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革命的统一告成
◎民国·黄旭初
民国十四年秋天，广西全省重新统一了。那时期国内的情势：在北方，自曹锟为冯玉祥幽禁而被迫辞职后，已无总统，冯玉祥和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摄行总统职权，吴佩孚虽已跟着曹锟倒下，但长江几省仍属直系势力，冯玉祥军据有京畿和西北，张作霖的力量已由东北渐次伸入关内，彼此斗争剧烈，段对北方区域并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对南方更是很难过问。在南方，孙中山大元帅逝世后不久，中国国民党即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采合议制，也无总统。虽然内部因容共关系也发生斗争，但对于民众宣传和对付帝国主义，却也做得有声有色，显现新兴蓬勃气，从前陆荣廷一直和直系互相结合利用，李宗仁、黄绍竑等虽由陆氏部队孕育起来，却和直系甚至北方任何的派系都无关系；而且李、黄和其干部，都是学生出身三十岁左右的人，自然而然地厌弃陈旧腐败的北京政府，而倾心于有朝气活力的国民政府了，但因发展太快，招人嫉忌，造作诽语，说李、黄力量已成，将和革命离贰，两广革命的统一，本已不成问题的，终于要经过双方四次的访问商洽，才告实现。以下是其详情。
望整个统一、弃两面作风
广西既统一，广西革命政权的本身，正酝酿着重大的变化。而广西的统一又先于广东，各方都予以重视。十四年八月中旬，国民政府特派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偕冯祝万、邓世增、李民欣到南宁。他们此来，在私交上是访问和慰劳：在使命上是商量两广共同出兵南路和两广革命的统一。关于出兵解决邓本殷、申葆藩的问题，因为粤军曾助过我们解决沈鸿英，我们非常乐意藉此以示报答；而且广西的旧军如林俊廷等有逃避在南路的，一日不将其肃清，广西边界就一日不安，为人为己，都应答应，不待多作商讨，关于统一问题，他们希望我们改变以前的做法，而将整个的广西统一在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因为在粤的桂军将领和做党务工作的桂籍人士，两三年来，随着我们势力的发展，散布了很多谣言，或说我们是联省自治派，或说我们和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结，并指李、黄各用不同的旗帜和名称，表面是分道扬镳，实际是狼狈为奸，在羽毛尚未丰满时，就用黄来接近革命政府，现在广西统一，力量充实，不久一定会背叛革命政府，过去我们只知竭力为革命尽其最大的贡献，不断和很多的敌人拼命打仗，没有闲工夫去理会他们，对他们确是太冷淡了，使他们的面子过不去，难怪他们会造谣中伤。我们为应付起初艰难的局面，梧州和郁林确曾采用两面不同的作风，不但对省内如此，对省外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个纵横稗阖的时候，自己的力量又那样薄弱，稍一不慎，必将招致极大的挫败，到那时又有谁来同情我们、援助我们呢？李济深和粤军第一师的将领，曾向粤方替我们解释过许多的误会，可是万一我们有了甚麽相反的转变，他们对革命上的责任也就太重了，所以他们在公谊私交上都得来南宁一行，自广西内部肃清后，两面作风，已成过去，对统一原则，一致表示赞同，准备派白崇禧赴粤报聘，并作具体的商量。不料，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案发生，李济深等奉命匆匆回去，接着又有出兵东江的事，以致统一和其他许多间题，又延搁了相当时日。
被选表相需、纡尊催实现
十五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李宗仁黄绍竑都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后，一月廿五日，中央派汪兆铭、谭延阅、甘乃光三委员乘江防舰队的兵舰队到梧州来，汪又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他们屈驾降临，中央对于广西自是颇为重视，李宗仁、黄绍竑由南宁赶到梧州来欢迎。当兵舰入口时，江边排立着很多的行列和看热闹的民众，成为梧州空前未有的一个盛会，这几年来，梧州因受军事的影响，景况非常冷淡，到此才充满着和谐活跃的革命空气。他们此来，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白表示衔有什麽使命，象是访问巡视的性质，实在主要的目的在促成广西对于革命统一的表面化、具体化；其次是商谈出师北伐的根本问题。这些都是广西正在准备着、期待着的几件大事。当时还有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代表叶琪、贵州省长彭汉章的代表刘星垣，都在那里一起见面，对以后革命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在梧州并不举行何种正式会议，而是分别的商谈，李、黄对于统一和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可以说，他们的目的已完全达到了。他们在梧州逗留了两天，除了商谈和宴会，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宣传式的演讲上面。那时梧州人民团体的组织已相当发达，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都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军政机关的职员，没有一处不开会欢迎他们去演讲，他们也无不应邀出席，演讲的内容，无非是三民主义，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历史，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这些题，在那时是非常新鲜，很受民众的欢迎和拥护的。他们三人之中，汪氏以魁伟的丰采，委婉的言辞，热烈的表情，再加上亲自拿炸弹去炸摄政王的那一幕动人革命史剧，自然能博得更多人尤其是一般青年的钦仰，他们本来还想到南宁去，因冬天水浅，舟行往返需要近十天的时间，汪、谭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久留，就先回广州去了只留下甘氏一人和李、黄去南宁，甘是广西岑溪县人，他这次回来，对党务方面的责任比较多些，因为当时广西的党务尚未进展，需要他来指导。他到了南宁，也和在梧州一样，开会演讲，忙个不停，直到他害了肺炎，口哑声嘶，才得停止。
他们这次来广西，就各方面来看，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一般民众，消除了革命军就像民十入桂的粤军的错觉；听了汪、谭、甘的言论，知道革命理论合乎人情和需要，并非像洪水猛兽的可怕，这对以后广西党务的展开大有关系。
因力倡统划、被误会求增
汪、谭、甘三委员回粤后，李、黄两位在南宁召集重要的干部会议，对统一问题加以讨论，会后即派白崇禧赴粤报聘，同时商量一切具体联合的态度，白于二月中旬到广州，提出了澈底统一的意见。中央有也因此专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二月十八日白将经过情形电告李、黄，大意是：「吾省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对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障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革命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往来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十八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李、黄当即覆电同意。但有问题未能痛快地解决，于是白就回来了。白在电中的主张，在粤不但不能澈底的解决，反而生出若干的误会，主要的原因，就是财政的统一和军饷的提高问题，因为那时广西的士兵月饷只有六元六角，官长不论阶级，一律为十三元二角，如果要士兵提高到十元至十二元，便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开支，官长的薪俸增加数目更大，在广西当日的收入，自然负担不起，而广东当日的财政比广西还要困难，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再有力量来负担广西的军费呢！因此就有人误会我们的目的在要求增加广西的军费，所以到后来财政统一、军饷划一的问题，就根本不谈了。
已定大前提、续商小枝节
白崇禧回南宁后，李、黄再和重要干部从长讨论那许多问题，关于统一原则，大家早已同意，不必再去考虑，急待研讨的，第一是全省军事机构的名义问题：广东自杨刘事变之后，粤军、桂军、湘军、滇军总司令等含有地方性的军事机关名义已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直属军事委员会，广东既不设全省性的军事机关，广西能否单独设立，很成问题，李的意见：广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在地，各种问题可由军委会负责处理；广西情形不同，如果没有全省性的军事机关负责办理，全省治安和军队整理，都有许多困难，故竭力主张设置广西全省善后督办来担负这种责任，理由是充足的。第二是军队编制问题：我们的部队原来由定桂、讨贼两军组成，后来又改为广西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我们仍希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第三为行政机构问题：广西民政长公署本来是我们自己设立的，只要中央行政制度确立，即可取消，在中央行政度未确立前，暂仍其旧。第四是财政统一和军饷划一问题：财政统一和军饷划一这个原则，我们十分赞成，但若中央对此尚有顾虑时，可仍由广西自行负责统筹统支。第五是党务问题：此后广西的党务，自然要尽力展开，我们所顾虑的，是以前在广西没有信用的人回来把持，不但党务无从展开，而且还要引起内部军事上、政治上的许多纠纷，总结起来，在一个大的转变下，一切枝节问题，自所难免，好在大前提已经决定，那些枝节，也只好随后陆续设法去解决。于是改由黄绍竑负责代表到广州去，进行这个革命统一的工作，
谋事实解决、非条件要求
黄绍竑为续商统一问题，三月中旬到了广州，他觉得广州大大改变了，市内充满着革命的风气，李济深招待他住在广西会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里，对他的安全才觉放心，他在初到两三日里，都是和各方面口头接洽，或是参加会议，两广统一委员会对统一问题始终未作最后决定，他到后继续参加这个会议。第一对设置广西善后督办问题，颇多纷议。因为中央方面认为善后督办这个名义是北洋军伐常用的，革命政府不宜采用，十三年中央所委广西绥靖督办的名义，当时黄也费了很多的唇舌才得核准，这次提出这个名义，其中善后两字，又和正在从事革新的当时情形不很相合，自然更难适用了，后来经他婉曲地陈说，才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以李任督办，黄为会办，第二对编成两军问题，更觉为难，他们虽没说出不能编为两军的理由，但黄很明白他们的意思，如果广西编成两军的话，就无异占有国民革命军全部四分之一的数量，后来汪兆铭这样说：「第七军的番号已经决定了，自然无问题，若要再编一军，因第八军的番号已决定给唐孟潇（生智），此外又不好再编，」这个理由实在勉强得很。黄以我们确实拥有两军的实力，原来已有两军的番号，如果要并为一军，也有我们的困难，而且这一军的军长，由李担任，仰由本已担任，也颇难安排，但黄见他们内心为难的情形，就自动的提议请编为一军（但军内共编六个师），以李宗仁任军长，本己自愿担任党代表的职务，谭延闓听了黄的建议，拍掌赞成，说：「这才是真正革命的态度啊！」黄之所以自动提出编为一军，一来为解决当前会议席上的困难，二来他鉴于以往两军间，总不免有彼此的界限，不如趁此机会，混编一起，不特前隙尽除，此后必更加团结，他自己虽不任军长，但以他过去的历史，同李私人的关系，担任党代表还不是和军长一样的吗！第三对行政机构问题，因为中央整个行政制度尚未确立，目前只要中央加以委任，就算了事，等到制度确立以后，再行改组。第四对财政统一和军饷划一问题，那时的财政当局，只要求接受中央的法令统一，在中央财政系统之下，便已满意／，因为他们明知统一以后，于中央是没有好处的，如果财政统一军饷划一，还要使他们增加负担，正如一个穷人要和有钱的人平均家产一样，有钱的人一
定是不肯答应的，黄体念对方的困难，也就不再勉强要求，仍由广西自收自支，以免引起中央的误会，第五对党务问题，自然完全统一，依照中央规定办理：中央也允许时时顾虑地方的情形，并尊重我方的意见。各种问题，在此便顺利地解决了。
决议见施行、遵令迅改组
统一问题既有相当结果，中央便指定黄绍竑出席下星期一（三月十五日）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统一的经过情形。那次参加的人特别多，由汪兆铭主席，行礼如仪后，汪即介绍黄登台报告，黄首先将奉孙大元帅任命讨贼起，和李德邻合作，出兵南路，保障革命策源地，作简要的叙述。次说明他这次来广州的使命，是要求革命的统一，加强革命的力量，以求革命的成功，以前广西一般工作同志，在广西和旧势力苦斗了三年多，才把革命的障碍铲除，完成广西全省的统一。这不是为个人占领地盘，作军阀式的割据，也不是仅为广西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省分，而是想把广西的一切力量，整个的贡献给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政权，在广西革命障碍未完全扫除以前，我们不愿作夸大的、不现实的表示，现在广西已经统一了，所以我们才敢对中央作切实的报告，对社会作公开的宣布，接着将统一的内容作概要的陈述，并表示我们只是磋商事实的解决，并不作为相对的条件的要求，自今以后，广西的党务、政治、军事，都唯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命令是从，李某，黄某只是奉行党和政府命令的人员云。报告完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汪并作补充的说明，才告礼成。
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粤统一案」：一、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命令，处理全省政务；二、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民；三、两粤财政，受国民政府指挥监督。三月廿四日，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统一问题具体化了。
黄在广州逗留了两个多星期，曾初次参加过中央党部会议和最重要的北伐会议，然后偕同苏联的军事顾问、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回到南宁，将在广州所决定的事情，向李宗仁和重要干部报告，大家一致同意而且非常高兴。
军事机构易名改组的工作，很是简单，在四月间很快地完成了，就是将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只换了两个字，再把定桂、讨贼两个总指挥部的老班底充实到军务督办公署里去便成，另外编组一个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部，准备出师北伐时负指挥责任，在后方，概以军务督办公署来处理全省军务，至于部队，在统一战事结束后，已整编为九个旅，尚待改编为师，在军党代表下设政治部，各师也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
广西省政府也于六月一日改组，黄绍竑为省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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