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从残破中努力复兴（民国·黄旭初）

民生 2024-11-25 09:21 广东

编者按：

黄旭初（1892-1975），字以行，广西容县杨村镇东华村人，曾任中将并加授上将衔。1913年举家迁居南宁福建园；1931年起历任第十五军军长，并连续担任广西省主席长达19年。1949年后定居于香港，直至1975年病逝。本文摘自作者于60年代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推文标题有调整（红色为原文标题），配图为编者添加。本文一共6635字，阅读时间较长，建议读者收藏或转发后再详细阅读。

广西从残破中努力复兴

◎民国·黄旭初

广西度过了两年数度的惊风骇浪，到了民国二十年，逐渐地否去泰来。本节专记这年的情形。

内部虽然有一领袖主张和平，但他决不破坏团体。而其馀的都十分坚定，在艰苦中支持下去，意外地因对方发生事故，向我方要求合作，使窘境骤然间获得了解放。

更意外的是，九一八事变突发，南京向广州要求共赴国难，黄绍竑的和平统一主张，竟由此而告实现！

广西的领袖和干部，经历了两年多的磨折和教训，更鼓舞其穷干苦干的精神，对未来的事业大有裨益。

主和平统一，遂离桂入京

民国十九年，南京方面以湘、滇、粤三省的兵力进攻广西，图将我根本铲除，但湘军因○○○在湖南暴动，首先撤退，滇军围攻南宁，被我击败，溃归云南，粤军也由宾阳退往贵县以下，只作经济的封锁，此时我们虽然只有半个省分，但敌人进攻的顾虑已少，可以稍松一口气了，

更有一事共感愉快的，就是黄绍竑因主张和平统一，十二月一日在南宁我们为其庆祝三十七岁诞辰后，他便离开广西，从此内部的意志更加统一，此事他在《五十回忆》中曾详细记述：“十九年的冬天，与他们分别，到了龙州，又到安南去，这是广西政治人物下台的一条好路径，我已经走过两次了，外国人在中国各地，为中国军事上政治上的下台人物，安排了许多“逋逃薮”式的安乐窝，广西、云南的下台人物可以安南，广东的下台人物可走香港，在长江一带的可走上海，在华北各省的可走天津，在东三省的可走大连。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你一到外国的租界或是殖民地，只要不妨碍当地的治安，当局者无不表示相当的欢迎，因为收容政治犯是国际公法所允许的，所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到了不得已时，也可拿国际公法准予收容政治犯这个规定来作护身符，而某一种野心的国家，即凭此规定，保护邻国的活动分子，使邻国的政局不安，以便乘人之危，图渔翁之利，

“一个刚下台的军政要人住在外国的殖民地或租界里，自然会引起许多方面的注意，他们是本著人弃我取的原则，用种种的方法来拉拢、来酬酢，利用你剩馀的力量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以达成他们政治上的目的，我一到香港，已有人在那里等候，向我游说，劝我到南京去，南京是我准备去的，但我虽然离开了我的团体，却不是因与团体内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利害冲突，而失意出来的，我仍爱护我的团体，更没有破坏和利用的心理，而是想调和团体与国家的冲突。我之决意赴南京一行，是想实行我的和平统一的主张，并非受了一般说客的耸动。换句话说，要去南京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我在香港逗留不久，就动身赴上海，转往南京。我自然不须什么介绍而径自晋谒蒋先生，这次见面的情形，与十五六年初见面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使我最感动的是蒋先生待遇我们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和以前是一样的诚恳，或者更密切一些，我将自动退出广西的原因详细陈述，深得他的嘉许，他即以广西善后督办名义，命我回去收拾广西的局面，这好像是结束内战必有的手续，但我之不愿再参加内战，和不肯作勾结破坏的工作，而只愿在整个方面为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决心，是他所瞭解的。所以我在南京的短时间里，许多向来反对我的人，就在我所住的旅馆大贴标语，说我是“破坏统一的祸首”、“实行苦肉计”，“实行缓兵许”，要求中央惩办我，并要求出兵讨伐广西，我只好付之一笑，这个风潮，一时颇为激烈，经由警察弹压才得平息。我在南京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广西内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同样的起了一番骚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对我加以攻击，并牵累及省内以前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干部。在那个时期，广西的干部，除了第四军之外，李、白以下的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曾为我的直属部下，其政治干部更不必说了，要分又何从分起？要去又如何去法？后来李、白见内部情势不安，乃通电为我解释，说明我是厌战，自动离桂，并未破坏团体的行动，更与那些干部无关，经过了这样剖释以后，广西的局面始行安定下来。我在香港，也就很安閒地住了好多时候，”他记的完全是事实。

难增税征粮、乃禁烟开赌

省内在那个时期，第一紧要而又非常吃力的事，便是如何维持几个军的军食？因为比较富庶的梧州、浔州、郁林几个区域，都尚在粤军手中，其馀我方所能控制的，都是些较为贫瘠的地方，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徵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只好先令

军队努力肃清各县的土区，使地方太平无事，人民都能照常谋生，然后有能力去完粮纳税，其次，在桂林、柳州、庆远、百色、龙州各设财政整理处，负责整顿所属各项税捐，税捐的收入，烟赌两项佔了很大的成分，处在当时那样的绝境，这是不得已无可如何的事，而且是沿袭旧有继续办理的。鸦片烟全由滇黔两省运入，转销粤境，在主要出入口设局微收通过税，因为出口尚未畅通，收入也未能恢复常态，赌捐即防务经费，公开招商投票承包，以出价最高者得，但也发生过困难，一次，桂林和平乐各属的防务经费已为商人公开投得，而驻防桂林的某师长竟向桂林财政整理处长王逊志威胁，如果不交由他来承办，他即下令每夜戒严，派兵在各城门检查行人来往，使各赌场冷冷清清。幸得只是这一次，那位师长的跋扈行为，后来为上级所发觉，而加以适当的处置，遂不再有同样的情事出现。

蒋将胡幽禁、粤与桂和平

自中原战事结束，反蒋力量只剩下了残破的广西，蒋主席以全国统一在望，遂采取和“扩大会议”同样的主张，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不料由此再掀起反蒋风潮，促成了粤桂合作，使广西复归完整。

蒋氏的建议，为立法院长胡汉民所反对，胡且主持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问题”的决议。二十年二月廿八日蒋邀胡晚餐，又辩论此事，胡以为“不应该不顾实际，滥唱高调，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走然定出根本大法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发减低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或宪法，不但为党计，为法的本身计，甚至也为了目无法纪的军阀自身计！”除了约法问题外，还有以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问题，胡道：“你这一套把戏，施之于冯焕章，施之于阎百川，又施之于张汉卿，我以为不对。我更以为行政治军，用不得这种手段！”胡这种严师训徒的态度，蒋不能忍受，竟于当夜将胡幽禁，致惹起了各方的反对。到了四月，海内外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都有要求恢复胡氏自由的表示，供职南京党政方面的粤籍要人，相继表示消极，首先托病请辞回粤休息的为国府文官长古应芬，其馀的人，多往上海流连不返，铁道部长孙科、南京市长刘纪文，新选立法院院长林森、都离京赴粤。他如蛰居津沪港澳各地原与南京不相容的国民党人汪兆铭、唐生智、陈友仁、许崇智、邹鲁、唐绍仪等，都乘机活动，酝酿新团结。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并囚禁胡汉民。该事件促使粤系首脑陈济棠从听命于蒋介石转而联桂反蒋。图为蒋介石与胡汉民（右）。

陈济棠因古应芬到商而决定反蒋，四月下旬派马晓军、吴锡祺到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表示合作。廿五日李、白、张派王公度，吴奇伟偕吴锡祺赴粤报聘，于是两广言归于好，一致反蒋。

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既得到两广的实力支持，遂决定在粤建立中央，以对抗南京，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由广州发出弹劾蒋中正的通电，罪状为纵容宋子文贪污，引用总理仇敌政学系杨永泰参与密勿，以何职权监禁同列胡汉民？广东省党部和各界人民团体立即响应，陈济棠五月三日通电附和，并宣言欢迎各中央委员来粤。

五月中旬，陈济棠将驻桂平、梧州一带的粤军撤退，我方派黄鹤龄的第四十三师到梧接防，广西又复完整。陈济棠又派冯祝万来请李宗仁赴粤、李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偕冯东下，五月二十日到广州，商讨组织中央和统一两广军事问题。

1931年5月，广州国民政府对军队进行整编，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图为（自左而右）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海军总司令陈策。

开府抗南京、辖区惟两广

孙科、陈友仁五月廿四日到香港，即偕唐绍仪、汪兆铭等赴广州，和在广州各中委商定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的名义，号召各届的中委来参加。这是汪氏把上年北平的扩大会议在广州翻版，但北方的阎冯方面，未有人来加入，廿五日唐绍仪、汪兆铭、孙科等电致南京，要求蒋中正于四十八小时内辞职，廿七日非常会议正式召集，出席中委十六人，议决在粤另设国民政府，先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即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国民政府委员；互推唐绍仪、汪兆铭、古应芬、孙科、许崇智为国府常务委员；以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陈融为国府秘书长，李郎如为国府参军长，廿八日宣告国民政府成立，三十日发表否认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国府委员联名就职通电中，呼吁各省市政府“即日与迷信武力统一与中央集权之个人独裁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而相与参加此新成立之国民政府，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但除两广外，其馀各省依然听命于南京的国民政府，这个新的国民政府对粤桂两省，在军事方面：将广东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任命陈济棠为总司令；广西的部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在政治方面：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恢复广西省政府，任命黄旭初为省政府主席，此外，尚未能有其他的措施。

战乱机关废、息兵组织新

广西当十八、十九两年，都在军事时期，省政府组织极不健全，有个期间并且没有省政府，其情形如下：

俞作柏自十八年七月主政，到十月中旬变叛败走，为期短暂，且○○分子又怂恿其行苏维埃制，故省府并未完全遵照法定组织，吕焕炎继任不久，黄绍竑被省内各将领欢迎回来，十一月中旬到南宁，以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副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他把第八路总司令组成后，匆忙赶往梧州，到石桥和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面晤，商讨彼此合力攻动事宜，旋即指挥桂军东下。到年底而张桂联军由粤败归，吕焕炎在省内变叛，十九年一月他亲率兵讨吕：二月指挥北流战事；三月中旬率队赴右江剿共：因不断地作战，他并不在省府，无暇顾及省政，一切都为军事，普通政务只好暂时搁置，五月，放弃广西，倾师入湘，指向武汉；会师中原，省府至此已不存在，七月由湘败归，八月黄氏自行通电解除军政职务，虽未为李总司令和大家所同意，但他已不复过问军事和政治，于是在国民革命军护党救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内设政务处，以处理广西省政府主管的事项，到二十年初，和平空气渐趋浓厚，三月十五日总司令部将政务处撤销，另组政治委员会以掌理全省的政务，直属于总司令部，内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处，略具省府的雏形，派黄旭初为该会主席，以主持一切。六月九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黄旭初等九人为广西省政府委员，指定黄旭初为主席七月一日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组织成立，荒废了多时的省府才告恢复，秘书处和民、财、教、建四厅，是按照省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各该处厅的组织条例组织的，省府隶属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这是行政院的替代）。八月七日，国府特派粤桂两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

东北惊倭狂、粤宁急统一

宁粤对峙，粤既无力动兵北上，宁也受赣共牵制而不敢下令讨伐，双方只是冷战，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团结对外的呼声，宁方首先向粤呼吁一致救国，粤方也允息争御侮，宁方代表来粤蹉商，粤方坚持释胡才有可谈，宁方逼著于十月十四日恢复胡汉民的自由，送到上海，胡电粤方推派代表到沪进行和谈，粤方即派汪兆铭等五人前往，但以蒋先下野为前提，宁方也派蔡元培等五人为代表，十一月一日和谈在沪开始，费时一周，协定三项：一、宁粤双方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照开，新选的中央执坚委员，比例分配名额，并为一起；二、国府主席不以军人充任，推选党内年高有德的文人承之；三、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撤销，改设军事委员会。关于蒋氏下野一节，因顾虑政府一时负责无人，陷于无政府状态，粤方代表并未坚持，且认为既有二、三两项，蒋的国府主席和总司令都自然消失，不下野而自下，不必争这形式了。

粤方的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十一月十八日在广州开慕。我为广西省代表之一，得往参加。海内外出席的代表并五百馀人，气势很盛，上海和议粤方代表团推孙科、李文范回粤向大会报告，不料大会全体代表以未实现蒋氏下野的先决条件，且对南京国民会议所制颁的约法也未撤消，对三项协定一致否认，迫得孙科等当场退席，引起内鬨，此时，汪兆铭在上海发表谈话，认为蒋不先行下野，是顾全事实，而约法是可以要的。大会代表一致指责汪的谈话为出卖了粤方的政治立场，而甘心为宁方张目。汪派代表在此压力下乃纷纷退席，离粤赴沪。大会决定撤消非常会议和广州国府，改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党政最高机关。大会新选中央委员的结果，广西获得执行委员四名：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和李任仁。

汪派代表到沪，南京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遂于十二月四日在“大世界”娱乐场自行继续开会，选举中委，后来也按比例名额参加中央，成为正式中委。

胡汉民因蒋汪合作的传说很盛，遂于十一月下旬由沪赴港。

宁方电请粤中委入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体会议，合力解救时局危机，十二月五日，胡汉民、李宗仁、陈济棠联名通电，必须蒋氏下野，解除兵柄，才能合作，蒋乃于十五日辞去本兼各职，即归奉化，宁方党中央临时推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粤方中委即北上，李宗仁、黄绍竑都往出席，但胡汉民仍留港，廿八日，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大会选任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张继、伍朝枢、戴传贤、于右任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推举蒋中正、胡汉民、汪兆铭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廿九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行政院各部会首长，廿一年元旦，林森国府主席、各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宣誓就职，统一的政府乃告成功。

相沿旧人事、树立新政风

新成立的广西省政府，只就政治委员会改换了一个名称，人员和措施，大致都仍其旧，省府的阵容是：秘书长朱朝森，民政厅长由我暂兼，财政厅长黄蓟，教育厅长李任仁，建设厅长黄荣华。他们都各有相当的学养和经验，倒是我最行，我向来是给我什么工作，我便用心去做，从不计较什么，从入政治委员会起，我知道责任很重大，但正当年富力强，竟不自怯而负担起来，全省普遍是农业社会，我出身农家，对人民一般的好恶是知道的。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勤政爱民的旧观念，每在脑子里泛起，曾几次带兵剿匪，自己得和匪俘接谈，略悉人民所以为匪的来由，并知土豪劣绅在政府和人民中间的作为。至于其他的从政经验，一点也不曾有过。好在省府也用委员制，可以集思广益，采取众长，适当抉择，

新省政府开始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最注重的有三点：

第一、肃清土匪，妨碍人民谋生的因素，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土匪，粤桂恢复和平，战争这个因素已告消失，只剩下一个匪患，从四月间便划分全省为数个区，各置清乡正副司令，由总司令部配给以相当部队，并指挥各县县长督饬警队和民团合力，澈底清剿，绝不收编。同时更认真整编军队，严肃军纪，使军不庇匪，匪不变军，一矫民初以来当局收编股匪的习惯，免除无形中奖励为匪的流毒。

第二、创立新民团制度。民团本来是有匪患的地方绅民自由组织的武力，目的在于制匪。当十九年九月白崇禧总指挥率兵由柳州往解南宁之围时，防宾阳一带的粤军向南宁援助滇军，因兵力不足，令原教导第一师师长梁瀚嵩返回宾阳原籍，组织民团，在宾贵公路上处处袭扰，使粤军大感不安，果然不敢往援滇军，我军得以完成解除邕围使命。由此事的触发，深感将散漫的民众一加组织，便可发挥很大的力量，于是因旧习惯作新改进，创立新民团制度，省设民团总指挥部，划全省为十二个区，区设民团指挥部，县设民团司令部，以主持其事，将全省壮丁分别编队训练，以充实其自卫力量，后来更利用民团组织的力量以推行政令，进行各种建设。

第三、树立廉洁苦干政风。全省初复，财政困难，无论军队官兵或公教人员，给与都极微薄，只好勒紧腰带，提倡苦干。军政双方，由上至下，一律穿灰布制服、著布鞋，非招待来宾，很少宴会，严禁军公人员赌博。生活既很简单，家庭不至入不敷出，贪污因之也少。在上的不惜身自力行，不久便成风气，有偶穿华服的，反受讥评不自安了。

黄旭初（1892～1975），容县人。1930年底继黄绍竑离桂之后，于1931年6月开始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主持桂政。

廖磊（1890～1939），陆川人。1931年起任桂军主力第七军军长，广西航空学校建校后兼第一任校长。

1931年，广西公路管理局开通邮车邮路。图为邮车邮路开幕典礼的情景。

1931年广西省政府成立后的省财政厅。

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1931年6月创建于南宁，1935年有藏书8万余册，1937年更名省立南宁图书馆。抗战期间曾先后两次迁至百色，藏书与设备遭到严重损失。图为该馆省立第二图书馆时期的儿童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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