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刊《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3期，感谢作者及原刊授权转载。
跨越半个世纪的写作与复原：
文学史上的失踪小说《九级浪》
（陈昶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九级浪》是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却一直处于失踪状态的小说。该小说由作家毕汝谐创作于1970年秋，曾短暂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随即销声匿迹。九十年代起《九级浪》开始进入到各个版本的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之中，因没有留存的文本仅依据口述，因而文学史的叙述中多有谬误之处，一直沿用至今。《九级浪》的复原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工作，最终由两代保存者的接力、在原手稿“残稿”与微缩胶片“手抄本”的对照辨认以及原作者的“勘误”的共同努力下，完整的《九级浪》得以最终出现。复原《九级浪》不仅是因为文本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得以回到文学史的具体情境之中，在文学的“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张力与“缝隙”之间，重新看待与理解小说的意义。
关键词：
《九级浪》；原手稿；手抄本；复原
一
文学史上的失踪小说《九级浪》
《九级浪》是一部几乎被遗忘的当代小说，它产生于1970年，曾与《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等文学作品一起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随后便销声匿迹，直到目前也并未有一个完整的版本面世。但同时，《九级浪》作为上世纪70年代的“潜在写作”与“手抄本”的代表之作，被广泛记录到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与研究著作之中，并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对于一个没有完整的内容与版本甚至于只是通过口头流传的形式进入到文学史视野与文学研究中的小说，《九级浪》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作者毕汝谐曾经将《九级浪》描述为“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1，精准地概括出了这部小说的精神内涵。最早将《九级浪》这部小说引入到文学研究视野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在该书中，作者杨健给予了《九级浪》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地下文学”的“基石”2，并指出“在文革期间再也没有其它小说能达到《九级浪》的艺术水平。”3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于《九级浪》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空白的状态，只有陈思和和王尧二位学者对这部小说有所关注，他们的关注各有侧重，王尧主要是从史料的角度来谈《九级浪》的文学价值，认为它 “堪称‘文革’地下文学的第一本小说”4，并连接起从《九级浪》到《顽主》这条小说创作的内在线索。陈思和强调的是《九级浪》的文学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他在文章中说：“作为‘文革’时期的一部民间潜在写作，《九级浪》的文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因为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作品，文本里的语境与今天的社会环境相差实在太大，如果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今天的读者理解起来可能会感到困难。但如果把小说文本里展示的一些生活场景，与‘文革’简单地等同起来，也会产生对历史的误解。我的理解，这部小说并不自觉地展示了某种普遍性的生命意义，就是描写了青春残酷的主题。”5杨健、陈思和、王尧三位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九级浪》这部小说，尽管角度不一，各有侧重，但无疑都是肯定了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
与对《九级浪》的高度评价有所不同的是，如果我们翻阅当代文学史著作，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文学史版本中都提及了这部为研究者关注不多的小说，但无一例外是将其置于1970年代的潜在写作与“手抄本”文学的范畴内，除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在论述“手抄本”时并未提及到小说《九级浪》外，在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通论》都将《九级浪》与其他几部潜在写作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公开的情书》、《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6等相提并置，作为手抄本小说的代表作。从这几本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之中，不难发现的是，相比其他几部手抄本小说而言，《九级浪》的介绍是最为简略的，往往只提及作者和小说的名字，以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为例，在介绍手抄本小说类型的时候，《第二次握手》、《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与《九级浪》被归纳到“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7类型，书中对《第二次握手》、《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四部小说做了细致、深入的阐述和分析，但对《九级浪》并未做进一步的介绍与描述。
长期以来，对《九级浪》小说本身以及其文学史价值的高度评价与文学史著作中的寥寥两笔的记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当然是由于《九级浪》的小说当时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文本，没有像《第二次握手》与《波动》等以“手抄本”或者完整的原手稿保存下来。因此文学史上对它的介绍基本都是源自于1993年出版的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这本书中的叙述。杨健在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九级浪》小说，包括对故事内容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讲述、对女主人公司马丽的形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对小说的细节展开了丰富、细腻的描述，最后对小说的语言和思想内涵也有所阐述，但根据杨健所言，他自己也从未见过原稿或者抄本，对于小说的故事内容也是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获得8，而此后的文学史著作都是以上述史料为依据和叙述范本，也正因如此，杨健书中关于《九级浪》叙述的诸多错误也被沿用至今。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首先就是作者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中，《九级浪》作者是“毕汝协”，之后各个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但是在《毕汝谐的自白》一文中，作家本人使用的是“毕汝谐”一名，在文末，他提到：“老了老了，重新使用毕汝谐这个名字，以便与《九级浪》相衔接，并申明叛逆写作在我生命中的决定性意义！”9尽管从后来整理出来的原手稿与手抄本中均为有见作家的署名，但是从这篇文中可以看到，“毕汝协”一名应该是小说在口头流传中的所造成的误传。另外，在杨健书中，对于小说的篇幅有如下的记录：“《九级浪》的篇幅虽然不很长，有十万字上下，但是其内容分量和历史跨度已经构成长篇。”10这是目前唯一可见到的对小说长度进行描述的文字，但是根据笔者搜集、整理的由原作者毕汝谐修订完成的完整版《九级浪》，文本总字数为42717，与该书中所讲的十万字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也并不属于长篇小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书中，除了作者的名字和小说的篇幅以外，在小说的故事讲述上，也存在许多的不实之处，例如，书中描述司马丽是父亲和小老婆生的，但是在原小说中，司马丽的母亲并非是“小老婆”，而是“厨娘”；故事的最后，与杨健书中讲述的两种结尾都不相同，既不是与朋友在“老莫”餐桌前的对话，也并非是与司马丽同去山西插队，而是男主人公陆子独自茫然地行走在街头，内心酝酿着的《九级浪》，最后回归到现实情景之中。
这些关于《九级浪》的误传，主要是因为目前研究者对于小说的信息源头最初是来自于口述而缺乏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因此尽管《九级浪》已被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所普遍记录和叙述，甚至于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是它却一直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形，与《九级浪》产生的时代和特殊年代下的文学存在及流通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
二
《九级浪》的写作与流存
《九级浪》创作于1970年，它的产生与当时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有直接的关联。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或文学圈子早出现在1967年前后，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时常在一起郊游聚餐、相互之间借阅书籍，也尝试文学创作，这是后来在1970年被称为地下文艺沙龙的最初形态。11到了1969年底，经历了几年的沉寂，文学、艺术的小圈子在青年中再度活跃起来，互动与交往也更加频繁，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哲学、绘画、音乐和文学等，在相互的交流和刺激下，将年轻的生命热力和思考转换为创作的冲动与欲望，小说、诗歌等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孵化下发生，并且形成了一股创作的潮流。正如当时的一个经历者所说：“圈子虽然不能解决令人困惑的人生问题及诸多烦恼，但它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场，人只要进到里边去就会感到被一种强力的向心力揪住了。那时候大家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突破口’，大多数人投身诗歌，像北岛、多多、芒克都是从70年代初期就开始写诗的，大概这和中国人几千年的诗歌情结不无关系；还有人写小说、研究哲学和美学，很像古希腊那个时候的氛围，诗人自由创作，哲人自由探讨，相互关涉，彼此时有往来。在那个时候，每个圈子各有自己的内部动力，期间自然少不了一些文人相轻，说起来也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还是意气相投，才使得这个圈子不停的旋转了起来。”12
《九级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当时众多的地下文艺沙龙中，有一个以返城知青黎利为核心的圈子，在她的身边也聚集一批对哲学、文学以及艺术感兴趣的青年人，这里就包括后来写出了《九级浪》的作者毕汝谐。黎利曾提到，毕汝谐的《九级浪》是缘于她所提供的的素材，并且受到了她的激发而创作出来的。13这与毕汝谐本人回忆《九级浪》创作的时间线也基本吻合，在《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一文中，作者提到《九级浪》创作于1970年的深秋，而在此前一年即1969年，他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游历，“跑了很多地方”14,1969年深秋，在青岛给陕北插队的朋友去信，信中谈到了对《九级浪》的构思15。回京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16从这里可以看到，小说从获得素材、构思到完成写作，不过一年时间。完成后，作者交给几位好友阅读很快就收回了原稿，没想到的是，《九级浪》由此就出现了“手抄本”这种文学形态。
当代文学史上的“手抄本”是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一些后来写入文学史的文学作品，都曾开始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这首诗一时间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和传抄者，有同代亲历者描述过这样的情形：“郭路生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山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兵团和云南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17除了一些“手抄本”在当时传抄范围之广以外，在传抄中经历读者的再创作也是一部分“手抄本”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特点，因此有的作品甚至于在读者中同时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例如前面提到的《第二次握手》便是如此。18不同的“手抄本”有着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文学与传播形态，因而对这些“手抄本”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也各有不同，但这些各具特点的“手抄本”研究又从整体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当代文学的可能，从而构成了我们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开启”。
刘禾：《持灯的使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而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九级浪》似乎并没有经历以上两种“手抄本”的局面。最早将《九级浪》作为手抄本小说来提及的是诗人多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九七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毕当协19的小说《九级浪》、甘灰里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20在多多这篇文章之后，作为手抄本小说的《九级浪》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开启了其作为手抄本小说的论述路径。杨健在他的书中说：“《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21另一篇文章也谈到了《九级浪》在当时的影响力：“一时间，‘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成为那时最有趣的符号之一，被人们争相传告。”22这些文字都描述了《九级浪》作为手抄本小说在当时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连毕汝谐自己也说：“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23与《第二次握手》目前仍能在网上找到诸多抄本的情形不同的是，《九级浪》的抄本是处于失踪的状态，关注《九级浪》的学者王尧也曾指出《九级浪》传抄的范围似乎没有《第二次握手》那样广泛，因而无法找到完整的抄本。24与《九级浪》有关的一位当事人鄂复明也提到杨健遍寻《九级浪》而不得的情形，可见“传抄范围极小且时间短暂，以致无从存世。”25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看到《九级浪》作为“手抄本”在当时传抄的具体情形，但是从目前抄本留存的情况看，我们可以推论《九级浪》的“手抄本”是没有如同《第二次握手》一般经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抄以及再度创作的环节的。
以上所追溯的是《九级浪》这部小说写作的过程和它作为“手抄本”在当时的传抄情形，如果说《九级浪》的手抄本是处于长期失踪的状态，那么它的原手稿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时至1974年，活跃了四五年的地下文艺沙龙开始转入低潮，同时各种手抄本小说也被查抄，查抄的种类繁多，既有像《第二次握手》、《波动》、《九级浪》这样的小说，也有所谓的“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等。根据毕汝谐回忆，他和当时的女友商议决定暂将《九级浪》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岛屿上，他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埋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26时过境迁，等待新时期再度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27因此，《九级浪》的手稿就这样被保存了下来，而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九级浪》原稿是一个有部分损毁的残稿。
三
漫长的复原：《九级浪》的重现
前文提到将《九级浪》再度带回人们的视野是诗人多多的所写《1970-1978 北京的地下诗坛》这篇文章，随后经由杨健书中对这部小说较为详细的介绍而被逐渐写入了各个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之中。但笔者也指出，在这样的一个写作路径下，《九级浪》的文本其实一直是处于未被公开的状态，而杨健书中的介绍则成了文学史关于这部小说的书写最为重要乃至是唯一的来源。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长久以来，一方面是文学史著作中对于该小说所进行的介绍与描述，另一方面是这部小说本身却始终无缘为文学史研究者所见。
不仅是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者，即使是对于作者本人，也同样没有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文本。1999年，毕汝谐写了一篇名为《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的文章，在文末他表达了寻求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抄本的愿望：“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28不久之后，在另外一位当年的朋友刘自立的文章中，也表示了寻找《九级浪》却困难重重的情形：“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贴出了这个告示。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29尽管作者和其朋友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来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小说，但此后，却并未有《九级浪》的手抄本小说被发现。时隔七年之后，王尧在《覆舟之后的“玩主”》一文中，再次提到《九级浪》的“手抄本”，并表示“不知道完整的手抄本在哪儿”30，文中说：“过些日子，朋友又来电说，现代文学馆也无《九级浪》的手抄本。我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也没有发现，倒是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两种手抄本。”3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尧先生专门提到2010年4月从时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叶凯蒂教授处获得了一份《九级浪》文稿的扫描件，并说明这份文稿可能为作者的原手稿，而并非“手抄本”，“而到目前为止，并无《九级浪》手抄本的消息”32。作者随后说：“因此，我宁愿相信，现在我读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颐和园’本。”33如果根据文中提出的该文稿是多年以前（2010年之前）毕汝谐从纽约所寄以及文稿中缺损几页相关细节来看，可以确认的是，这份《九级浪》文稿确为小说的原稿（残稿，缺16页）而并非找到了“手抄本”。
时至2010年，距离《九级浪》小说写作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却一直还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难以完整的面貌示人，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寻找和呼吁完整的“手抄本”的声音，但寻找的结果并不理想。不过从时间发展的线索来看，《九级浪》在经历了写作、传抄、保存、遗忘、再度被提及并被写入文学史直至寻找的声音不断出现的过程后，《九级浪》的复原也似乎呼之欲出了。
《九级浪》的复原是一个跨越十年的漫长过程，如果说《九级浪》小说能最终得以复原，那么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首先是赵一凡先生，他是使我们能看到完整版《九级浪》最为关键的人物。赵一凡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地下文坛的一个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收藏者，他保存了大量的“手抄本”的诗歌、小说以及其他文学资料，在很多的回忆与研究的文章中都有提到，这里就不再赘言。虽然前文也提及目前未有任何《九级浪》的完整版本被公开，但是幸运的是，在赵一凡处保留了一份当年的《九级浪》手抄版本34，这个情况在赵一凡的朋友徐晓与鄂复明的文章中都有提及。徐晓在文中说：“最让我好奇的是手抄本小说和诗，在一凡那里，这些全部被翻拍成照片，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记得清楚的有《九级浪》、《芙蓉花盛开的时节》35。”36鄂复明更直接证实了赵一凡曾保存了《九级浪》的手抄本版。他在《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一文中提出：“而赵一凡先生1988年辞世后遗留下来的微缩胶片，在我的书柜中静置了二十余年，其中就有《九级浪》手抄本的全稿（仅缺少第53页）。”37
《九级浪》手抄稿微缩胶片
从徐晓和鄂复明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目前唯一能搜寻到的《九级浪》“手抄本”是由赵一凡用微缩胶片所翻拍而留存下来的版本。如果没有赵一凡的翻拍，《九级浪》可能永远都不能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出来，因此后来的保存者鄂复明也表示：“每每触及那盒很少翻检的旧物，对一凡这‘堂吉珂德’式的壮举，心中泛起的仅仅是苦涩的记忆；只有读完《九级浪》胶片的录入文本后，我才深深叹服赵一凡先生的远见卓识，没有他来保存这一作品，如《九级浪》这至今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的重要文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只好流为传说，后世的文学史家有理由对一个没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缄默甚至质疑。”38
正因为有了赵一凡先生对《九级浪》手抄版本的留存，才有了而后第二代保存者鄂复明先生对其的尝试性还原工作。根据鄂复明的记录，时至2009年他首次读到刘自立的《教我如何来想他！——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才得知《九级浪》竟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公开发行或发表，2010年《九级浪》的微缩胶片手抄本被捐赠给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鄂复明同时将其进行了扫描并以电子文件的形式保存，而复原的工作直到2015年初才正式进行，鄂复明说：“我不想再等待了，我决心利用春节期间乱糟糟的零散时间，来做这项繁琐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录入工作。”39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鄂复明也指出了个中的不易：“但胶片尚停滞在图片文件阶段，且翻拍时页面曝光不均以及原件手抄字体的辨识困难，《九级浪》的内涵，对我依旧是个谜。”40尽管鄂复明已经尽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辨认的困难和缺损的第53页，《九级浪》的复原工作并不顺利。因此，鄂复明决定将赵一凡所保存的微缩胶片手抄本与毕汝谐所提及的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原手稿“残稿”进行对照，以求还原一个完整的《九级浪》小说文本。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九级浪》残稿，是作者抄写在 20X18规格红方格稿纸上的手稿……现存残稿页码标至第132页止，其间缺少第9、10和第15至24页，共计12页。实存120页。再经与手抄本文稿对照，发现第132页之后至文尾约缺失4页，故手稿全文应为136页。如此断续缺失多达16页（约占全文12％）的文稿……”41
《九级浪》手稿残稿，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两个版本的彼此对照中，一个相对完整的《九级浪》文本逐渐产生，鄂复明进一步说明：“我根据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的文本，其中大量的缺失和谬误，经与手稿残稿互为参照，得到近乎完美的填补与校订，以至于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在下一步的校订工作中，退而降至为框架层次。手抄本微缩胶片原缺失的‘第53页’，也从残稿中得到完整补缺，仅此项就增添约520余字。”“我的录入文本中，因微缩胶片翻拍时曝光不均，造成边角处部分字体无从辨识甚至“消失”，以及原件的抄写疏漏，零散缺字共约300有余。这些缺字的90％从残稿中得到修正，剩下的主要集中在手稿残稿缺失部分的最后四页，由于无从参照，只好存疑。至此，我已得到缺失仅为34个字的《九级浪》文本。”截至2016年，通过两代保存者赵一凡与鄂复明共同默默的复出与努力，在《九级浪》原手稿“残稿”与“手抄本”相互对照下，一个只缺“34字”近乎完美的《九级浪》版本终于产生，可供读者和研究者阅读。
《九级浪》手稿残稿，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2016年，整理好后的《九级浪》小说及一组相关的回忆文章刊发在《史料与阐释》的第五期上，笔者在这组稿件的按语中曾说：“从史料整理到文学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试想，如果没有文学史上这些默默地做着保存与整理工作的人们的无私付出，也许今天我们很再难看见这部不断被叙述却没有文本的文学作品了。”42原本以为，缺“34字”的《九级浪》就是它的最终版本，和它的原稿一样以残损的方式来记录一段文学的历史，但到2019年底，鄂复明先生再度联系笔者，提供了一个由毕汝谐发来的“作者手订”的“增删与勘误”的最终完整版本，在这个版本之中，不仅补充了2016年《九级浪》版本中所缺的“34字”，还对文中的内容进行了再度的校勘。由此，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小说《九级浪》终于不再以口头流传或是残损的面貌出现，而是终于可以将其完整的内容提供给读者和文学史研究者，以供阅读和研究。
结语
《九级浪》从写作、流存、被叙述再到复原，是一个漫长的时空历程，它最值得被关注的或者已经不再是小说文本的本身，而是它在历史中出现和存在的形态以及这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鄂复明在写给毕汝谐信中所说：“从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的原稿残骸、到赵一凡先生保存的手抄本微缩胶片，以及该书至今未能出版的现状，组成一条完整的史料链”，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阅读和写作的”。43诚如鄂复明所言，如果说这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和文学史中的“人”构成了我们文学的“小历史”，那么属于文学的“大历史”也正是由这许多生动、丰富、驳杂的“小历史”所组成。如果经由这样的历史的通道，再返还到具体的、不同的历史场景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历史环节是怎样共同协作并最终构成了我们现在所叙述的文学的“大历史”，而在文学的“大历史”和“小历史”所产生的张力之间，正是我们去寻找文学作品意义的可能“缝隙”，从这里，我们所能做的不仅仅是“返回”，而是一种新的“开启”。
注释：
1.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2.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4.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5.陈思和：《卷头语》，《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6.有学者已经证实《晚霞消失的时候》与《波动》并未经过“手抄本”的历史环节，不属于手抄本小说。详见李建立：《<波动>“手抄本”说之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8期。
7.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231页。
8.在《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一文中，鄂复明记录了杨健所言：“……我也是听人讲述的，我问过毕汝谐，他说，他也只有残稿，送当代（应为’现代’）文学史馆了。所以你这是唯一原稿了。如果可能请发我一份……”，见《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9.毕汝谐：《毕汝谐的自白》，《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6页。
10.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
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12.郑先：《未完成的篇章》，见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1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14.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15.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16.毕汝谐：《毕汝谐的自白》，《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6页，第69页。
17.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见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1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19.前文已经专门论及“毕汝协”一名应为误传，文中后面出现同样的情况不再复述。
20.多多：《1970-1978 北京的地下诗坛》，见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2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22.刘自立：《教我如何来想他！——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2003年第5期。
23.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24.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25.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26.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27.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28.毕汝谐：《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黄河》1999年第6期。
29.刘自立：《教我如何来想他！——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2003年第5期。
30.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31.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32.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33.王尧：《覆舟之后的“玩主”》，《读书》2010年第11期。
34.赵一凡处保存的《九级浪》是微缩胶片所翻拍的手抄版本。
35.《芙蓉花盛开的时节》应是记忆有误，应为《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
36.徐晓：《无题往事》，见刘禾：《持灯的使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37.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2页。
38.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2页。
39.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40.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41.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42.陈昶：《主持人的按语》，《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43.鄂复明：《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史料与阐述》（第五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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