来,这可能与当地原有青铜文化基础薄弱及早商王朝对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控制有关。二里岗时期之后,由于前此中原文化输入及晚商对周边地区控制力量的削弱,在商王朝的周边,大批当地青铜文化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洞庭湖周围、江西新干大洋洲、江苏宁镇地区等”[12]。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一部分礼器与商代青铜礼器完全相同,有些在纹饰和造型上有鲜明的商文化因素,有一些则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说明这些地区的青铜文明应该是在商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商族群因各种原因迁入这些地区后,青铜技术随之传入,当地居民开始学会青铜器冶铸技术,从而促使当地的文明化进程突飞猛进,直接进入青铜时代。可以说“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商周文明曾经扮演过积极的参与者的角色,长江下游新出现的文明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原商周文明的因素”[12]。随着夏商青铜技术的传播,青铜器的礼制内涵及其蕴含的等级秩序等意识形态内容也被广泛接受,为西周的统一及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夏商时期,除了夏商族群的扩张性外迁将夏商先进文化传播至周边地区外,夏商的同盟族群和附属方国受当时政治制度的约束,要承担朝觐、纳贡、戍卫等义务,这也产生了周边族群向夏商核心区迁徙的小范围的人口流动模式,为中原地区汇聚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吸收其他族群的文化因素提供了可能。夏商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16],即以夏商族群为主体,以内外服制度的形式,在畿内分封同姓诸侯以稳定疆域,在畿外设置军事据点并派驻贵族族众整体迁徙加强控制;同时,分封同盟族群或附属族群为外服诸侯,以广泛加强管理和控制。与国家建立之前的族群联盟相比,夏商王朝对同盟族群和附属族群拥有更强的主导权,这种强势的主导地位,使周边地区的资源得以集中于王畿所在的中原地区,从而使该区域成为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源发区,奠定了其文明核心区的重要地位。以夏商族群对铜矿资源的控制为例,因为夏商王畿地区所在地蕴藏制造青铜器的铜矿、锡矿资源并不丰富,所以对产铜区和铜矿资源的控制是保证夏商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早在商代前期,商人已经在长江流域的矿藏区设置有军事据点,如商人南下建立湖北盘龙城及控制江西地区,应该都与商人对长江流域铜矿资源的控制密切相关,考古资料证实“二里岗上层时期铜岭和大冶等地发现的大量开采和冶炼铜矿石的证据相吻合, 因为长江流域两个大的铜矿遗址——江西瑞昌铜岭矿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已经被商人开发利用”[17] 。
除以政治手段控制重要矿物资源以保证王畿地区需要外,由于夏商王畿地区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必然吸引周边族群向中心地区的汇聚,促进中原地区经济中心功能的凸显,使之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区和四方辐辏之地,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大量集中于王畿地区,进一步奠定了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区的重要地位。考古资料显示,“偃师二里头的贵族墓葬中出现了可能来自印度洋的黄宝螺或金环宝螺, 某些具有中亚特征的器物和纹饰也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中,说明夏代奢侈品的长距离贸易交换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到了新水平”[18]。另外在殷墟墓葬中,普遍发现有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贝。另外,辽宁岫岩玉、新疆和阗玉、黄金等也都在商王畿地区被大量发现[18]。这些珍稀物产在中原地区的汇聚,除了贡纳、战争掠夺等政治军事因素造成之外,应该与当时中原地区与其他区域的贸易往来密切相关。夏商族群的扩张迁徙,使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传播至周边广大区域,促进了周边区域的文明化进程。这种促进和影响虽然有强有弱,但因是先进文化的引领,从而加速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夏商周王畿地区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又不断吸引着周边族群向王畿地区的汇聚,从而使周边地区的资源、物产大量聚集于中原地区,使夏商王畿所在地的中原腹地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文明核心区。
三、两周时期的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文明的出现
两周时期,族群迁徙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与之伴随的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普及。至此,统一的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成熟,以黄河流域夏商周族群为主体、融合众多族群在内的华夏民族正式形成,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西周时期,全面推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使周族群呈现出强势的对外扩张迁徙趋势。周初为稳定政权加强统治,对周的同姓贵族、异姓功臣和先王之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旨在使他们开疆拓土建立诸侯国,以便拱卫王室、稳定国家、加强统治。《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周所分封的诸侯国为“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19](P1494)。《吕氏春秋·观世》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20](P72)。在分封制度下,获封者会带领自己的宗族和获封民众前往封地,这是一种授民授疆土的大型族群迁徙融合行动。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19](P1536)。这些被分给康叔、鲁公的殷遗民,必然要远离故土随迁至封国所在地。所以,西周分封制的直接结果便是周族群迁徙范围和周文化影响的迅速扩大,族群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西周贵族前往封国以后,对当地民众的统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推行周的礼乐文化如鲁国,使当地族群完全融入周族群、接受周文化;一种是因其俗而治其民,以齐国为代表,是一种逐渐同化的过程。西周分封制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相结合的族群融合方式,打破了夏商社会以血缘为主的社会统治方式,使西周时期的族群融合程度和广度远高于夏商时期,同时也更加稳定和有效,真正实现了大范围的族群融合和同化,为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分封制的实行,西周礼乐制度也随之在西周统治区和影响区全面推行并被广为接受,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从周代诸侯国遗址的文化面貌和青铜礼器的传播和分布中可见一斑。“不论从传统文献还是甲金文看, 周代中期及其后,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共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考古文化面貌的高度一致。”[18]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继承夏商时期就已存在的古礼,使礼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制度,西周礼乐制度的重要物化体现便是青铜礼乐器。从考古发现看,周代青铜礼器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在西周的直接统治区和重要影响区之内,即使远在“江南、两湖、四川都普遍发现了形态一致的西周青铜礼器”,而且“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18]。考古资料显示的西周考古学文化与青铜文化的高度统一,“表明当时各区域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政治思想内涵、等级观念等,都与中原周王朝的礼制文化基本一致”[18]。这充分说明西周的礼乐制度随着西周王朝统治的稳定,已成为当时统治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被各诸侯国和边缘地区广为接受和认可,这是华夏民族统一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前提。
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乐征伐不出自天子,西周时严格的礼乐等级制度被不断破坏和僭越,社会混乱、诸侯争霸使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或覆灭成为常态,造成了各国人民长期处于流徙状态中。族群间的迁徙融合虽然混乱无序,但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地缘政治基本取代血缘政治。文献记载当时的族群迁徙主要包括诸侯国国都迁移所造成的举国大迁徙,如郑、韩、赵、魏等诸侯国的国都都曾进行过一次或多次搬迁。随着国都的迁徙,国内民众也随之迁徙至新都,与当地民众融合发展;诸侯国被灭后形成的举国迁徙,如秦攻下楚国郢都时,楚国曾举国由南向北迁徙至河南淮阳,后又几经迁徙在钜阳(今安徽阜阳市北)、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均立过都城,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内,楚国的大量人口从长江中游长途迁至淮河中游,规模之大、距离之长,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罕见的[21](P24-25)。还有杞、许、蔡等中原小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多是辗转迁徙寻求安全之所。这些诸侯国迁徙大多是王室贵族与国内贵族和普通民众一起的举国迁徙,但这种迁徙因是频繁的和大范围的,这就促使族群融合在地域上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不同区域族群的大融合和大混居。这不仅仅是西周时期因封国而形成固定区域的族群融合,还为战国后期以地缘统治为基础的郡县制统治方式及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除诸侯国混战引发的族群迁徙融合外,周边的戎狄族群趁着周王室力量衰弱、诸侯混战,开始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交错分布。这种混居一方面加剧了不同族群间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直接激化了思想意识形态“华夷之辨”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后汉书·西羌传》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22](P2872)当时,周边的夷狄族群大量涌入中原地区,在与中原族群的混居杂处中,产生的首要问题便是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的冲突和差距。由于西周时期礼乐制度的普及,在西周的控制区和影响区已普遍接受了西周礼乐文化,这与未接受西周礼乐文化的戎狄族群在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方面都有区别,这便是“华夷之辨”思想出现的根源。“华夷之辨”强调的是中原族群在礼仪制度、典章制度、衣冠服饰、社会习俗方面的一体性和同一性,强调其与戎狄异族的差异,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常见以“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称谓来强调华夏族与夷族的区别。“华夷之辨”反映的是统一民族意识的形成,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说明华夏民族在此时已经由夏商时期的自发民族正式发展形成自觉民族,即真正的民族,其主体成分便是以中原夏商周族群为基础、接受和认同西周礼乐文明的西周众多属国和方国人群。而进入中原地区的戎狄蛮夷族群,长期处在华夏文化的熏陶中,其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也逐渐向华夏族靠拢,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的纷争与迁徙,大部分都融入到了华夏民族之中,成为秦汉以后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东周时期各种因素形成的族群大迁徙大融合,最终导致了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先秦族群迁徙融合在文明化进程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古族群向中原地区的汇聚迁徙,使中原地区的文明化中心地位和作用得以凸显,促进了文明起源由多源向一体的转变。夏商族群的扩张性迁徙,使中原地区成为当时的文明核心区,极大地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两周时期,大范围的族群迁徙融合使西周礼乐文明得以普及,促进了统一民族意识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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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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