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核医学专家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等. 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管理指南(2024版) [J] . 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 2024, 44(6) : 359-372. DOI: 10.3760/cma.j.cn321828-20240125-00034.
前 言
部分放射性碘难治性(radioactive iodine-refractory, RAIR)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进展迅速、预后差,诊治不规范,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焦点。自《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诊治管理共识(2019年版)》[1]刊出后,基于分子特征进行甲状腺癌精准诊疗的理念已逐步形成,多项临床试验结果展示了多种分子靶向药物治疗RAIR-DT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多手段联合治疗策略正日益展示其应用前景。同时,RAIR-DTC的临床诊治也面临诸多新的困惑和挑战。为此,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核医学专家委员会等多个学会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在综合共识出台后涌现的研究证据基础上,形成了针对RAIR-DTC的诊治管理指南。
本指南推荐条款的产生参照推荐评估、制定与评价的分级(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s, GRADE)方法,给出推荐强度等级及证据质量分级(表1)。全文涉及RAIR-DTC的界定、分子机制、预测与判断、综合处置及随访管理4个方面,共计27个临床问题,形成42条推荐条款,以期进一步推动RAIR-DTC的精准诊断、综合评估及规范化临床处置。
一
RAIR-DTC的界定
问题01
RAIR-DTC的界定
在排除残留甲状腺、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刺激不充分、体内稳定性碘水平超标等可能降低131I-全身显像(whole body scan, WBS)反映病灶摄碘能力的前提下,出现下列临床情形之一即可界定为RAIR-DTC:(1)所有已知DTC病灶均不摄碘;(2)尽管部分或全部病灶摄碘,但131I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进展的特征至少包括以下之一:结合患者的血清学肿瘤标志物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或Tg抗体(Tg antibody, TgAb)水平升高,原病灶增大或出现新发病灶;原有疾病相关症状加重、出现新发症状或死亡等。界定为RAIR-DTC者,尤其是131I治疗后不摄碘者,直接从后续单一131I治疗中获益的可能性极低[2],通常不建议进行单一131I重复治疗,后续治疗应结合患者个体化病情进行多学科讨论和决策[3]。
推荐1:RAIR-DTC的常见临床情形为结构性病灶在131I-WBS上表现为不摄碘或尽管部分或全部病灶摄碘但治疗后(1年内)疾病进展。建议RAIR-DTC患者停止单一131I重复治疗,进行多学科管理和临床决策(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二
RAIR-DTC的分子机制
问题02
RAIR-DTC的发生机制
RAIR-DTC表现出去分化特征,甲状腺特异分子表达明显下降,其中以钠碘同向转运体(sodium iodide symporter,NIS)的表达下降或功能异常最为重要。70%~80%的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可发生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大鼠肉瘤型三磷酸鸟苷酶家族(rat sarcoma type GTPase family, RAS)突变或转染重排(rearranged in transformation, RET)/PTC、神经营养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neurotrophin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NTRK)重排等基因改变,导致受体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B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NIS表达下调,这是RAIR发生的主要机制。此外,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Smad同源物3(Smad homologous 3, Smad3)、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Notch等多种信号通路也被证实影响NIS的转录水平。
在表观遗传学上,多种致癌信号可导致NIS、TSH受体(TSH receptor,TSHR)等基因启动子过度甲基化,或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修饰组蛋白,抑制NIS等的表达[4-5]。在转录后水平,microRNA的调节可影响甲状腺癌分化基因表达,而PI3K信号通路的激活、磷脂酰肌醇糖基锚生物合成U类(phosphatidylinositol glycan anchor biosynthesis class U, PIGU)表达下降等则会抑制NIS糖基化,影响其正常细胞膜定位[6]。
综上可见,RAIR可能是多基因改变、多种信号通路激活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基因转录、表观遗传学、转录后修饰等多种机制。
三
RAIR-DTC的预测与判断
问题03
分子检测对RAIR-DTC的预判
由于RAIR是一种病灶对 131I治疗抵抗的状态,目前并没有明确针对RAIR-DTC的组织病理学特征界定。
DTC主要与BRAF和RAS突变有关,两者为癌变过程中的早期驱动事件[7]。RAIR-DTC与肿瘤去分化有关,第5版WHO甲状腺肿瘤分类结合肿瘤形态特征、突变和转录组学特征,提出RAS样和BARF样肿瘤[8],BRAF样肿瘤比RAS样肿瘤更易去分化,因而与RAIR更相关[9]。
高级别非间变性甲状腺癌包括高级别DTC和低分化DTC,其中约50%为RAIR-DTC[10],通常由DTC以遗传多步骤的方式进展而来,常表现为在BRAF、RAS或少数基因融合(常为RET或NTRK3)等早期驱动基因变异基础上,继发侵袭性突变,最常见的是端粒酶反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启动子、TP53和少数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isoform, PIK3CA)等后期分子事件[11]。
推荐2:建议对DTC,尤其是高级别DTC、低分化癌,常规行 BRAFV600E、RAS、RET、TERT、TP53等分子检测以指导RAIR的预判及后续治疗(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问题04
血清学检测对RAIR-DTC的预判
有研究显示,对于伴有远处转移的DTC患者,131I治疗后抑制性Tg较治疗前下降小于25.3%则预示着很难从下一次131I治疗中生化获益[12];血清Tg检测受体内TgAb干扰,检测患者血清Tg应同时检测TgAb[15]。
推荐3: 131I治疗后Tg较治疗前下降不明显或上升提示RAIR-DTC可能;需注意TgAb对Tg测量的干扰(弱级推荐,低质量证据)。
问题05
超声、CT和MRI对诊断RAIR-DTC的价值
超声、CT和MRI是131I治疗前后评估局部及远处病灶常用的影像学手段,结合131I-WBS可评估131I疗效以及判断是否为RAIR-DTC,并监测疾病进展[3,16-19]。
超声是评估甲状腺床及颈部淋巴结病灶的主要手段[16-17]。广泛淋巴结病变(咽旁、咽后、锁骨下和纵隔淋巴结)、甲状腺外侵犯(病灶与气管、食管粘连、管腔变形、局灶性黏膜不规则或增厚)可采用相应部位的CT、MRI检查进行补充[18-19]。胸部CT是评估肺部转移灶的首选影像学方法;MRI对RAIR-DTC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灶独具有优势;CT和MRI均可用于评估纵隔、腹部、骨骼等部位的转移灶。
推荐4:超声、CT和MRI是131I治疗前后评估局部及远处病灶常用的影像学手段,结合131I-WBS、病灶大小及数目变化可帮助评估131I疗效及进展,协助判断RAIR(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问题06
核医学分子影像对诊断RAIR-DTC的价值
131I-WBS+SPECT/CT是DTC 131I治疗期间预评估、评价疗效、寻找病灶、再分期、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的重要方法。DTC病灶分化程度越低,侵袭性越强,常呈现摄碘能力和18F-FDG亲和力反转现象(flip-flop现象)。无论病灶是否摄碘,如其同时伴有18F-FDG摄取增高,均提示患者从131I治疗中获益降低[20]。18F-FDG PET/CT与131I-WBS+SPECT/CT结合可全面评估肿瘤负荷[21]。
除18F-FDG PET/CT外,新型肿瘤放射性探针也逐渐被应用于RAIR-DTC的探测。对于部分18F-FDG显像阴性者,靶向整合素受体的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Arg-Gly-Asp, RGD)显像及靶向前列腺特异膜抗原 (prostate 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PSMA)的68Ga-PSMA PET/CT显像有助于识别RAIR-DTC病灶[22-23],并有望指导后续PSMA介导的放射性配体治疗(177Lu-PMSA)[24]。小样本研究显示,核素标记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 FAPI),如68Ga-1,4,7,10-四氮杂环十二烷-1,4,7,10-四乙酸(1,4,7,10-tetraazacyclododecane-1,4,7,10-tetraacetic acid, DOTA)-FAPI对RAIR-DTC病灶的探测能力高于18F-FDG[25-26]。此外,核素标记生长抑素受体类似物,如68Ga-DOTA-D-苯丙氨酸1-酪氨酸3-苏氨酸8-奥曲肽(DOTA-D-Phe1-Tyr3-Thr8-octreotide, DOTATATE)、 68Ga-DOTA-1-萘丙氨酸3-奥曲肽(DOTA-1-Nal3-octreotide, DOTANOC)可作为18F-FDG显像阴性时的补充手段[27-28]。
推荐5: 131I-WBS+SPECT/CT是判断RAIR-DTC的重要依据(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6: 18F-FDG PET/CT适用于评估非摄碘DTC病灶的糖代谢状态;18F-FDG PET/CT与131I-WBS+SPECT/CT结合有助于全面评估全身肿瘤负荷(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7:新型肿瘤核素显像剂可作为18F-FDG PET/CT诊断RAIR-DTC的补充手段(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四
RAIR-DTC的综合处置及随诊管理
问题07
RAIR-DTC治疗前临床评估的目的及评估内容
RAIR-DTC患者自然病程差异较大,应定期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评估,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决策(图1),进而保证出现症状或进展时患者能及时接受有效的干预手段,同时避免对稳定或缓慢进展患者的过度治疗。
临床评估内容主要包括:(1)肿瘤负荷。针对肿瘤病灶最大径≤1 cm者,可选择TSH抑制治疗下积极监测;肿瘤负荷较大者(单病灶最大径>1~2 cm或靶病灶之和≥4 cm[29]),则建议综合多种因素考虑个体化治疗。(2)肿瘤进展速度。无可评价或可测量病灶时,血清Tg倍增时间(Tg doubling time, Tg-DT)可间接评估肿瘤进展情况[30];存在可评价或可测量病灶时,肿瘤体积倍增时间(tumor volume doubling time, TV-DT)可从三维空间角度评估病灶进展速度[31]。对RAIR-DTC在1年内进展者建议积极干预治疗[32-33],而当疾病稳定无进展时,可考虑定期随诊监测。(3)转移病灶的位置和数量。转移病灶少或集中于1个脏器(寡转移)时,可选择局部治疗;病灶多或者涉及多器官时,可考虑系统治疗和(或)局部治疗;某些特殊情况,如承重部位骨转移或孤立性脑转移等,建议优先局部治疗。(4)伴随症状。伴发肿瘤相关临床症状时,建议积极行系统治疗。
推荐8: RAIR-DTC患者的随诊管理中应定期进行全面的临床评估,制定个体化的处置方案(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9: RAIR-DTC患者的综合评估一般从血清学和影像学两方面进行,包括肿瘤负荷、肿瘤进展速度、转移病灶及伴随症状等内容(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01
TSH抑制治疗下随诊监测
问题08
TSH抑制治疗下随诊监测的适用情形
TSH抑制治疗下积极随诊监测主要适用于如下情况:患者无症状;低肿瘤负荷;疾病稳定或微小进展[34]。一项针对PTC伴不摄碘性肺转移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显示,仅采取TSH抑制治疗期间,患者中位Tg变化速度为每个月0.03 μg/L,中位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可长达54.4个月[35]。
推荐10:对于疾病稳定或进展缓慢、低肿瘤负荷的RAIR-DTC患者,可采取TSH抑制治疗下积极观察的策略(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09
TSH抑制治疗的目标及药物剂量调整
对RAIR-DTC患者,抑制治疗应达到TSH低于0.1 mU/L的目标(尤其对于体内尚存在摄碘病灶者),但也应结合TSH抑制治疗不良反应的风险评估予以适当调整[34,36]。应注意,大多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可能影响甲状腺激素的疗效,其可能机制包括TKIs治疗相关性腹泻引起甲状腺激素吸收不良、抑制单羧酸转运蛋白第8亚基(monocarboxylate transporter 8, MCT8)依赖性甲状腺激素摄取而减少后者对垂体的抑制等[37]。故应加强随诊监测,及时调整甲状腺激素剂量以控制TSH水平。
推荐11:对RAIR-DTC患者,可将TSH控制低于0.1 mU/L,并结合患者基础状况调整控制目标(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12:应加强对RAIR-DTC患者TSH抑制治疗期间的随诊监测,及时调整甲状腺激素剂量以控制TSH水平(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02
局 部 治 疗
问题10
RAIR-DTC局部治疗的适用情形和主要策略
局部治疗旨在缓解局部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延长生存时间,其适应证主要包括以下情形:(1)呼吸道梗阻;(2)复发或转移灶引起消化道梗阻或者出血;(3)病灶侵犯或压迫中枢神经;(4)有症状的骨转移或者病灶在负重部位的无症状患者;(5)单发的远处转移灶;(6)其他伴有明显临床症状或侵犯关键部位可能造成重大风险的情况。
局部治疗的策略主要包括手术切除、外照射、消融治疗、125I粒子植入治疗等[38-41]。有手术指征者应优先选择手术治疗。若患者拒绝或不适宜再次手术时,可以考虑选用其他局部治疗策略,根据患者个体化病情单一或联合应用上述治疗方法。
推荐13:对单发、伴有局部临床症状或可能造成潜在风险、侵犯周围重要脏器及组织结构的RAIR-DTC病灶,可采取局部治疗(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14: RAIR-DTC局部治疗的策略包括手术切除、外照射、消融治疗、125I粒子植入治疗等,有手术指征者应优先选择手术治疗(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11
RAIR-DTC的手术治疗
对RAIR-DTC评估、决策手术治疗时,应区分2种情况:对于初始即不摄碘性局部或远处转移病灶且有手术指征时,应积极手术治疗[42];而对于已经接受包括多次131I治疗等多手段综合治疗后的患者,是否可以手术切除复发或转移病灶,以及采取何种手术方式,需要多学科讨论,全面评估,审慎决策。对于无法即刻手术、病灶有严重威胁者,靶向药物的转化治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43]。一项系统性综述显示,在局部晚期、无法手术的DTC患者中,约81%的患者在经过靶向治疗后可行手术治疗,其中47.6%的患者可达到R0切除[40]。
推荐15:手术是RAIR-DTC病灶局部控制的综合手段之一,需多学科、全面评估,审慎决策(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12
RAIR-DTC的外照射治疗
外照射主要适用于 RAIR-DTC复发或转移灶无法手术切除或切除后仍有肉眼或镜下残留者。对于脑转移、骨转移等,尤其伴有局部疼痛或压迫等症状者,外照射治疗是优选的局部治疗手段[44-45]。
临床上,通常需要根据病灶部位、患者基础情况和既往治疗等多因素综合评估,选择合适的局部放疗技术和剂量分割方式。尽可能采用适形调强、立体定向等精准放疗技术。质子或重离子放疗因“布拉格现象”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疗效[46]。可釆用常规分割或大分割等不同的剂量分割方式,后者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和经济学优势。
推荐16:外照射可控制或改善局部RAIR-DTC病灶,对于脑转移、骨转移可作为优选手段(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17:推荐适形调强、立体定向放疗等精准放疗技术,可采用常规分割或大分割等不同的剂量分割方式,在保护正常组织器官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肿瘤区照射剂量(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13
RAIR-DTC的消融治疗
消融治疗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RAIR-DTC复发或转移病灶无法手术切除者[39];病灶侵犯气管、食管、血管、神经等重要结构者[40];患者自身原因无法耐受手术(如合并严重慢性疾病、无法耐受麻醉等)。
对RAIR-DTC病灶进行消融治疗时:(1)可根据病灶大小选择固定消融或移动消融法[47];(2)病灶与颈部重要结构解剖关系密切时,需采用液体隔离法提高消融治疗的安全性[48];(3)消融治疗术后即刻行超声造影检查,明确病灶消融范围,造影后消融治疗区域呈无增强表现[49]。
推荐18:针对无法手术切除、侵犯重要结构的RAIR-DTC复发或转移病灶,可采取消融治疗或消融姑息治疗(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19:使用移动消融法、液体隔离法等关键技术进行消融治疗,术中及术后需行超声造影检查,明确病灶消融范围(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14
RAIR-DTC的125I粒子植入治疗
125I粒子植入治疗可用于:无法手术切除的RAIR-DTC颈淋巴结、软组织转移病灶[41];影响功能的骨转移病灶[50]。
为保证125I粒子植入治疗RAIR-DTC的规范化实施:(1)需要多学科协作,在超声、CT或MRI引导下进行;(2)术前根据粒子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制订计划;(3)术后进行验证,明确是否达到术前的TPS治疗计划目标[51]。
推荐20:无法手术切除的RAIR-DTC复发或转移病灶,可采取125I粒子植入治疗(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推荐21:建议125I粒子植入术前制定治疗计划,在影像引导下进行粒子植入治疗,术后进行验证,明确是否达到治疗目标(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03
系 统 治 疗
问题15
RAIR-DTC系统治疗的适用情形和常用策略
对于无法局部治疗和(或)全身多脏器受累的有症状或肿瘤快速进展的RAIR-DTC患者,系统治疗是常用的手段[52]。一线系统治疗的标准选择是TKIs,针对一线耐药者,目前虽然在国外已有卡博替尼获批[53],但在我国尚无标准二线治疗方案。针对此困境并基于循证证据,也可采用一线没有暴露过的同类药物[54]。特定性RET或NTRK抑制剂对具有RET或NTRK融合基因的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故针对伴有此类基因变异特征者被优先推荐。免疫治疗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仅适用于极少数具有高肿瘤突变负荷的患者[55]。
推荐22:系统治疗适用于无法局部治疗和(或)全身多脏器受累的有症状或肿瘤快速进展性RAIR-DTC患者(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1
单一治疗模式
(1)化疗。
问题16
RAIR-DTC化疗的适用情形及策略
化疗目前仅推荐用于其他系统治疗方式或临床试验不适用的情况。阿霉素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唯一批准的化疗药物。近年来,负载阿霉素等的纳米粒子药物有望通过改善其在肿瘤部位选择性聚积及滞留,从而提高化疗效果[56]。
推荐23:仅在其他系统治疗方式不适用的情况下考虑系统性化疗(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2)靶向治疗。
问题17
RAIR-DTC靶向治疗前评估的目的、主要内容及启动时机
靶向治疗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综合的临床评估,其目的主要包括:了解肿瘤负荷及进展速度,以把控治疗指征及时机;作为基线用于后续的动态疗效评价;了解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状况,便于管控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其具体评估内容及考量见表2。
严重营养不良、肿瘤恶液质患者均不宜进行靶向治疗。如存在症状性脑转移或骨转移等多脏器转移者,可考虑先行外照射等局部治疗控制病灶后再启动靶向治疗。
启动靶向药物治疗的时机目前还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年龄、病理类型、肺转移灶大小、转移部位、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肿瘤相关症状、基线肿瘤负荷及TV-DT等多种因素会影响靶向治疗的疗效,进而提示上述因素在治疗时机决策中具有重要意义[29-30,58,61-63]。整合上述因素形成评分体系,有助于精细化指导靶向治疗启动时机,相关研究尚待进一步开展[64]。
推荐24:靶向治疗前应对RAIR-DTC患者进行全面、综合的临床评估,了解患者一般状况、合并基础疾病、肿瘤相关症状及体征、肿瘤部位及负荷、进展速度等,便于把控治疗指征、评价疗效及管理不良反应(强推荐,低级质量证据)。
推荐25:合并严重基础疾病者应结合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等在多学科讨论下慎用靶向治疗(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26:存在症状性脑或骨转移者,可考虑针对病灶局部治疗后再启动靶向治疗(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27:短期(1年)内发生影像学疾病进展者应考虑靶向治疗(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28:启动靶向治疗前,可考虑对病灶进行基因检测,以明确是否存在特定的基因突变或融合变异,便于指导靶向药物的选择(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18
多靶点激酶抑制剂治疗RAIR-DTC的临床获益
多靶点TKIs在RAIR-DTC治疗中占重要地位,各种TKIs的临床研究主要结果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获批情况见表3[33,53,59-60,65-6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阿帕替尼及仑伐替尼(在65岁以上人群亚组)外其他多数TKIs没有展现出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的获益。由于缺乏头对头研究及入组人群的差异,尚无法明确上述药物疗效方面的优劣。在最近的一项选用仑伐替尼或索拉非尼作为一线治疗进展性或症状性RAIR-DTC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相较索拉非尼,仑伐替尼展示了更长的患者PFS(13.3和35.3个月)和更高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24%和59%)[68]。
问题19
特定性靶向药物治疗RAIR-DTC的临床获益
目前临床可及的特定性靶向药物的作用靶点、临床研究主要结果及NMPA获批情况见表4[69-75]。该类药物临床疗效更强,且不良反应更低,已逐渐成为RAIR-DTC靶向治疗的新生力量。
问题20
RAIR-DTC靶向药物的选用原则
多靶点TKIs的临床试验均为安慰剂对照研究,尚缺乏靶向药物之间进行比较和验证的随机对照研究,因此临床实践中靶向药物的优先推荐顺序目前尚无定论。基于仑伐替尼在SELECT研究及其事后分析中展示出更长的患者PFS及更高的ORR[58,65],该药在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Network,NCCN)、欧洲肿瘤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CSCO指南中均被优先推荐[36,76-77]。
对存在特定性基因变异(RET或NTRK融合)的RAIR-DTC患者,普拉替尼、赛普替尼、拉罗替尼等特定性靶向药物因在临床试验中显示了更高的ORR及更优的安全性而被优先推荐。
除了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也是影响靶向药物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常用靶向药物安全性数据对比详见表5[33,59-60,65-67,69-70]。因此,进展性RAIR-DTC靶向药物的选择需全面多方位考量,并结合药物可及性、社会经济因素及患者自身意愿等,制定患者获益最大化的治疗决策。
推荐29:针对症状性或疾病快速进展的RAIR-DTC患者,推荐多靶点激酶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强推荐,高等质量证据)。
推荐30:对RET或NTRK基因融合阳性的有症状或疾病快速进展的RAIR-DTC患者,推荐相应特定性靶点激酶抑制剂治疗(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推荐31:在平衡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同时,还应综合考量可及性、社会经济因素及患者自身意愿等,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3)免疫治疗。
问题22
RAIR-DTC免疫治疗的临床获益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冷肿瘤”,除了极少数高肿瘤突变负荷的患者,甲状腺癌特别是DTC的免疫治疗效果比较有限[71-72,79]。在联合多靶点TKIs方面,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联合仑伐替尼在一项针对RAIR-DTC的前瞻性Ⅱ期研究中的ORR达到了62%,1年PFS率为74%,但是否优于标准的仑伐替尼单药治疗还需要随机研究的验证[73]。
推荐35:除了极少数高肿瘤突变负荷的患者,免疫治疗无论单用还是联合靶向治疗,其临床获益并不确切(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4)其他治疗。
问题23
RAIR-DTC的其他治疗策略
针对RAIR-DTC,除了前面所提常规治疗方案,必要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治疗策略,如药物联合治疗(双靶联合、靶免联合、双免联合)、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eptide receptor-radionuclide therapy, PRRT)、放射性配体治疗、中医中药治疗等。
RAIR-DTC患者可出现骨转移,治疗策略主要包括:外科手术、外照射及核素内照射治疗、双膦酸盐类药物治疗等,可根据患者个体化病情及病程阶段采取其中一种或多种治疗方法,以达到缓解骨痛、提高生活质量及预防骨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的目的。
对于无积极抗肿瘤治疗指征的RAIR-DTC患者,应给予临终关怀支持治疗,包括充分镇痛、营养支持及并发症处理等。同时,要重视患者及亲属的心理干预,通过舒缓疗护减少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帮助其享有安全舒适。
推荐36:在无更佳治疗方案可选时,建议经讨论后采取药物联合治疗、PRRT、中医中药等治疗方案(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推荐37: RAIR-DTC伴有骨转移可采用外科手术、外照射及核素内照射治疗、双膦酸盐类药物等方案,以达到缓解骨痛、提高生活质量及预防骨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的目的(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2
联合治疗模式
问题24
系统治疗联合外科手术在RAIR-DTC的应用
对于局部侵犯重要器官的RAIR-DTC,如初始评估难以实现R0、R1切除,可根据患者个体化病情进行术前新辅助或转化治疗,以期通过缩小肿瘤体积提高完整切除率,该模式同时具有杀灭肿瘤微转移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潜在优势。
新辅助或转化治疗手段包括化疗、靶向治疗等。一项单臂Ⅱ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安罗替尼进行新辅助治疗的局部晚期DTC患者,ORR达到76.9%,61.5%的入组患者达到了R0/R1切除[43]。亦有研究者尝试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用于术前新辅助治疗。索凡替尼联合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receptor 1, PD-1)单抗治疗局部晚期DTC的Ⅱ期临床研究证实,ORR可达到60%,10例入组患者中有9例均实现了R0/R1切除[80]。目前,新辅助治疗还存在诸如药物选择、手术指征、用药方案等问题,仍需大规模前瞻性临床试验证实。
推荐38:当复发或转移病灶侵犯或压迫呼吸道、消化道等重要器官,对其中的潜在可切除者,可考虑系统治疗联合手术的围手术期治疗模式,推荐积极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强推荐,低质量证据)。
问题25
药物诱导分化后联合131I治疗在RAIR-DTC的应用
目前,BRAF抑制剂达拉非尼和维莫非尼、MAPK激酶(MAPK kinase, MEK)抑制剂曲美替尼、RET抑制剂赛普替尼、NTRK重排抑制剂拉罗替尼等均有提高摄碘能力并进行后续131I治疗的报道[81-85];其中以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方案研究最多,且相关Ⅱ期临床研究已显示出良好获益,38%的患者在再分化诱导后的131I治疗后6个月达到部分缓解,提示药物诱导分化后联合131I治疗的广阔前景[86]。然而现有研究方案如药物选择、摄碘能力评价、疗效评估节点以及纳入患者临床特征等均各异,长期获益仍待深入研究。
推荐39:部分特定性靶向药物或可提高、恢复RAIR-DTC摄碘能力,使患者从诱导分化后131I治疗中获益,但现阶段尚无充足证据支持其作为常规诊疗方案(弱推荐,低质量证据)。
04
治疗监测及随访管理
问题26
RAIR-DTC的疗效监测
RAIR-DTC患者接受局部或系统治疗后,应定期进行血清学及影像学疗效监测和评估。血清Tg检测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肿瘤全身负荷情况,作为RAIR-DTC疗效监测和随访管理的便捷手段[87]。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RECIST)1.1也适用于RAIR-DTC治疗疗效的评价[87]。分子影像在肿瘤早期疗效评估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基于18F-FDG PET/CT定量比较RAIR-DTC病灶葡萄糖代谢变化的实体瘤疗效PET评价标准 (PET response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PERCIST)可评估患者接受靶向药物治疗后的代谢疗效反应[88-89],并且与PFS相关[90]。
推荐40:应用RECIST1.1标准在RAIR-DTC治疗后评估疗效(强推荐,高质量证据)。
推荐41: 18F-FDG PET/CT等核医学分子影像技术在RAIR-DTC随访及疗效监测中具有一定价值(弱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问题27
RAIR-DTC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的监测和管理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靶向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概率接近100%,其中部分药物大于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严重不良反应导致剂量减少、中断及停药比例最高分别可达87.4%、80.6%,76.0%及18.8%,治疗相关死亡率为1%~2.3%[33,59-60,65-67,69-70]。靶向治疗不良反应的发生个体间差异明显。
RAIR-DTC患者靶向治疗用药前处理基础疾病和用药中严密监测,可降低不良反应概率。网状细胞信号传导的旁路代偿作用可诱导机体耐受,故早期不良反应防治是患者能否耐受的关键[91]。严格执行不良反应分级治疗。发生大于3级的不良反应或重要器官受损,应及时停药或减量。建议多学科评估后制定治疗策略。建议多学科讨论再次用药指征,严密监测下用药,保证安全。总之,应执行预防、监测及分级治疗并行的策略[92]。
推荐42:靶向治疗不良反应个体差异明显,应执行预防、监测及分级治疗并行的策略(强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编审委员会成员
组长:林岩松(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
副组长(按姓氏拼音排列):陈立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郭晔(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科);王卓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头颈外科);武晓泓(浙江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张波(中日友好医院超声医学科);张越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执行组长(按姓氏拼音排列):黄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核医学科);王任飞(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温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核医学科)
编写委员会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列)
曹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核医学科);陈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头颈外科);陈立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冯方(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核医学科);郭晔(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科);何霞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侯晓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黄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核医学科);李飞(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李丽(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肿瘤内科);李林法(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李小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李雪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林岩松(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柳卫(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刘志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陆克义(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罗渝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超声诊断科);钱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头颈外科);王昊(青岛市市立医院肿瘤科);王任飞(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王叙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王颖(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核医学科);王卓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头颈外科);温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核医学科);吴巍(吉林省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武晓泓(浙江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徐书杭(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杨爱民(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杨辉(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张波(中日友好医院超声医学科);张越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
审阅委员会
审阅委员会组长:汪静(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审阅委员会专家(按姓氏拼音排列):安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核医学科);白春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程若川(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房居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高明(天津市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葛明华(浙江省人民医院头颈外科);蒋宁一(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核医学科);李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核医学科);李思进(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核医学科、分子影像精准诊疗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李兴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李亚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梁军(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肿瘤内科);刘绍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罗全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单忠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石洪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核医学科);谭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核医学科);滕卫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田文(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徐白萱(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核医学科);汪静(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核医学科);吴世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化疗科)
秘书组(按姓氏拼音排列):董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核医学科);傅晓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李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邱李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孙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核医学科);佟君羽(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核医学科);魏岚(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核医学科);张英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