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涵，指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一组具有特征的实物遗存，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属于同一时期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共同体。这里所说的‘实物遗存’一般是指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一组陶器，也包括具有自身特征的石跺等生产工具，以及各种材质的装饰品，还包括独特的建筑形式、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等。”——《中国考古学大辞典》
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识别考古学文化过程中，陶器是最主要的观察对象，因为陶器是遗址中数量最大、最主要的人工遗存类别，而且是易碎品，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变化速率较快，对社会变化反应比较“敏感”。因此，考古学家研究史前社会就主要依靠观察陶器的形态、组合这一类的现象，并通过它们的变化情况来划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如果仅仅限于研究一堆陶器本身，肯定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创立考古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所谓“透物见人”，因此，一个或一群遗址是属于哪群人的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1911年科西纳第一次提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前提就是坚持直接族群——历史比较的思路，科西纳认为“器物类型可以用来分辨文化，而清晰可辨的文化区是过去部落和族群栖居范围的反映”。1929年柴尔德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和阐释，搭建了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理论框架。这就基本奠定了基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族群的理论范式。
但具体到哪个考古学文化和传说中的哪个族群对应，什么情况下可以对应，什么情况下不能对应，对应到哪个层次？这都没有固定的范式。有不少学者觉得主观随意性比较大，进而反对轻易将考古学文化和传说中的族群之间轻易划等号。
不少考古学家都意识到考古学文化擅长对史前社会进行宏观的观察，拙于微观分析。这个并不是说考古学文化不能做微观分析。而是没有文献记载辅助情况下，在微观上将某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小类型和传说中的某个族群划等号比较难，尤其是在探寻文明起源阶段的某个族群核心人群起源的时。一旦我们去探寻族群核心人群起源，就会陷入历史复杂性的漩涡之中，这个问题从考古学文化本身出发或依赖一两个、两三个简单的解释模型都是很难解决的，需要多学科的协同配合研究。
文明起源阶段往往存在一小群人征服融合其他族群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一个大公司的成立发展壮大的过程，几个核心人物就能滚雪球般成为一个数十万人的大公司。实质原因就在于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不同于先前的血缘氏族社会，上层统治阶层可以是血缘氏族内部产生，也可以是外部产生。
举个例子：关于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秦人起源问题，假如完全撇开文献记载，我们能否确定秦人核心人群的起源呢？我觉得比较难。
关于商人族源，我们从二里岗文化往前推至下七垣文化，有的学者甚至一路推到了辽西一代，这个方法单纯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说，思路肯定是正确的。那么照这个思路，我们以确定的东周秦国的考古学文化为起点，一步一步向前追溯，去寻找西周秦人的考古学文化。刘庆柱早前提出秦文化渊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80年代北大考古系在甘肃省毛家坪发现了西周秦文化遗存，据赵化成分析毛家坪遗存中陶器组合形态与周文化有关；屈肢葬、西首葬等葬俗又与甘青古文化有关，这样一来考古学文化内部就不统一，因此他主张对秦文化渊源不宜过早下结论。牛世山从陶器组合出发，认为秦文化起源于先周文化，是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最近发掘的甘肃清水李崖遗址，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子”封邑，发掘的秦文化墓葬中“随葬品多以周代的鬲、簋、盆、罐为主，部分器型具有明显的商式风格 。”考古队队长赵化成先生认为，李崖遗址发现的秦人墓葬，说明秦文化在西迁之初商文化色彩浓厚，这些考古成果非常有力地证实了秦人、秦文化来自东方。这个结论我以为应该是结合了文献记载，如果没有文献记载的影响，以墓葬形制和“部分”器形恐怕也不好肯定秦人来自东方。
总结一下，就是若整体观察，秦人活动区域考古学文化以陶器为研究对象的话，面貌主要接近周人和西戎，我们很难从陶器组合出发找出秦人核心人群起源地。之所以现在东来说占上风，是因为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再加上结合文献记载找到的秦人早期遗址墓葬。葬俗的变化相对比较慢，这是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
按文献记载，迁到西部一带的秦人应该是非常小的一个族群，有一个从小向大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融合了不少的周人、戎人，核心秦人占的比例应该是比较小的。因此，如果撇开文献记载，单纯从整体上观察以陶器面貌为主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很探寻出秦人核心人群的起源地在哪里。
商人起源研究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目前商人起源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观察之间就存在冲突。参考秦人起源研究，如果我们能找到商人早期居住地，再找到墓葬，再有保存较好的人骨的话，结合体质、分子人类学研究大概率能解决商人起源问题。难点就在于怎样找到商人的早期遗址，当时部族方国林立，一个比较大的聚落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控制范围有限，文献记载汤灭夏时商才方七十里，早期势力更小，上甲微时伐有易还得借河伯的军队，可想而知早期的商人能有现在一乡镇之地就不错了，所以寻找商人早期遗址难度系数很大。夏人起源情况就更复杂了，商人还有先公的世系记载，夏人只能追溯到大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探寻族群起源时面临的问题很多，完全依靠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很难理清楚，还必须结合文献记载。这样一来，我们理想当中考古和文献严格的二重证据法就不存在，现实操作中还是文献指导考古，考古证明文献，相互交织，有循环论证之嫌。这个问题徐良高老师的《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一文有精辟的论述。
本文随想随写，加上水平有限，肯定有不少谬误之处，还请各位老师、朋友们给予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