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宙 | 《白鹿原》手稿考辨

2012年，《白鹿原》问世2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白鹿原手稿本》^[1-4]，致敬“文学依然神圣”（陈忠实语）。该书是人文社匠心之作，无论装帧设计、色调处理、还是印刷纸张，用心至深，相较艺术品类图书亦不遑多让。既使读者能够全面领受作者文字初心，也给文献收藏者流增添了把玩品类，如今已是持金难求。

（1）《影印本》全帙四册，附赠藏书票一枚，票面以“初版”封面为内容，右下有陈忠实手写灰色签名，精致可爱。

（2）《影印本》文本有两部分：①《手稿》原文，共计1593页（题记１页正文1592页）。②从第1593至1606页《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是陈忠实为《（影印）白鹿原手稿本》出版撰写的“有关手稿的旧事”。文字书写于稿纸的背面，透视可见“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反文。《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书写笔迹纤细，字形呈纵势，显得高瘦。

（3）《影印本》页面也有两部分：①《手稿》影印部分，置于页面正中，天头地脚宽，天头又宽于地脚。左右边框窄，页面呈手稿原纸自来旧的灰色。天头地脚左右边框为纯白色。除作者原文外，编辑对文字的删改、排版要求，钢笔、圆珠笔、排版印章的色彩蓝黑红紫以及部分铅笔擦痕呈现的灰，使整个页面焕采斐然。②页眉。置于页面天头正中，页眉内容为《白鹿原》书名手迹、陈忠实私章印蜕与页码。页眉设计的匠心在于，以灰色印刷体“手稿本”竖排居中，奇数页大红色“白鹿原”手迹靠右，文字竖排，8个小圆点置于“白鹿原”齐脚右侧位置向外，后缀阿拉伯数字页码。偶数页略近于圆形的大红色“陈忠实”印蜕也放置在“手稿本”右侧，但8个小圆点置于“手稿本”齐脚左侧位置向外，后缀阿拉伯数字页码。小圆点与阿拉伯数字呈灰色。页眉中大红色的使用，调亮了手稿蓝灰黑的底色，成为整个页面的点睛之笔。

（一）《手稿》形貌

《手稿》共计1593页（题记1页＋正文1592页），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单独一页，^[1]置于正文之前，写在稿纸背面。正文第1页直接从“第一章”开始书写，未见书名“白鹿原”三个字，也未见陈忠实的署名。

《白鹿原》题记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书名、没有作者署名的这本书，是谁命名为《白鹿原》的？又是如何确定作者就是陈忠实呢？2018年7月，人文社影印出版了《古船手稿》，其正文第１页起始为“第一章”，这情形与《白鹿原手稿》完全相同。而“第一章”三个字的左上方有“古船”二字，右边有“张炜”二字，皆为红色。但其字体与张炜娟秀的书写风格大异其趣，显然是编辑添加上去的。笔者又曾见《山本》手稿影印件，第一页就是贾平凹自己书写的书名和署名。这种差异也许与作家对署名权的重视程度有关。

2022年12月11日下午，笔者拜访了陈忠实的挚友、作家张新钰老师，他也曾就此询证过陈忠实，陈的答复是“忘了写书名了”。参酌《古船》的情况，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二）《手稿》使用的稿纸

《手稿》使用了两种稿纸：（1）落款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每页300字。

（2）落款为“延河编辑部”的，每页304字。第二种稿纸共使用了130页，书写了第22章^[3]P889-935、28章^{[4]P1229-1282}全部及其他章节的部分内容。

1993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17]P067《延河》是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机关刊物，陈忠实于1982年11月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17]P038使用两种稿纸属于正常情况。

（3）《手稿》第410页的特例。《手稿》第410页文字写在稿纸背面，反文可见落款“陕西省作家协会”字样，页码数不是填写在稿纸右上角“第　页”的空白处，而是在“410”外画圈放置于底部中间。^[1]P410页面特征与后记《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4]P1593-1606}完全相同。董兴杰在《<白鹿原>（手稿本）中的阅读发现》中推测，“该页原手稿已丢失，是《手稿本》出版时（2012年9月），陈忠实进行了抄补。”^[13]本页字迹笔画纤细，字形呈纵势，显得高瘦。而整部《手稿》的笔画粗细交错，字形呈横势，显得宽扁。再从个别字的写法来看，也有很大变化，本页“火”字与全本写法不同，而与后记基本相同。再结合陕西省作家协会更名时间，董氏“抄补”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白鹿原》手稿第410原稿

手稿本出版时，陈忠实补写的第410页

1996年8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陈忠实文集》，第2卷正文前附有《白鹿原手稿》第410页原图。考察字迹可知2012年《白鹿原手稿本》的第410页确系补写。推断一下本页原稿丢失的可能性，无非三种情况：一是原稿确实丢失了。二是没有丢失，而是某个人自己“收藏”了。三是某人征得陈老师同意，收藏走了。

另外，有6页《手稿》存在接纸现象。^{[1]P117[4]P1246、P1256、P1303、P1427、P1437}有些前后书写一致，有些则笔迹粗细、墨水颜色深淡不一，藉此可以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状态。

手稿接纸

汉字在流传过程中，除了早期的刻画符号以外，从甲骨文开始，文字的形态逐步固化。从形态看，有繁体字、简化字（包括被废止的第二次简化字）、异体字、俗体字等。从字体看，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就手写而言，为了提高书写速度，在保证识读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并不规范的行楷书、间有行草书，以及书写者自己的书写习惯形成的一些怪异字等。草书书写容易给编辑识读带来困惑，不同编辑识读又形成文本差异，这也给手稿研究留下了研究课题。

（一）陈忠实的书写形态

考察《手稿》可见，陈忠实的书写包含了截至目前为止的大多数汉字形态。有繁体字，如“國”、“趙”、“進”、“帶”、“鬢”、“髪”、“嚥（咽）”、“麪（面）”、“斃（毙）”、“襪（袜）”、“報”等，这些繁体字的简化字也时有出现。有已经废止的第二次简化字，如“宀+叉”（察）、“彐（雪）”、“光+日（耀）”等。有异体字，如“攷（考）”、“韁（缰）”、“夠（够）”、“㧱（拿）”、“目+敝”左右结构（瞥）、“貓（猫）”等。有俗体字，如“蓆（席）”、“口+当（噹当）”、“乕（虎）”等。“事”“世”“香”等字则多用草书写法。

有错别字，如“关健（键）”、“怡（怠）慢”、“分岐（歧）”、“掩掩一息（奄奄）”、“雅片（鸦）”、“木+仑（枪）”、“笨掘（拙）”、“衤+丸（纨）袴”等。

还有陈忠实个人书写习惯形成的怪字，如将“圣”字写成“巠”的简化体（即“径”字右半边，“怪”字同此），^[1]P54“火”近似“九”字。^[1]P407以上二字脱离文字环境，完全不可认知。也有错字，如“顾”写作“硕”、“父”写成“文”。“发”字不写右上点（“拨、拔”同）；“纸”全部写作“纟+氐”，“尝赏”不分、“那哪”不分等。

陈忠实是1950年春季上学的，文字启蒙一定是从繁体字开始，到创作《白鹿原》的1988年代，经历了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包括二简字）的整个过程。其又喜欢毛笔书法，异体字、俗体字应该大量汲取于书法古帖等资料。所以，《手稿》书写呈现出的千姿百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错别字是书写中的通病，即使电子输入也不能幸免。《陈忠实年谱》2008年6月30日记载有对陈忠实创作的评价，认为“错别字有些多”是问题之一。^[17]P137《手稿》付梓后，绝大多数错别字得到了改正，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印刷版本的错别字仍然此出彼消，生生不息。需要厘清的是，除了那些因为方言择字难了其义和个人书写习惯造成的不可识读文字外（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与作者的沟通解决的），正规印刷物存在的错别字，就不能只让作者承担责任，编辑也要“与有荣焉”了。

（二）对文本删改增补的考察

对《手稿》中删、改、增补的考察，有助于厘清文本内容哪些是作者手迹，哪些是编辑斧削，从而可以观照两者不同的优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手稿研究题中本义。

考察《手稿》可见，陈忠实对删除的内容，是用墨汁全部涂成方正的黑框。有些地方因为墨色较浅，可以通过隐约可见的文字，揣测作者删改的意图。需要修改而涂黑的，修改的文字就写在上下行间，字数多的则转移至页面两侧，用特定符号标注。前文所述6页接纸，属于修改或者增补内容太多，一个页面装不下采取的权宜之法。

而编辑是把要删除的文字画圈，用删除符号标注。如有修改，也是先删原文，再见缝插针地补写。

本文借由以上叙述的3个单行版本，并参酌《当代》本、台湾本展开文本异同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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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维诗的错别字

第六章的王维诗中“劝君更进一杯酒”中的“进”应为“尽”^[8]。考察《手稿》可知，陈忠实书写的是“渭城朝雨浥轻尘，房舍青青草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1]P204编辑改“房舍青青草色新”为“客舍青青柳色新”，却忘了修改“进”字。^[6][7]P88

（二）隔辈如何结亲家

第八章，冷先生与白嘉轩鹿子霖结成了儿女亲家，从三个人的年龄考察是有问题的。冷先生在第一章出现时已经“四十多岁年纪”了，而白嘉轩才刚满20岁，生下白孝武长大婚娶又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那时冷先生已经60多近70岁了。要给16岁左右的白孝武和鹿兆鹏许配两个14、5岁的姑娘做媳妇，冷先生妻子诞下两个女儿也有近60岁了。这在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的书中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外，白秉德临死前说自己过了五十大关，如此，则四十多岁的冷先生应该和白秉德是同辈人。冷先生是外来户，和白鹿两家都没有血缘关系，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只能用彼此年龄衡量。他的年龄比白嘉轩大了20多岁（鹿子霖比白嘉轩还小两岁），当时才刚满20岁的白嘉轩（鹿子霖）按照礼节应该把冷先生叫叔才符合常理，缘何白嘉轩鹿子霖平白无故就上了一辈，和冷先生称兄道弟起来了呢？

考察《手稿》发现，原来作者本人在设定冷先生与白嘉轩鹿子霖的社会关系时是有过困惑、或者说是有一个考量过程的。试看第三章内容：“希求冷先生老兄看在与先父交情甚笃的情分上”的“老兄”二字系涂改“老叔”而来；^[1]P68“先生哥处事公正”和“先生哥你就看着办吧”的“先生哥”均系涂改“先生叔”而来。^[1]P73、P74冷先生怕为白鹿俩家说和卖地被人怀疑有不公正的嫌疑，给白鹿二人表态时，明明白白地说：“还要二位贤侄儿宽谅。”有编辑甚至用红色圆珠笔把“贤侄儿”仨字又誊写了一遍。^[1]P74《当代》本的编辑显然看到了问题所在，所以处理成了“还要二位宽谅”，^[9]P16直到初版才变成了“还要二位贤弟宽谅”。^[6]P34茅奖版延续了“贤弟”的说法。^[7]P34

另外，冷先生接受白嘉轩请托去找鹿子霖之父鹿泰恒时，称呼其为“好我的鹿大哥哩”，后涂成“好我的大叔哩”。^[1]P72冷先生与鹿泰恒称兄道弟，当然应该是白嘉轩鹿子霖的长辈。

以上涂改的补救措施，虽然从字面上“理顺”了三个人的关系，但考察陈忠实参考的朱先生原型牛兆濂编纂的《续修蓝田县志》一书就会发现，其“卷十一 风俗 乡仪 长少之名”一节，对“长者”是这样定义的：“谓长于己十岁以上者。”下有小字注释：“父之执及无服之亲在，父行者及易爵者皆是。”^[15]由此可知，对方年长于己十岁，就是长辈了，要执敬父之礼，这是书之于史的民俗礼仪。在冷先生比白嘉轩鹿子霖年长了20多岁的前提下，仍然要使其结成亲家就显得有些勉强了。

（三）人物名号不一致

第六章写到白鹿书院的门房叫“张秀才”，到第十二章却变成了“徐秀才”。考察《手稿》发现，3个“秀才”前的“徐”字，与周围文字完全不同，可以确定不是作者所写。^[2]P427而《当代》的3个“秀才”前没有“徐”字，^[9]P60可见“徐”是初版时编辑加上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写作至此，陈忠实忘记了门房秀才的姓氏，所以专门空出一格，留待考证以后再补写，结果彻底忘记了。编辑虽然做了补写，却把门房的张秀才和白鹿村学堂教书的徐秀才混淆了。第1305页的张秀才之“张”也系补写，却是作者的手迹。第1460页的张秀才显示的又是一气呵成之功。

同样，鹿三老婆在第六章叫“鹿张氏”，^[1]P185到第二十五章变成了“鹿惠氏”。^[3]P1057不过“鹿张氏”“鹿惠氏”都是作者自己书写造成的错谬。

另外，第十三章揭发田福贤们贪污的金书手的姓氏，通过考察《手稿》可见，从第514页到第566页共有16个，其“金”字与周围的其它笔迹完全不同。“金”字笔画纤细，而其他字迹显得粗而圆，从字形笔画可以判断，“金”字是作者自己后来补写上去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保障所的“王书手”（又误为桑书手）对作者处理同一职务的人员姓氏时造成了困惑。

还有把“孝义”写成“孝才”（第1073页）、“武义”（第1166页），把“朱白氏”写成“白赵氏”（第1303页），“韩裁缝”写成“任裁缝”（第466、502页）等等名讳方面的错误。1993年初就有读者写信给作者，指出某人死亡方式前后不一。陈忠实回信说：“您指出的问题完全正确...因为头绪之繁杂搞得我常常也张冠李戴，尤其是那些出场不多的人物。”^[12]

由此可知，全书同一人物名讳前后不统一，既有作者顾此失彼的问题，也有编辑添加不严谨的责任。

（四）嫲嫲嬷嬷阿是谁 

第十三章，孝义叫白嘉轩去鹿三家劝架，说“三嬷嬷（鹿三老婆）教我叫你去哩！”关中人称呼与母亲同辈的女性，断没有“嬷嬷”一说。《手稿》显示，作者原为“三嫲嫲”，从墨水颜色和字形可以判断，编辑在两个“麻”下加了个“么”，遂使“嫲嫲”变成了“嬷嬷”。^[2]P510

陕西关中呼母有两种情形，一种直接叫单字“妈”，一种呼为单字“娘（读为nia音）”。又呼伯母为单字“妈”（加排行或者名字）或者叠字“妈妈（上声）”。呼叔母为“娘（读若nia音）”，其他同伯母。非本族的呼为“姨”（关中还把丈母娘叫姨，与此不同）。“嫲㈠mó 同嬷。㈡ má①祖母。②用于女子人名。”^[16]P658“嬷mó[嬷嬷]1.旧时称奶妈。2.称呼老年妇女。”^[16]P658

由此可知，编辑改“嫲嫲”为“嬷嬷”是因为“嫲同嬷”。而作者写成“嫲嫲”，与当时场景和白鹿两家的社会关系全然不符。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把小孩称呼自己母亲的妈妈，与称呼亲戚之间的长辈女性区分开来，作者臆想书面文字应写作“嫲”。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虽属推测，但陕西关中确乎没有“嬷嬷”这种称呼却是可以肯定的。

（五）芫荽是香还是“爨”

第二十一章，小翠打搅团，让芒儿上街买芫荽，两个版本中关于芫荽的对话内容不同。初版一印是“再捎带一撮芫荽，有芫荽味儿”。^[6]P368而茅奖版一印是“有芫荽味儿香”。^[7]P365初版的叙述是没有意义的：买芫荽是因为“有芫荽味儿”，难道芫荽还会有别的蔬菜味儿吗？而茅奖版就把买芫荽的真实意图说出来了，是因为芫荽味儿“香”。究竟是初版掉字了，还是茅奖版衍出一个“香”字呢？

查《手稿》可见，原文为“有芫荽味儿◻”。“儿”字后是空格。^[3]P862又有“芫荽的◻香味儿直钻鼻孔”。^[3]P864“香”字前原本也是空了一格，但是这个空格中有涂抹痕迹，似乎想添加一个字，却最终放弃了，从墨水颜色来看应该是编辑所为。回观两个版本，这句话都被处理成“芫荽的香味儿直钻鼻孔”，把空格做无字处理了。那么，茅奖版的“有芫荽味儿香”的“香”字是作者自己所加，还是编辑添加？在没有见到这本有修改痕迹的初版之前，就很难断论了。

回头再看这两句话。作者空格的地方，应该是想写一个跟芫荽气味相关的字，而不是有意空出一个格子，这显然不合文法。编辑应该也是发现了这一问题，但实在不知道应该在“芫荽的◻香味儿直钻鼻孔”的“香”字前面还能添加一个什么字？于是就做了无字处理，好在这句话的意思还算完整。

方言写作是《白鹿原》的一大特色，很显然，陈忠实这里的空格是想用一个有陕西风味的文字。在口语中，陕西关中人对油泼葱花、芫荽、芥菜等的气味不说“香”，而是习惯说“cuàn”，于今依然。而这个“cuàn”音的字，能够与炊事和食材食品有关的应该就是“爨”字。笔者曾有初中同学姓“cuàn”,却写成“炊”字。长而知有“二爨碑”，才明白“cuàn”姓应该写作“爨”，以“炊”代“爨”是为了书写方便而已。这种借代的方法，在民间文化中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臆断，陈忠实空下来的两个格子，原本是要写“爨”的，但因其笔画太多太复杂，一时笔滞，而后也忘了填补，才造成了两个版本差异。这样，我们可以把两句话还原为“有芫荽味儿爨”，“芫荽的爨香味儿”，这样填空，也许就是作者的初衷。

（六）白嘉轩祷告母亲的“时世”

第三十一章，因为兵荒马乱，白赵氏死后无法按葬仪安埋，白嘉轩祷告说：“过三年时世太平了，儿再给你唱戏”。^{[6]P616[7]P613}其中“时世”一词稍显拗口，且关中口语中没有“时世”的说法，书中年代农人也没有“时事”的概念。

而《手稿》写的是“过三年时世事太平了”,“事”是草书写法。^[4]P1441页由此可知，两个版本是把“事”字漏掉了。杜甫《赠卫八处士》有“世事两茫茫”的诗句，可知“世事”历来是固定词组，也是关中口语，表示“世道、形势”的意思。至于是编辑不能识读草书“事”引起的掉字，还是排字工人导致的，就不得而知了。

（七）圬杇不是土

第三十三章叙述鹿子霖的“孤清冷寂”时，作者写到：“鹿子霖躺在炕上久久难以入眠，屋梁上什么地方吱嘎响了一声，前院厦屋什么地方似乎有圬土唰唰溜跌下来”。^{[6]P658[7]P653}其中“圬土”使人疑惑。

第一，“圬（wū）”不是常用字。第二，“圬土”也不是常用词。第三，关中方言中没有“圬土”一说。查“圬”字有两个意思：“①低洼。形容词。②也作杇。1.涂墙抹泥灰的工具（名词）。2.抹灰涂墙（动词）。”^[16]P1000如此解释，“圬土”在本句话中表意不明。而作者显然是要表达“土屑”或者“墙皮”的意思。陕西关中房屋的墙皮是土里掺杂麦秸节或者麦壳刈子涂抹而成的，时间长了就会空鼓脱落，所以才有“圬土唰唰溜跌下来”的情况发生。

从《手稿》可知，作者写的是“杇土唰唰溜跌下来”。^[4]P1535查“杇（wū）”字有两个意思：“①泥镘，俗称抹子，抹墙或涂墙的工具。”名词。“②涂饰；粉刷。”动词。^[16]P1000这个“杇土”与“圬土”一样，放在本句话中表意不明。而编辑将“杇”识读为“圬”，属于望文择字，因为与土墙有关，便改作者的“杇”为“圬”。好在《手稿》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考察对象，来解开“圬”“杇”的疑惑。

《手稿》第207页有“清廷犹如杇木难得生发”；第218页有“椽子杇了箔字烂了”；第550页有“瓦砾堆里散发出腐杇恶心的气味”（此句被编辑删除）；第594页有“业已腐杇的骨殖”...由此可见，“杇”原来只是作者“朽”的习惯写法。奇怪的是，《当代》连载的《白鹿原》里清清楚楚是“有朽土唰唰溜跌下来”。^[10]P152可见《当代》的责任编辑对“杇土”应是“朽土”的把握是正确的，而初版编辑显然对《手稿》的识读存在不贯通的问题，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给读者理解这句话造成了疑惑。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一）棺材板的潦草

第一章“埋葬木匠卫家的三姑娘时，潦草的程度比前边四位有所好转，他用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6]P13[7]P12而《手稿》的原话是“他用新扯的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1]P24编辑把“新扯的”三个字删除了。

在陕西关中农村，老人一上了年纪，家人就会根据自家条件提前买回来做棺材的板材储存起来，作为老人去世后制作棺材之用。有些甚至早早将棺材做好，平常作为一个储物的家具，一旦老人去世，就请画匠油漆绘彩，俗称“割材”。这一习俗不仅不被看作是不吉利，反而让老人心里有一种踏实，那是能看到自己死后棺椁用材与样式的踏实：一旦倒头，不用害怕自己曝尸露体无棺可装。第二十五章就有“（装殓鹿惠氏的）棺材...是鹿三为自己准备停当的寿材”^[3]P1063的叙述。这一点，恐怕与过去帝王一登基就开始给自己修造陵寝的心理是一致的。

在卫三姑娘溺死前，白嘉轩已经死了4个老婆，其间更有父亲白秉德暴死，家里不可能准备这么多割制棺材的木板或者现成的棺材，所以“新扯的”正说明了卫三姑娘这样的年轻人死亡的出乎意外，她的棺材用的是“人死了以后才去买回来的木板（新扯的）”割制的，对应的是前一句“潦草的程度”。把“新扯的”去掉以后，就遗失了对这种关中丧葬习俗的关照。

（二）鹿家父子挖垄梁（圪梁）及野草

第三章，鹿泰恒父子挖刨平整地界：“沿着界石从南至北有一条永久性的庄严无犯的垄梁，长满野艾、马鞭草、菅草、薄荷、三棱子草、节儿草以及旱长虫草等杂草。垄梁两边土地的主人都不容它们长到自家地里，更容不得它们被铲除，几代人以来它们就一直像今天这样生长着。”^[6][7]P37-38句中3个“它们”，代指的都是前文罗列的各种杂草。

透过《手稿》页面编辑修改的文字，看到的却是：“沿着界石通南至北有一条永久性的庄严无犯的圪梁，长满...等杂草。圪梁两边的土地的主人都容不得它变粗更容不得它被削细，几代人以来它就是今天存在的那么粗细，那么溜直。”^[1]P83-84很显然，在作者笔下，后面一段话中的三个“它”是指“圪梁（编辑改为垄梁）”而不是杂草。由此也可知，“长满野艾...等杂草”这句话只是对“圪梁（垄梁）”状态的补充描写，而不是主语。

作者关注“圪梁（垄梁）”粗细曲直的着眼点其实是“土地”的面积。对于农民而言，土地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一家人的生计，是不能随便让人侵占的。“圪梁（垄梁）”粗了，就意味着土地的面积要减少，显然两边的主人都不愿意。“圪梁（垄梁）”细了，又不足以承担划界的功能。曲直变化引起的面积变化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一条“几代人以来”保持不变的“圪梁（垄梁）”是双方最能接受的现实。作为农民出身的陈忠实，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文化内涵，所以才要把“圪梁（垄梁）”作为描述的主要对象，而不是那些野草。编辑显然没有把握住作者原文的主次关系，更没有体会到作者在文字背后想要表达的农民基于土地形成的文化心理，才造成了这样的错谬。

（三）收徒吴长贵的有意无意

两个版本的第三章描述吴长贵成为白家药材收购店的伙计时说：“引起他（吴长贵）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的机缘，实际是一次不经意发生的差错。”^[6][7]P40而《手稿》被编辑涂改掉的却是“实际是一次有意安排的差错。”^[1]P91“有意安排”被编辑改成了“不经意发生”。

白家是精明的，除了在白鹿村耕种土地抚弄牲畜这些农民的本分以外，在山里开了药材收购店，白嘉轩又是在白鹿原种植鸦片暴发第一人，后来还买回来了洋机器—轧花机，过日子要“一里一外两面算账”。所以，白家做事绝不会因为“不经意发生”就收一个不知底细的外人做伙计。从作者“有意安排”来看，白家很可能是在长期的接触中，觉得吴长贵的机灵、精明能对自家药材生意有帮助，想要主动收吴长贵做伙计，但又对其人品不放心，所以才“有意安排”多付铜元给他的“差错”对其进行考验。考验过了，顺利收徒皆大欢喜。如果吴长贵贪图小便宜，想要昧了银元，白家当然不会让他得逞，拿回多付的银元，自己不但没有损失，还会把吴长贵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这才是白家“有意安排”的全部心思。

更何况，对于过去的五行八作来说，再不起眼的伙计，必是要具保甚至质押才能入门的，这是规矩，白家断不会冒失到“不经意”就收徒的地步。把“有意安排”改成“不经意发生”，显然是编辑缺乏对旧时商业行规的了解导致的。

（四）席子不是一块布

两个版本的第六章，对待患四六风症死亡的孩子，“鹿三便在牛圈的拐角里挖一个坑，把用席子裹缠着的死孩子埋进去。”^[6][7]P75P而《手稿》是“把用褯子裹缠着的死孩子埋进去”。^[1]P173

裹缠夭亡婴儿的死尸，用一片褯子（尿布）足矣，而用一张“席子”就太浪费家财了。过去每到春末夏初，就会有席匠走村串乡给人补席子，把农人们因为冬天烧炕烤焦的、扯烂的地方续上新苇（篾）片，让旧席子能多用几年，颇有些对待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的意味。从农民对席子的态度上可以了解到，它不是消耗品，而是一件经久耐用的小资产。在动辄四六风夭亡孩子的年代，都拿席子裹缠婴儿尸体，对一个家庭来说，财产损失就太大了。编辑把“褯子”改成“席子”，一是可能不了解“褯子”的准确含义。二是不了解“席子”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农民的资产意义。奇怪的是，《手稿》第370页有三个“褯子”的识读都没有出现误为“席子”的情况。^{[6]P158[7]P157}

（五）小娥（蛾）原是要扑火

书中人物田小娥出现在第八章末尾，故事展开自第九章，在勾引黑娃叫她“娥儿姐”之前都叫做小女人。从娥儿姐（《手稿》第307页）开始直到第十一章的第409页，其名字中的“娥”都是涂改“蛾”字而来。

田小娥的缘起，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说得很清楚，是看到县志上那么多贞妇烈女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乃至“恶毒的意念”，要创造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11]P14而当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捅杀时，“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顺手在一绺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九个字（应该是12个字）”。^[11]P79由此可见作者对田小娥用情之深，田小娥也确实成为了整部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殿堂中立得住的女性形象。

从“抗争者叛逆者”的角色定位来看，在宗法社会的环境中，田小娥要追求从“活得连只狗都不如”到活得像个人，无异于是飞蛾扑火，而她和黑娃短暂的“幸福生活”也只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昙花一现。所以，在陈忠实笔下，开始赋予其的名字就带有这种惨烈的意味。但是用“蛾”字，作者的写作意图就被直接暴露出来了，少了些蕴藉的意味，所以作者又一一将“蛾”涂改为“娥”。

田小娥“扑火飞蛾”的意向，作者在后文又呈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第十九章白孝文探窑时幻化成“一只雪白的蛾子”“绕着油灯的火焰”“翩翩飞动”。^{[6]P340[7]P342}第二次是第二十六章白鹿村建塔魇压小娥被烧成灰烬的骨殖时，田小娥们幻化成“许多彩色的蝴蝶”五彩斑斓“在飞舞”，都与“蛾”字形成呼应。^{[6]P476[7]P473}

（六）黑娃何以走麦城

《白鹿原》之所以被推崇为“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4]P54的当代长篇小说，其严密的叙事结构功不可没。在书中，情节处处设伏、故事环环相扣，草蛇灰线、前后呼应，常常引人不忍释卷。但是，阅读两个版本时，有个疑问总是不能解释：第二十七章黑娃被白孝文抓获，前无伏笔，后无交代，成了一桩悬案。

而《手稿》第1181页黑娃逃脱后，追究责任时无人怀疑白孝文，是“因为黑娃是白孝文率领一营团丁抓获的。那一夜得到一个叛逃土匪的密讯，黑娃于是夜抢劫县城东二十里铺财东卜家，白孝文领着团丁实际是瓮中捉鳖......”原来“那一夜...瓮中捉鳖”共计46个字被编辑删除了。稽核《当代》1993年第一期第107页，这段话是保留了的。可见初版的编辑与《当代》编辑并非一人，或者说是同一人对同一情节采取了前后不一的取舍。

如果只从第二十七章的故事来看，这段文字之所以被删除，也许与安排的位置有关系。黑娃被抓，在本章开始就交代了，中间经过了白嘉轩、大拇指、韩裁缝的斡旋营救，最后被白孝文放跑，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既然黑娃已经脱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忽然插入补说被捕的过程，难免觉得突兀多余。

然而，放在全书整体情节里看，这段文字删除以后，不仅让黑娃的被捕变得扑朔迷离，对整部书的完整性造成缺陷，还把非常重要的细节“叛逃土匪”湮没掉了。在后文中，大拇指的暴死、陈舍娃背叛游击队告密、白孝文掌握土匪窝的动向、解放后白孝文以黑娃杀死陈舍娃作为一项罪状除掉黑娃等等，都呈现了一种游离于全书情节之外的状态，不相联属。

把这句话加上，以上问题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叛逃土匪协助白孝文抓获黑娃以后，又被安排回土匪窝潜伏下来；在国共两党争取土匪壮大力量、大拇指摇摆不定的时候下毒致其暴死、然后又接受白孝文的指令跑去山里加入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白孝文暗示黑娃、大拇指被害是鹿兆鹏的内线所为、黑娃由此怀疑鹿兆鹏对自己不义，便选择投诚白孝文的国民党保安团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游击队机密行动时这个土匪又叛逃出来找“旧领导”黑娃告密以图高官厚禄...而这一切，都在白孝文的掌握之中，所以才有陈舍娃被黑娃秘密处死而白孝文却能及时获得信息，并以杀了共产党游击队污蔑黑娃将其“正法”的结果。

因此，把这段话酌情加上似更合适，可以将其放置在本章第三段（《手稿》前三段是一个段落）末尾某个位置，就把原有位置带来的阅读上不连贯的隔膜消除了。

黑娃被抓的情节被编辑删除

（七）谁在“枋”中“绞肠痧”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领会小说内容，陈忠实对民俗和方言做了一些注释，初版有8条，茅奖版在第二十九章增加了1条“北边”变成了9条。台湾本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30条，并对原有的两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因此，台湾本共有注释41条。

从《手稿》可以看到，原有8条注释中，有两条不论是从字迹还是墨水颜色考察，应该不是作者所写。一条是第十三章的“枋”，《手稿》的注释条目是“枋子”。书中原话是“...留下买寿衣置枋去”，^[2]P489《当代》1992年第6期改成了“...留下买寿衣去”，把“置枋”二字删除了，^[9]P70所以没有这一条注释。从以上可知，“枋”这个关中方言，应该是对编辑的认读造成了困惑，所以《当代》采取的是删除的办法，而初版是加注释解决。

一条是第十四章的“绞肠痧”。^[2]P561台湾本时作者又把绞肠痧“中医指腹部剧痛不吐不泻的霍乱”的注释内容修改成了“俗稱腹部劇痛的盲腸炎”。是不是可以如此推论，初版的解释是编辑的说法，而台湾本的解释才是陈忠实自己的呢？或者刚好相反。本条注释《当代》是没有的，可知是初版才加上去的。

（八）“麻迷”如何辨事理

在第二十五章，瘟疫缠身的仙草不愿意喝中药，鹿三抱怨说：“你这人明明白白的嘛，咋着忽儿就麻迷了？”^{[6]P459[7]P456}“麻迷”是关中方言“麻迷不分”的简化说法。查《手稿》可知作者原写作“麻糜”二字。^[3]P1079

关中人所说的“麻糜”，本意是指两种作物的籽实-苴麻子和糜子。二者不论从大小、颜色还是形状方面都特别容易区分，而“麻糜不分”正是形容一个人“糊涂到连麻子糜子都分辨不清楚了”。又引申出了“不辨事理、不分好坏、是非不清、不讲道理、胡搅蛮缠”等意思。这种表述完全是农人们来自生活的智慧体现。

但对于不了解陕西关中方言的读者来说，则容易产生阅读障碍。《手稿》显示，“麻糜”被某个编辑用蓝色圆珠笔改成了“麻痹”就是例证，幸而最终没有采纳，否则鹿三这句话就让读者完全不知所云了。

方言在艺术作品中的应用，确实可以活跃文字增加气氛，彰显地域特色，而且在目前的文化实践中，似乎有扩大化的倾向。但从“麻迷（麻糜）”以及“枋”的注释可以看到，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一部当代小说要借助注释达到阅读理解的效果，就有点多此一举了。所以一定要慎重使用才行。

（一）关学传人要“扑”啥

在第六章，朱先生劝退清兵返回途中，借宿老师家中，“老师姓杨，名扑，字乙曲，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6][7]P91笔者一直对此心存疑惑，自觉似以“朴”为宜。

“扑”在古汉语中除了“刑具”的名词用法，其余都是动词，并且略带贬义。这对于一个理学传人而言，似有不妥。而“朴”字则能避免这些问题。

陈忠实手迹经常会出现偏旁部首不清或者写错的情形。尤其是“木”、“扌”混用频繁。《手稿》第61页编辑把“扑（应为朴）拙的”三字删掉了，但仍能看到，“扑”的写法与《手稿》第210页“姓杨名扑字乙曲”里的“扑”字完全一样。还有《手稿》第112页把“质朴”写成了“质扑”。另外，全书的“枪”字，时而为“木+仑”时而为“抢”等等。之所以“枪抢”的问题没有呈现给读者，是因为错得太明显，很容易就改正过来了。而“杨扑”在全书是孤例，就无法确定“扑”是否属于作者笔误了。有意思的是，日文本《白鹿原》使用的却是“杨朴”二字。^[18]P131

要想解开这个疑惑，只有一个途径，查核作者草拟稿的那两个“大笔记本”即可。可惜笔者尝试了很多回，都未能如愿。但愿关于“杨扑杨朴”的讨论只是笔者的庸人自扰吧。

（二）谁执巨笔主斧削

《手稿》第一章最后一句话的“请阴阳先生调治调治”，^[1]P35《当代》没有变化，但从初版开始变成了“禳治禳治”。^[6][7]P17

《手稿》第134页“县令史德华”，《当代》没有变化，但从初版开始变成了“古德茂”。

《手稿》第190页三个秦腔名角“苏育民”，《当代》没有变化，但从初版开始变成了“宋得民”。全书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角色不少，如于大胡子之于于右任、刘军长雪雅之于刘镇华、杨虎李虎之于杨虎城李虎臣、茹师长之于孙蔚如等等，都是以化名出现，少有用原名的。苏育民是秦腔名社易俗社创始人之一、是苏派唱腔开山人物，遵循全书角色名讳原则，改真名为文学名，是说得过去的。

在关中，与神汉巫祝有关事项喜用“禳”字，因此，不管这个修改是谁主导的，“禳治”都比“调治”更妥帖。而人名的变化，到底是出自作者修改还是编辑操刀？至少目前还无法找到明确答案。

（三）人名变化为哪般

《手稿》第909-917页有22个、第1039-1043页有16个“姜政委”，都是涂“郑”改“姜”，也就是说“郑政委”这个人物已经创作完成了，作者却不惮繁琐，将其一一涂抹改成“姜政委”，不知何故？是否作者觉得“郑政委”读起来都是闭口音，略显拗口，没有“姜政委”读起来顺口？还是有其他考量？

《手稿》第338-340页，田小娥家的长工名字共计九处都叫“刘相”，作者也是一一改成了“孙相”。不知何故？

陈忠实蛰居乡下6年，写就巨著《白鹿原》，其间勤苦异常、孤清异常。为了给自己造一个“死后可以垫棺作枕”^[11]P22的著作，考虑到亟需改善的生活状态，他不敢像其他作家一样对作品反复修改以臻完美，而是狠下决心要一蹴而就。因此，除了草拟稿的两个大笔记本以外，这部手稿是《白鹿原》唯一的正式手稿，而它也是我们研究陈忠实和《白鹿原》的无尽宝藏。本文所述挂一漏万，笔者自觉未能尽善，唯愿为现当代文学手稿研究方家提供一个个案以作参考，如能有抛砖引玉之功，余愿足矣。

     课题概况：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鹿原》版本研究”（立项号：2020N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