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现为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阶段性成果之一。）
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当与部族之间的战争事件相关。据此或可切实建立部分考古学文化和部族之间的对应关系，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
1引言
有一种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对证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格局和文化面貌上的巨变现象，这是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15]本文拟对龙山时代的两次文化巨变和尧舜禹时期两次大规模部族战争的关系进行对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公元前2100年左右，正值气候干冷期，迫于生计的北方人群、中原人群渐次南下，寻求更适合的生存环境，当属禹征三苗的根本动因。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62]。
陶寺屠城、稷放丹朱之后，陶唐氏部族在晋南极度衰弱，但不会消亡。陶寺晚期文化就保留了陶寺文化的部分特征，如斝、扁壶等陶器以及玉器等，或许陶寺晚期文化就是新来的姬周文化和陶唐氏文化的融合体。而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应该就是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陶寺文化的深层背景[90]。
商先公契至冥生活的时代约当龙山后期，其时在冀中南至北京一带分布着后冈二期文化涧沟型和雪山二期文化，陶器以卷沿橄榄形罐和卷沿有腰隔甗最为典型，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先商文化[107]。大约二里头文化二期，这两种陶器，加上来自晋中的卷沿锥足跟鬲，就构成下七垣文化[108]，或者先商文化漳河型[109]——晚期先商文化的主体器类。后冈二期文化涧沟型和雪山二期文化受到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较大影响，也有双鋬肥袋足鬲等北方文化因素，正与其先为帝喾和简狄的记载吻合。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2]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徐旭生所说的“传说时代”下限至于殷墟时期。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4]“原史”（Protohistory）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介于史前和历史时期之间。参见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第93~95页。
[5]蒙文通和徐旭生分别提出中国上古“三大民族”和“三大集团”说，内涵大体一致，说明古史传说自有合理逻辑。参见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第35~45页；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1期，第1~28页。
[7]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8~270页。
[8]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0~275页。
[9] “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部分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李伯谦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有联系，但又不是等同的概念。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但其中总有一个族是为主的、占支配和领导地位。”参见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第41～47页。
[1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54~165页；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
[14]比如关于夏文化，就有很多不同说法。参见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前言”第5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16]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17]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上限，我们以前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新测所谓“最早”的数据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方燕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15年2期，第18~32页）。王湾三期文化的下限，洛阳盆地当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界，二里头一期最新拟合数据在约17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31页）。
[18]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之交的年代，我们以前推定在约公元前2200年（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根据新测年数据拟定为约公元前2100年。
[19]指第一、二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
[20]指第二、三期遗存。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9～80页。
[21]指第一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第3～46页。
[22]指第三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第11～42页。
[2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2015~2016年田野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2017年3期，第14～49页。
[24]以安徽蚌埠禹会遗存为代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我曾经将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分为A、B、C三群，其中A群为石家河文化因素，B群为龙山文化因素。参见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26]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7]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8～145页。
[28]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
[29]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6～168页。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7）》，大象出版社，2007年。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32]龙山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普遍发现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古城寨、牛砦遗存发现炼铜坩埚片，王城岗、新砦遗址出土铜容器残片；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发现红铜铜铃、砷铜容器残片、铜齿轮形器、铜环等。中原地区这些铜容器的发现，表明已经拥有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与西方长期流行的石范技术有别。可见龙山时代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铜器铸造传统。
[33]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6月，第84～96页。
[34]靳松安：《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1期，第31～38页。
[35]我曾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结合王湾三期文化等的年代，推断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根据新的测年研究，其下限以调整到公元前2100年为宜。参见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以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晚期遗存为代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1期，第3~22页。
[39]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3～294页。
[40]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4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1期，第36～41页。
[42]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6期，第39～44页。
[4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1期，第36～41页。
[4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鹰首笄也见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钟祥六合等遗址出土的冠状透雕玉饰也见于山东临朐朱封大墓和山西襄汾陶寺M22。
[4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1期，第3~22页。
[47]天文学者认为《墨子·非攻（下）》所说“日妖宵出”当为日全食引起的“天再旦”“天再昏”现象，并计算出公元前2104年在湖北、陕东南、河南南部偏西地区有一次“天再昏”现象。参见江林昌：《夏商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48]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49]《通鉴外纪》一注引《隋巢子》、《汲冢纪年》。
[50]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古代文明（第5卷）》，2006年，文物出版社，第55~69页。
[5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第592～600页。
[5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7～59页。
[53]文献还记载尧、舜曾对三苗进行征伐，如《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竹简《六韬》：“舜伐三苗”。但很可能这只是禹征三苗传说的变体，即如《今本竹书纪年》；“帝（舜）命夏后征有苗”。即便真有尧舜伐三苗事件，其战争后果也无法和禹征三苗相提并论，否则苗民既已服从易俗，为何禹还要大规模征伐三苗？参见徐旭生：《尧、舜、禹（下）》，《文史》第四十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页；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第9～27页；庄春波：《舜征三苗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1期，第36~42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文物》2001年5期，第77~83页。
[54]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第1～12页；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夏文化研究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197～204页。
[55]《竹书纪年》（《文选·六代论》注引）：“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56]《国语·鲁语上》：“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大戴礼记·帝系》：“颛顼生鲧”。
[57]《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孙庆伟认为这证明“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参见孙庆伟《鼏宅禹迹》，三联书店，2018年，第389页。
[58]《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被“分封”的氏族可能都属于广义“夏”部族集团的范畴。
[59]安金槐最早提出王城岗古城为“禹都阳城”说。参见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第38～39页。
[60]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安金槐等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王湾三期文化）已经进入夏代；李伯谦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我先曾经论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之初已进入夏代，而二里头文化是“少康中兴”之后的文化，后调整为新砦类型才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的文化。参见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第69～71页；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第38～39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第41～47页；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第120～125页；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61] “天门石家河、钟祥六合、澧县孙家岗、荆州枣林岗等遗址墓葬中所见龙山后期小件玉器，与石家河文化和更早的屈家岭文化都缺乏联系，而与中原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有相似之处。如形态较一致的鹰形笄不但见于肖家屋脊、孙家岗、枣林岗，还发现于禹州瓦店甚至陕北；类似的兽面形冠状饰既见于肖家屋和六合，也见于临朐朱封和陶寺大墓。可见禹征三苗前后不但有中原华夏文化南进，同时还有东夷文化的渗入。”参见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62]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6期，第39～44页。
[63]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6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65]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36～338页。
[6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第15～24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7期，第46～56页。
[67]石峁聚落的中心地位是早就知道的，但没有想到遗址会如此庞大。我以前这样说过：“石峁聚落面积达90万平方米，防卫设施完备并发现珍贵玉器，极可能就是陕北超级聚落群的中心”。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68]石峁以东约60公里的山西兴县碧村石城聚落，虽有75万平方米的规模，也有中心建筑和玉器，但其体量与石峁不可同日而语。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第25～33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兴县文物旅游局：《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6期，第4～17页。
[69]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2～266页；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6月，第84～96页。
[70]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页。
[71]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6版。
[72]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第179～204页；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4～86页。
[73]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74]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
[75]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页。
[76]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36～338页。
[77]临汾盆地龙山前后期文化，先前我分别称其为“陶寺类型”、“陶寺晚期类型”，后改为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第307～346页；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45～354页。
[79]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1期，第17～23页。
[80]《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另：《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
[81]《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82]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
[83]另《诗·小雅·六月》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原”一句。朱熹《诗集传》以为“大原”即今太原。
[84]《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
[85] 在豫西南、鄂西北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当中，时见源自晋西南的釜形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而晋西南陶寺、清凉寺等墓葬中常见朱砂葬，而朱砂原料很可能来自豫西南鄂西北地区（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2期，第56~72页。）
[86]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三十九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26页。
[87]《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
[88]《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89]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4期，第34～38页；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162～179页；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123页。
[90]韩建业：《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163页。
[91]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第41～48页。
[92]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也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我认为其形成于公元前4千纪的“庙底沟时代”。参见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第59～69页；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3]《孟子·离娄下》：“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可见战国西汉就存在舜是“东夷”还是“冀州”之人的分歧。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第50～59页；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三十九辑，1994年，第1~26页；王克林：《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虞舜部族起源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1期，第20~23页。
[94]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170页。
[95]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第50～59页。
[96]《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陈为有虞氏舜后，其地在豫东淮阳。
[9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7年3期，第3~13页。
[98]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第179～204页。
[9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100]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101]《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102]《今本竹书记年》（王国维疏证）：“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王国维疏证：“此因《山海经》引《纪年》有‘殷王子亥’，故设迁殷一事。”）“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帝孔甲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帝癸三十一年，大雷雨，战于鸣条。”
[103]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综论宝鸡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历史价值》，《文物》1976年6期，第31～39页。
[104]《水经·渭水注》引，《通鉴地理通释》引作番。
[105]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
[106]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卷6期，1963年。
[107]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2期，第48～54页。
[108]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93页；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源》，《华夏考古》1995年4期，第59～67页。
[109]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110]李民：《<禹贡>与夏史》，《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中州书画社，1981年，第52～53页；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30页。
[111]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页。
[112]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第1138~1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