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 郭沫若手稿、手迹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路径方法

文摘 2024-08-20 16:30 吉林

编者按：本文原载《郭沫若研究》总第1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感谢作者及原刊授权转载。

郭沫若手稿、手迹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路径方法

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abstract

摘要

郭沫若手稿、手迹数量众多，分布极广，是郭沫若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更关键的是郭沫若的手稿、手迹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郭沫若研究信息，如手稿与刊发稿之间的修改与变化，手稿中的勾画、添补与标识，手稿、手迹的用笺、款识等方面的元素，都是郭沫若研究中应该着重考察、辨析。但这些目前为止却又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因此郭沫若手稿、手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梳理手稿、手迹需要建立规范的学术路径和体系，并形成科学而合理的方法与规范。

关键词

keyword

郭沫若手稿手迹

手稿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稿本、抄本和批校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往纵深方向发展，对于现代重要作家手稿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也日渐增多。“译著之富，人所难及”^①的郭沫若留下了不胜枚举的各类著作、书法、墨迹等珍贵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存在的形式大不相同，其中一部分以单行本、文集本或全集本形式被分类整理后结集出版、存世，如38卷本《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17卷本《沫若文集》等；另有一部分散见不同时期的报刊之中，有待分类整理，还有一部分则以手稿、手迹等原生态形式散见于世。已经出版的并经郭沫若校勘的各类著译版本，目前成为研究者主要的研究与阐释对象，而作为郭沫若亲笔书写的手稿、手迹等最原始资料则还未能完全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必然造成郭沫若研究的诸多不足，同时也极大制约了郭沫若研究的深入开展。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郭沫若：《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一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热衷于对郭沫若作品的版本进行分类收集与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有关郭沫若作品修改以及版本演变的研究成为目前郭沫若研究领域的热点，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学术课题申报与资助方面，如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其因由研究”(14AZW014), 其结项成果为《郭沫若作品修改研究报告》，该报告对郭沫若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修改进行了系统汇校，在此基础上整体性探究了郭沫若对作品修改的原因。在学术论文方面，如《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汇校异文全录》一文，对《文艺论集续集》中十一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与上海光华书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版三者，进行了全面校勘，列举了初版本与各种文集本的差异，并认为郭沫若“对这部文集的出版非常重视，而其中的文章及其修改又对我们还原和研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有着重要意义”^②。另外还如《郭沫若历史剧<高渐离)》的版本与修改》，指出《高渐离》“主要有‘群益修改本’和‘文集本’的两次修改。剧作正文的文字改动分别达到554处和433处；两次都‘完全改变’结尾，赋予不同的寓意”^③。

上述成果拓宽了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路径，将郭沫若研究推向了精细化，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公开出版的郭沫若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通过不同版本间的对比研究，寻找出其间的不同之处，以此来研判郭沫若进行作品修改的多重原因及其创作心理与文化心理的变迁，此种研究方法与路径尤其对郭沫若的文艺、学术思想的演变，作品审美特征的审视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相关问题研究更加学理化。此种研究方法，逐渐成为郭沫若研究领域的一条常规路径和学术训练，并“建树一种版本意识”^④,这种“版本意识”强化了郭沫若研究的史料基础，特别是对郭沫若研究走向精细化的方向提供了厚实的材料支撑。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就是以上成果的研究范畴是版本与版本之间的修改与变化，无论是初刊本到初版本再到再刊本的演变与更替，还是单行本到选集本再到全集本的修改与变化，都是对郭沫若作品进入出版发行、社会传播和读者接受环节后的学术考察，也就是说是在大众传播视野中的学术考察。这就存在一个疑问，如果仅仅只是考察版本与版本之间的修改与异同，甚或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关修改与变化的学术研究，那么依此学术方法与路径真的就是回到研究的原点了吗？如果将郭沫若现存的手稿、手迹纳入研究视野的话，那么这个学术原点就要大大提前了。

二

顾名思义，手稿是作者在各类书写载体上遗留下笔迹的原稿，它们凝结着作者创作的各类信息，如修改痕迹、墨迹、用笺、落款等，都是考察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方面。

随着学界对作家生平和创作资料收集的重视、国外先进理论的引人，以及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兴起等多方面原因，手稿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逐步在国内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采用，尤其是“中国手稿学起步于现代作家手稿研究，时至今日，作家手稿依然是势头正盛”^⑤。

虽然目前国内对现代作家手稿手迹的整理与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就手稿研究本体而言，“应用手稿学蓬勃兴盛，理论手稿学停滞不前；文献学、史料学研究居多，多样性不足；内容研究为主，形式研究缺乏；手稿整理出版传播兴盛，手稿学理论研究不足”^⑥。就手稿研究对象而言，则是鲁迅手稿研究一枝独秀，其余作家手稿研究相对匮乏。有关鲁迅手稿的收集整理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标有“鲁迅手稿”字样的出版物，目前就有数种，如自1960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鲁迅手稿选集》(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鲁迅手稿选集续编》(文物出版社1963版)后，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鲁迅手稿全集》由文物出版社于1978年后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手稿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魯迅未刊翻译手稿》(共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直至2021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78卷本《鲁迅手稿全集》出版问世。除此之外，陆续公布出版的分门别类的有关鲁迅手稿的资料也呈现出数量多、种类全的特点。综上可见，有关鲁迅手稿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完备了。鲁迅手稿资料丰富完整，以及对其系统研究的状况，恰恰反衬出中国现代文学其他作家手稿研究的不足与薄弱的现状，特别是对与鲁迅同时期的郭沫若、老舍、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手稿、手迹的研究相对于对他们文学作品解读、文艺思想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差距较大，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洼地。对于郭沫若手稿的研究与他留存下来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手稿、手迹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形成了学术研究与客观存在的失衡现象。

就郭沫若手稿、手迹而言，不用说类似“全集”样式的资料汇编至今为止无一存在，就连单一类型的手稿、手迹的资料也寥寥无几。现在公开出版的有关郭沫若手稿、手迹类的作品主要有：《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郭沫若于立群墨迹》(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郭沫若题画诗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墨耀中华--郭沫若题匾题签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上出版物虽然集中展示了郭沫若多种样态的手写资料，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从种类上来讲，上述出版物的内容还主要是郭沫若手迹类资料，手稿类资料较少；其次，从用途上来讲，上述出版物还多以展现书法作品为主，而非重要资料公布；再次，从数量上来讲，这些还仅仅只是现存郭沫若手稿、手迹的极小一部分；此外，上述出版物呈现的资料，无论是作为古体诗存在的题画诗，还是作为书法艺术的笔墨，都未能进行充分的研究。

郭沫若：《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

郭沫若、于立群：《郭沫若于立群墨迹》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

郭平英：《郭沫若题画诗存》，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郭平英、邱禾、刘文娟：墨耀中华——郭沫若题匾题签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

截至目前，就笔者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来看，郭沫若现存的手稿、手迹是相当丰富的，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特点。1.数量众多，仅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馆藏各类手稿的数量就多达1000余件^⑦；国家图书馆藏有《屈原》等手稿共计23种，1846页；乐山市文管所藏郭沫若中学笔记及诗稿共计20册，21种，800多页^⑧。2.形式多样，主要有文稿、未刊稿、往来书信、题画诗、批注等。3.收藏存放地点呈现散点分散的特点，目前除了郭沫若纪念馆、国家图书馆、乐山市文管所比较集中收藏有郭沫若手稿外，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纪念馆等各地各级各类博物馆、档案馆以及私人等均有收藏。因此，郭沫若的手稿、手迹可供收集、整理、研究的潜力非常巨大，学术价值极高。

三

严格来讲手稿与手迹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具体到郭沫若来说，其手稿主要包括他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译著等的原稿、抄稿，以及他与同时代人的书信、手札等，其手迹主要包括他所撰写的题词、牌匾、楹联、题画诗、各类书籍中的批注等。这些手稿、手迹相对鲁迅、老舍、茅盾等现代作家而言，数量多、种类齐、形式全，其中一小部分的手稿、手迹已经结集出版，或以学术论文内的插图、刊物封底或封面的图片，或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陈列展出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在手稿方面，《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以手稿的形式汇编了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郭沫若致日本东京文秋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230函信札；《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以手稿形式汇编了68封郭沫若家书；《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的部分内容采用了郭沫若手稿；以上资料虽已出版，但却需要重新梳理、汇编在一起。在手迹方面，郭沫若在全国各地留下了海量的墨迹，如题写了故宫博物院、中国书店等牌匾，前述《郭沫若书法集》《郭沫若于立群墨迹》《郭沫若题画诗存》《墨耀中华--郭沫若题匾题签通览》等资料汇编集中出版了郭沫若大量手迹作品，此类别材料虽然较多，但是特别分散、易失，迫切需要进行系统整理、编排与整体性研究。

马良春、伊藤虎丸：《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

以上这些都是研究者可以公开查阅到的郭沫若手稿和手迹，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郭沫若手稿、手迹未能公布于众。笔者就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的馆藏资料中就存有上千件郭沫若手稿、手迹。例如，因郭沫若归国抗战而遗落在日本，20年后由朋友带回的手稿箱“沧海遗粟”，其中存有9种有关甲骨金文研究的珍贵手稿；如1936年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接连写下了《民族的杰作》、《怎样纪念鲁迅》、《魯迅查吊京》(日语)等手稿进行悼念；1950年1月26日，在匈牙利科学院大会期间，郭沫若参加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组讨论并且宣读了《斯大林论语言学在中国》的论文；1960年，郭沫若作《读步辇图》，讲解了《步辇图》历史背景的手稿。郭沫若对古籍的批注也是较为重要的手迹资料，如《再生缘》的清样稿上，郭沫若亲笔做出了大量校改，如在卷首题跋道：“观此书人物选姓颇有用意。书中三位主要人物，皇甫少华切黄字，梁素华切梁字，孟丽君切梦字，盖取《黄梁梦》为其主题也。此断非偶然。”郭沫若在其自藏的《管子集校》扉页题写：“辨别真伪，诠次后先。读书得间，下笔有神。”以上手稿、手迹均藏于郭沫若纪念馆。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郭沫若文学手稿未被发现与系统整理，如1945年郭沫若给《现代交际舞》一书所写的序言，就是以手稿的形式出版的，但是此篇手稿未被《郭沫若年谱长编》等资料所记载。除郭沫若纪念馆外，还有其他机构也存有郭沫若手稿，例如1954年，郭沫若将23种1846页手稿捐赠北京图书馆^⑨，北京图书馆将其编人手稿特藏专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历史剧《屈原》的手稿，而这些手稿也至今未能被整理、研究。以上言及的郭沫若未公开手稿、手迹等珍贵资料亟待系统性、抢救性地整理、编目，以便能早日对外公开发布，供研究者合理使用，从而完善郭沫若学术研究的资料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

林甘泉：《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通过系统研究，首先可以对郭沫若的手稿与手迹按照时间类别等标准进行系统分类。通过手稿与出版本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客观地研究阐释郭沫若的文艺创作思想、史学研究方法等学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问题。通过对手稿、手迹的辨析，我们也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郭沫若的文化人格，特别是通过留下手迹的地点、赠与手迹的人物类别等多方面的考证、分析与阐述，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全面认知郭沫若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

以上列举的郭沫若手稿、手迹存量丰富，数量众多，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郭沫若手稿手迹全编》或《郭沫若手稿手迹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研究者提供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分类性的汇编资料，因此，有关郭沫若手稿、手迹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内涵和理论价值。

四

郭沫若的各种手稿、手迹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讲，差异都非常大，对于如此庞杂的资料，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收集和整理阶段，并未释放出其本体所蕴含的特殊历史记忆和独特学术价值，郭沫若手稿、手迹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现存的郭沫若手稿、手迹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郭沫若的手稿、手迹从20世纪初的中学堂笔记、诗稿、家书，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诗稿、译作、戏剧、题词等，几乎没有中断过。从郭沫若自身角度来说，这也正是其一生最真实的投影与写照，从中我们既可以梳理郭沫若人生发展的历程，特别是通过赏析字迹工整的笔记、家书，或是审视笔走龙蛇的诗作、题词，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郭沫若“对传统文化选择性继承与发展的愿望”^⑩。另外从更细微的角度来说，还可以探究郭沫若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历史时期郭沫若的书写风格、运笔方法、字体结构、笔画线条等方面的探究，还原与界定郭沫若“个人风格的书法美学”^⑪。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些手稿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最真实的记录与展示，如果将郭沫若手稿、手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排列组合，也恰好能够串连起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社会与历史变迁的曲折，如郭沫若在1942年3月所作《日本民族发展概观》手稿与1959年9月所作《颂北京》手稿对比，从书写的方式、字体大小等方面都可以直观感受到时代与历史发展对个体心理造成的显著影响。

研究郭沫若手稿、手迹最直接的作用与价值便是可以更正现存史料中存在的错讹问题。收录郭沫若1913-1923年留日十年家书的《樱花书简》“是郭沫若早期研究的珍贵文献……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原信手迹录人，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很少受到质疑，因此也历来为学界所重视”^⑫。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学界所重视的郭沫若早期书信资料集问世后，也被很多学者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错误，特别是“蔡震著《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沐若在日本二十年》，更正了《樱简》中若干封书信的时间”^⑬,为此在“系统的整理、研究、校注”^⑭的基础上辑成了《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但是如果对照郭沫若66封早年家书的手稿，依然可发现其间在个别字词上还存在可供商榷之处，第五封书信中“兹已定明日搭乘京奉晚车”一句，在手稿中明显可见此句中并无“乘”字，应为“兹已定明日搭京奉晚车”。多此一字在现代汉语中看似并无差异，但仔细考虑一下，“搭乘”的确不妥，一是郭沫若给父母写信口语化色彩较浓郁，而“搭乘”则过于书面化、正式化；二是在汉语刚刚白话之时，双语词并不多，用单一动词搭宾语是当时语言的特点，“搭乘”并不符合当时汉语书写的规范。再如现珍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一级文物“文工会签名轴”，其中有郭沫若现场题写的古体诗与对事件的说明，其中一句王锦厚先生在《关于<文工会签名轴>二三事》一文中识读为“晚会来宾题名者四百余人”，对照手迹可见其中漏了一个“计”字，该句应为“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⑮。以上所举的两处郭沫若史料中细微的错误之处，如果没有手稿进行比对阅读，是绝不可能被发现的。

郭沫若：《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对郭沫若的手稿与手迹按照时间或类别等标准进行系统分类后，再通过手稿与出版稿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客观地研究阐释郭沫若的文艺创作思想、史学研究方法等学术研究的难点和重点，通过对手稿、手迹的辨析，我们也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可以全方位、多角度认知郭沫若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如以往我们大多认为在鲁迅生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多怨恨，而在鲁迅去世后郭沫若态度骤然变化，学界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郭沫若情感虚假的表现，但是如果从郭沫若纪念馆馆藏《民族的杰作》的手稿中就会发现，手稿与发表稿时有多处明显区别，除个别字句的修改外。最大的变化便是删除了“尤其在最近，关于文学运动上，在同一阵营内不免小小有点论争，未得到先生的最后的裁夺，遂倏尔离开了我们而长逝了”一句。从这句话可以明显看出郭沫若并非走向了无条件“崇鲁”的路线，而是一方面诚挚哀悼鲁迅先生，另一方面也继续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因此，对手稿、手迹的研究能更好还原一个真实全面的现代文化名人郭沫若。

郭沫若手稿、手迹的名人效应显著，市场价值巨大，因此伪造者众多，如陈明远就曾伪造大量郭沫若的书信，借此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知名度，特别是很多拍卖市场上郭沫若的手迹难辨真假，如能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郭沫若手稿手迹全编》，将能更好地辨伪存真。因此，郭沫若手稿、手迹研究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

现存的郭沫若手稿与手迹，笔者将在收集整理已经出版过的郭沫若手稿、手迹的基础上，对全国各地重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处进行资料查阅、扫描复制，并在拍卖市场拍摄实物，收集相关书籍、期刊的封皮、插图中的郭沫若手稿、手迹。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手稿与出版稿的异同，手迹的类别及字体演变方式等方法，总结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演变规律以及文化心态演变的历程。为此，就要建立起规范的学术路径与科学的学术方法，总体来讲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对郭沫若手稿、手迹作品进行分类整理。

郭沫若的手稿与手迹虽同为其书写行为留存的资料，但二者还是有着诸多不同，如手稿是作品出版前的原生样态，它们的篇幅更长、修改痕迹更多，而手迹是郭沫若专为某事、某刊或某单位题写的字句，它们的篇幅较短、留存形式多样、多分散存世。因此，对于二者应该进行分类整理，而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郭沫若手稿与手迹等资料集，也多以单类别形态出现，没有能够汇编在一起，形成系统性的资料。目前首要任务便是对现存郭沫若的手稿、手迹进行系统分类、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查询、检索相关资料，继续收集相关资料，并按照已有的类别进行归类汇编，具体可分为《手稿编》(包括《文稿卷》《历史考古卷》《书信卷》),《手迹编》(包括《题诗卷》《楹联卷》《书法卷》《牌匾卷》《杂卷》)以及《索引》，可最终形成《郭沫若手稿手迹资料汇编》(暂定名)。

二是，要对分类整理后的郭沫若手稿和手迹进行学术研究。

郭沫若手稿、手迹研究，主要包括作品修改研究、文艺与史学思想研究、文化心理研究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化对郭沫若客观、全面、学理地认知。针对郭沫若的散文，有学者认为他“具有一颗诗人的热情奔放的心，是一种青年的热的诗的情趣”^⑯,也有学者指出“郭沫若的自我、人格与个性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获得了持续而丰富的展现”17。诸如此类的论断，多是在阅读郭沫若散文文本后得出的，如果能结合相关散文的手稿将会进一步验证这种认知。《银杏》是郭沫若创作于1942年的一篇散文，收人《波》，后又分别收人《沫若文集》第1卷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特别是在全集第10卷中的插图刊出了《银杏》的手稿，仅就这一页手稿我们便能看出郭沫若对于《银杏》初稿的修改程度，在不到300字的页面中，修改痕迹竟多达40处之多，有些句子完全是重新替换，由此可见郭沫若对散文创作的热情与专注。这一页手稿其实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银杏》手稿目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中，共有二件6页，第一件共有2页，第一页已经被《全集》所刊登，第二页字数较少，但修改痕迹也较多，这一件应该是初稿；第二件共有4页，从容量上来说增加了一倍，也就是郭沫若在初稿之后又进行重新构思与写作之后的修改稿，在第二件手稿的4页中，也有多处修改的痕迹。18因此，仅从现存《银杏》手稿的外观上就可以与上述两位学者关于郭沫若散文价值的学术论断相互印证。

因此，整理郭沫若手稿、手迹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郭沫若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和辩证，也为比较文学和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可以以手稿与手迹的研究为切入点，尝试打通郭沫若研究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的壁垒，从综合性的角度对郭沫若进行整体性研究。

三是，要建立郭沫若手稿与手迹的目录索引及析出数据库。

目前郭沫若手稿、手迹的保存地点及所有权归属比较分散、复杂，如有些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公共机构之中，还有一部分属于私人藏品，这种状况对于研究者而言，查阅相关资料就较为困难，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手稿、手迹保存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损毁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建立郭沫若手稿、手迹的相关数据库，特别要首先建立一套注明郭沫若手稿、手迹的外观状况、写作时间、现存状况、收藏机构等基本信息的资料索引，对郭沫若手稿、手迹进行数字化技术处理，建立数字文档析出数据库，提供对外查询检索的服务链接，可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与文化建设。

目前郭沫若手稿相对比较集中，而手迹分布较为分散，需要深人全国各地重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进行收集，特别是有些手迹现为私人收藏，查找与使用较为困难。因此，本类研究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久远等客观原因也会造成查找目标的遗漏、缺失等。另外，郭沫若的手稿、手迹需要进行文字识别，因年代久远而图片不清晰、郭沫若字体难以辨识等，也必然会对整理、分类和研究工作造成实际的困难。笔者也迫切希望同仁能够提供相关线索，一起合力将郭沫若手稿、手迹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推向更深入的阶段。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郭沫若手稿、手迹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建设”（23BZW124）的阶段性成果。

END

注释

①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②孟文博:《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汇校异文全录》，《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2期。
③宋宁:《郭沫若历史剧<高渐离>的版本与修改》，《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6期。

④金宏宇:《文本与版本的叠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194页。
⑤徐强、刘竺岩:《2022年国际手稿学研讨会综述》，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左联》(总第9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社，2023。
⑥徐强、刘竺岩:《2022年国际手稿学研讨会综述》，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左联》(总第9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社，2023。
⑦此数据来源于郭沫若纪念馆文物登记资料。
⑧此数据来源于四川大学李怡教授的讲课资料。
⑨北京图书馆即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⑩李继凯、李徽昭等:《汉字书写与现当代作家手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27页。
⑪李继凯、李徽昭等:《汉字书写与现当代作家手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27页。
⑫周文:《郭沫若<樱花书简>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
⑬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编注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第361页。
⑭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编注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第362页。
⑮王锦厚:《关于<文工会签名轴>二三事》，《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1期。
⑯阿英:《郭沫若》，《阿英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第136~137页。

⑰李怡:《“借文学来鸣我的存在”——郭沫若散文的历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
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馆藏《银杏》手稿图片进行的文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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