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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最早的西医医院——中山路道救医院
南宁最早的西医医院——中山路道救医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6年，由英国传教士兼医生祁理扶夫妇创立。他们最初计划在桂林开展传教和医疗工作，但得知广西督军陆荣廷将省府迁至南宁后，决定转战南宁。同年秋天，祁理扶夫妇在南门外（今中山路）购买了一间房屋，开设了以马内利诊所，并在其左侧设立了“传道堂”，作为医疗和传教活动的基地。祁理扶在南宁海关任医生的同时，也在诊所免费行医赠药。为了扩大医务和传教工作，祁理扶邀请了多位外国助手，并配备了小汽船在邕江上进行活动。他还组织了“以玛内利”布道团，亲自担任团长，并创办刊物传播宗教和医务信息。1913年，祁理扶在南门外草鞋街购得民房，正式开设道济医院，这是南宁市最早的西医医院。他的医术和济世之心使得道济医院声名远扬，市民皆知祁理扶之名，医院也被称为祈理扶医院。同年，祁理扶的妻子主张下接收了一批弃婴（二十多名女婴），创办了婴儿院，又称“娃娃楼”。此外，祁理扶还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于1914年在中山路开办了道育小学，聘请杭志珠为校长，尽管学生只有10多人，但也为当地教育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祁理扶夫妇和育婴院的孤女们不得不撤到中越边界的龙州县。1924年，因经费困难，祁理扶将道济医院和布道工作无偿奉献给英国传教组织圣经布道会（BCMS），由英籍教士费贻福接收，并继续沿用道济医院之名。1926年，南宁反帝高潮涌起，英国圣经布道会暂时停止活动，但祁理扶仍坚持将道济医院和传道堂交给费贻福代表接收，自己则于1930年春转往香港。此后，英国圣经布道会继续派遣传教士和医务人员到南宁。1935年，教会和医院迎来大发展。他们拆除了原有医院，改建成3层楼的医院，并命名为“道救医院”。医院设门诊部、留医部、产室等，病床和产床数量增加，医生和护士队伍壮大，英籍医生夏恩雨任院长。同时，他们还将传道会福音堂改建为礼拜堂。抗战期间，医院和传道堂遭受破坏。但部分医务人员和信徒仍坚守岗位，为市民提供庇护。1939年十一月，在日军占领南宁的当天，许多未来得及撤离的市民（大多为老幼妇孺）逃到明德街天主堂、经文街小乐园（教会）医院、中山路（教会）道救医院等避难。其中，中山路道救医院收容了200多人，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
▲1939年时期的南宁中山路基督堂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圣公会将医院重修，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进入1950年代后，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积极响应三自革新运动，并逐渐由政府接办相关事业。1953年，南宁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政策接办医院，全部人员分配到市直属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后来，医院又先后改为南宁市针灸医院、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哈利·莱克梅尔·克利夫特（中文名祁理扶，港译祁理廉）（Harry Lechmere Clift）医生是一位开创性的医疗传教士。他1876年出生于印度，在印度接受教育，后来在英格兰的伊斯特本高中就读，1893年前往爱丁堡学习医学并获得外科学士学位，1900年完成学业。1901年，他与温弗雷德·阿什比（Winifred Ashby）结婚，1902年他们乘船前往香港，在当时隶属广东（Kwang-Tung）省的城市北海（Pakhoi），的中华传道会（CMS）传教医院服务，这是中华传道会在广东的第一家医院，也是中国第二大医院。他们学习了粤语。然而，他们饱受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困扰，伦敦的医学委员会认为他们继续留在那里是不明智的。于是，他们回到英格兰，在坎伯兰（现为坎布里亚）的斯科特比（Scotby）从事乡村医疗实践。1905年，他们强烈渴望回到中国，开始自己的事业，1906年，他们独立于任何机构，定居在广西（Kwang-Si）桂林（Kuei Lin），并开创了一个医疗中心（桂林医疗传道会，KMM - Kuei Lin Medical Mission），随后在1906年底转移到南宁，在那里也做了同样的工作。这包括学习说普通话，他们也做到了。他们创立了以马内利医疗传道会和教堂，这是该省第一个医疗传道会。在某个时刻，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孤儿院，收养被遗弃的二十多个婴儿。他们一直经营这些事业直到1917年，克利夫特医生回到英国，在法国的皇家陆军医疗队服役，直至一战结束。战后，克利夫特夫妇回到南宁，继续在医疗传道会、教堂和孤儿院服务，直到1923年，温弗雷德因风湿热而病倒，在香港住院治疗。由于她被告知只剩下两年的生命，克利夫特夫妇联系了英国循道会差会（BCMS），将医疗中心（现已成为医院）和南宁的儿童之家交给他们管理。为了温弗雷德的健康，他们搬到了香港，克利夫特医生在那里注册行医了五年，但他一直监督南宁的工作，直到1930年。在这期间，温弗雷德奇迹般地康复了。1928年，他们回到南宁，但由于当时内战导致的普遍动荡，他们最终于1930年回到香港。英国循道会差会（BCMS）的孤儿院也受到持续动荡的影响，在广西多次搬迁后，最终在香港布罗德伍德路（Broadwood Road）安顿下来，由伊丽莎白·卢卡斯（Elizabeth Lucas）小姐负责监管。1931年，克利夫特医生接到香港政府的任命，担任殖民地中国医疗慈善机构的视察员。20世纪3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克利夫特医生在弥敦道216号和218号租下了四个底层店铺空间，并为他所创立的非宗派以马内利传道会教堂建立了一个礼拜堂，在温弗雷德的协助下，他领导着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和教学工作。当时，九龙作为香港岛的迅速扩展的国际大都会，人口激增。各个教派也寻求跟上这一步伐，1905年为天主教徒建造了玫瑰堂（Rosary Church），1906年为英国国教徒建造了圣安德鲁教堂（St Andrews），但对于像克利夫特夫妇这样的开拓者来说，确实需要充满活力的教堂。克利夫特医生正确地观察到，中国人对“普通教堂并不感兴趣”。除了教堂，他还在该地点开设了以马内利医疗中心和药房（该中心一直运营到1967年），以及一家书店。由于香港是前往中国大陆、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暹罗（泰国）和其他远东地区的传教士补充物资的热门中转站，业务蓬勃发展。这家书店出售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乌尔都语、中文、菲律宾语和希伯来语的圣经。20世纪30年代中期，弥敦道的传道会教堂被命名为福音兄弟会教堂（Evangelical Fraternity Church），书店则更名为兄弟会书房（Fraternity Book Room），根据这份广告，这一名称至少在1933年就已使用。后来，书房更名为以马内利英文书房（Emmanuel English Book Room）。这家书店作为九龙的一家书店（灵光书室），一直运营到1978年。大约从1934年开始，这里还设有一个部队游戏室，并附设茶室。林肯郡军团是首批被服务的对象，随后是威尔士燧发枪兵团、西海福高地人团、皇家通信兵团和空军。▲约1940年的香港。哈里·莱赫米尔·克利夫特医生（前排左一）和妻子C·温弗雷德·克利夫特（前排右二）与助手和六名军人一起驻扎在以马内利教堂的军人活动室、图书馆和茶室。1934年，克利夫特医生再次生病，克利夫特夫妇回到英格兰德文郡休养。为了康复，克利夫特医生在一艘经加拿大、非洲和澳大利亚开往中国的慢船上担任了船医。克利夫特医生和夫人似乎都拥有在中国丰富的传教经验，并因此开展了富有成效且有影响力的教学工作。白天要经营医疗中心，晚上和周末还要忙于教堂活动和书店运营，克利夫特夫妇实际上承担了三项全职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一定是有一定财力的人。然而，克利夫特医生是一个慷慨的人，他治疗所有病人，无论他们是否能支付费用。他和妻子在南宁创办了一个医疗中心（后来成为医院）和一个孤儿院（价值约4500英镑），并将其交给了英国循道会差会（BCMS）；在香港，他们在九龙购买了一套公寓，并租用了另一处场所作为医疗中心、教堂和其他房间。然而，当他们在桂林开始时，他们是租房居住的，从《远东纪行》（Very Far East）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是靠信仰生活的，这些东西中的许多都是靠家乡的财政支持来维持的。在南宁的一封信中，温弗雷德写道：“我们在河边（ Yong，即邕江）买了一块地。请祈求上帝给我们足够的钱来建造一座非常漂亮的医院、药房和布道堂。”在另一个地方，她谈到中国人时说：“他们太习惯于看到传教士建造房屋、医院和学校了，他们几乎总是相信这是我们自掏腰包，当我们说我们没有钱支付高额租金时，他们认为我们在撒谎。”抗日战争期间，克利夫特夫妇被日本人关押在斯坦利集中营。在占领期间，他们的朋友威利·古恩和其他未被关押的外国人维持着传道会教堂和书房的运作。抗战胜利后，克利夫特夫妇作为优先案例被遣返回国，两人都卧床不起，但温弗雷德的情况更为严重。完全康复后，他们返回香港继续工作，但1949年，克利夫特医生因病短暂去世后，享年73岁。他去世后，温弗雷德回到了英格兰，但她一定意识到自己的家现在在香港，于是她回到那里度过了余生，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89岁。他们被合葬在香港快乐谷公墓。他们的一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致力于服务中国这片土地，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要抚养，才得以如此专注。他们都葬在香港，显示了他们与自己前来服务的这片土地的完全认同。他们创立的以马内利教堂已经发展到六座教堂，今天被称为以马内利英文教堂，其余的是说中文的。第一个分堂是1955年建造的深圳教堂。另一个教堂是1962年的以马内利中文教堂。一些以马内利教堂还附设有以马内利医疗中心和学校。【以下是广告】
克利夫特（祁理扶）夫人于1909年发表了她的日记体著作《远东纪行》，这本书详尽地记载了从1906年3月至1908年1月间，她与丈夫在桂林（书的前半段）及南宁（书的后半段）的生活点滴。尽管书中难免有些西方视角的偏见、歧视（或为时代烙印），然而他们的义举确确实实帮助到了许多困难之人。由于作者作为基督徒，笔触中自然融入了深厚的宗教情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书在许多方面的观察与体验都极具价值，而且日记里还有一些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记录颇为新奇。总之，外国人在广西写的记录，是极其罕见的。为了方便读者，本站将编译成中文。如有需要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订购。如不急于阅读，可等待本站持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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