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聪手捧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公墓 | 1979年4月30号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错误，应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松江府人。著名翻译家，《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等，次子傅敏整理的《傅雷家书》，流传甚广。
傅雷家是松江府的大户，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因冤狱病故，母亲持家，没钱了就卖地，卖到最后只剩下400亩……所以还是那句话，若是穷人家的孩子，傅雷不可能上大学前就已经学了英文和法文。
1949年以后，战争没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好消息。文人愿意投身革命，对毛泽东对党也是有感情的，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领导，去做一些事情。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原本上海作协和市委宣传部想保住他，后来中央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了填充名额，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把傅雷加了进去。那时候，傅雷就起过自杀的念头。
傅雷建国后从香港回到大陆，据说带着毒药，意思是如果局面好，就给国家干，如果不好，宁可死。所以他很早就有这个打算。
他内心还是一个‘士’，‘士可杀，不可辱’，要死就死，老派文人这个底线还是有的。
1966年，文革爆发。傅雷在6月3日写给傅聪的信中说到：
言辞间可以看出，一开始傅雷并不排斥，而且多少还有些激动。
傅雷的自杀和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也有关系，1949年以后，傅雷只挂过一个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虚职，傅雷档案里的‘闲散劳动力登记表’，是傅雷亲笔填的。
反右以后，傅雷的译著因为不愿化名而无法出版，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照顾为他预支稿费，但这仅有的收入来源实在难以支撑，后来朱梅馥不得不写信让傅聪寄些食物回来。
1966年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7点多离开。
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了，领头人是钢琴系教师后升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常去他家听傅聪从波兰寄回来的音乐会唱片。
抄家持续了四天三夜，也让义无再辱的傅雷走上绝路。多年后，李名强曾在香港告诉媒体，红卫兵把袖章给他戴上，“我能不去吗？谁会愿当反革命？”
9月3日凌晨，在被上音红卫兵连续批斗四天三夜后，傅雷夫妇在“疾风迅雨楼”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
当时，傅聪、傅敏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保姆周菊娣因此成为傅雷夫妇之死唯一的目击者。
傅雷遗书
老舍比傅雷大九岁，在二人的各自的书信集里没有看到有过来往，但是二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都留学伦敦，都有过外遇，都对毛主席有崇拜，都非常脆弱，一旦风雨来袭，自杀。
1966年8月24日，老舍自沉太平湖，一周后的9月2号，傅雷在家上吊。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墓志铭上刻的是他在家书中的原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