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环境是建造的物质性行动过程的结果呈现，对建造的物质性行动过程的历史考查则是建造史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经过价值评估及筛选后的建成环境则被纳入建成遗产的范畴。因此，建成遗产的结果呈现、建造历史与价值评估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三者又均与遗产保护修缮工程息息相关，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以上海三一教堂为例，深入考察其遗产现状，分析其在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的价值评估，挖掘其建造历史，并基于此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进而反思其保护修缮工程。研究旨在通过对该案例的反思来凸显建造史研究对于遗产价值评估和保护修缮工程的重要意义。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219号的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又称“圣三一堂”），是上海市现存建成最早的英国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教堂，因用红砖建造在晚清民国时期被上海居民称为“红礼拜堂”。1989年，三一教堂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及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与维护，三一教堂目前状况良好，于2022年12月作为基督教全国两会的直属堂举行开堂仪式，并在礼拜日向教徒开放预约礼拜。 三一教堂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相关著述中大多会提及它。但是限于相关档案图纸遗失，一直有很多疑问未能解答。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笔者从《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中搜集到关于三一教堂的系列史料，并据此整理完成了两篇文章，于2014年发表，初步梳理清楚了关于三一教堂设计和建造的一些重要史实，取得了一定突破。当时三一教堂的修缮工程已经完工，《圣三一教堂保护修缮工程实录》正在编写。因此，书中关于建造历史的内容即参考了笔者的两篇论文。2023年，笔者又和剑桥大学建筑系坎贝尔教授（J. W. P. Campbell）合作，分别针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三一教堂进行了更加系统和深入的建造史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英国《建筑史》和《建造史》期刊。 2 建成遗产的建造历史——作为“模范租界”之“模范教堂”的前世今生 为了对三一教堂遗产现状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了解，需要追溯其建造过程。三一教堂的建造史，大致可以分成6个阶段。 第一代三一教堂由在香港的英国建筑师史来庆（George Strachan）在1847年远程设计，由美籍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监造，并由中国工匠建造而成。教堂于1848年圣三一日（Trinity Sunday，6月18日）建成开放。第一代三一教堂建成不到两年后的1850年6月24日早晨，在一场大暴风雨之后，三一教堂的屋顶塌落。当时已经移居上海的史来庆免费提供了重建设计和监造服务，协助重建了屋顶并加建了塔楼。修缮于1851年5月完成，并于5月10日重新开放礼拜。后来该教堂因质量堪忧且容量不足最终于1862年被拆除，并利用旧料异地新建一临时教堂。
▲ 1850年代的三一教堂
1863年三一教堂受托人决定邀请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为“模范租界”上海设计一座“模范教堂”。斯科特当初为上海教堂绘制的设计图共有38张，但已经无从查找。1864年11月22日，教堂捐献者一般会议通过决议——鉴于斯科特的方案容量不足，有必要进行修改。在受托人委员会的指导下，方案由在上海的英国建筑师凯德纳（William Kidner）部分重绘。凯德纳的修改主要有两轮：第一轮是在不增加造价的情况下将容量由原来的460人扩大至756人，并修改了一些细节；第二轮目的是降低造价，并使之更容易被中国工匠建造。最终方案通过后，于1866年1月18日签订打桩合同，至1869年8月1日主体建成开放，施工历时3年6个月零15天。工程监督为凯德纳，承包商为番汉公司（Messrs. S. C. Farnham and Co.）。施工过程在技术和材料方面有以下特点：①采用了打桩机代替人工对基础进行满堂打桩，木桩为新加坡进口，打完桩在木桩顶上铺一层厚厚的花岗岩，使得压力均布以提供一个完全良好的基础来建造上部结构。②主要建筑材料红砖采用英国制砖机器在上海本地大规模生产。③建造教堂的石材“因需选材”，下部采用上海本地生产的花岗岩，以其坚硬；上部石材由宁波获取，以其比花岗岩更容易加工出各种所需线脚造型。④采用了独特的木屋盖结构体系，中厅屋面采用下部为尖拱状的六分拱式屋架，上部形成三角形，屋架拱券之间设有纵向的肋拱；所有屋顶构架都采用美国进口、特殊定制的木材，在番汉公司的院子中预先组装好。⑤彩色玻璃、地板砖、屋顶岩板、铸铁排水口和煤气管道等均为英国进口。
▲ 更接近斯科特设计的三一教堂
▲ 上：设计透视图
▲ 下：建成之后的透视图
教堂主体建成之后，在使用过程中，英国侨民又对三一教堂进行了一系列加建和改建。 首先是1891—1893年加建了钟塔和尖顶，由英国建筑师克里（John Myrie Cory）设计监造。钟塔最初在斯科特的设计中只有平面位置示意。这个位置后来也被调整了3次。在教堂基础的施工过程中，凯德纳因地基问题将塔基础调整到建筑的东北角，后来教堂主体施工过程中先打了满堂桩。后来随着设计变更，位置又向北迁移。最后基础南半部采用满堂桩（1866年）、北半部进行角部打桩（1891年），然后浇筑混凝土筏形基础。塔与尖顶用上海周边地区特制的砖建造，钟塔内部地面到二层采用圆形钢铁楼梯，尖顶上安装十字架和避雷针。高达48 m的钟塔和尖顶给建造带来很大挑战，但即使在如此困难且危险的建造条件下，建造过程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中国工匠伤亡事故，这被认为是当时的巨大成就。然而建成一年后，基础处理方式不当导致钟塔不均匀沉降，开始向北倾斜。为解决这一问题，钟塔南部和西部的横向节点自底部被锯开，直至4.57 m高；待2年后沉降稳定，才开始建设连廊。1895年，三一教堂全部建成。
▲ 建成后的三一教堂（1895年）
1917年，塔与尖顶曾经搭满脚手架修缮一次，以替换掉腐朽的砖并重新勾缝。一战结束后，英国侨民将南部小礼拜堂改建为战争纪念礼拜堂（War Memorial Chapel），由英国建筑师思九生（R. E. Stewardson）设计。主要改动是将原坡屋顶改成平屋顶，并调整天花、窗户及装修等。1925年加设战争纪念管风琴（War Memorial Organ），替代1883年的管风琴。1928年在南侧耳堂墙上加建雷士德纪念窗（Lester Memorial Window）。
▲ 战争纪念礼拜堂
▲ 战争纪念管风琴
▲ 雷士德纪念窗
2.4 交还后、有文保身份前：1953—1989年 上海解放后，英国侨民于1953年将教堂移交给人民政府，此后教堂经历了几次修缮和破坏。 1955年4—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款对三一教堂进行大修。主要内容有：屋顶全部翻新，石片瓦按块进行补换，两侧屋面板铺油毛毡，盖白铁皮，涂红丹，油黑漆；教堂内部全部重新油漆，至圣所穹顶则按照原样加贴金星；顶上一圈铅条彩玻尽可能按原图案补配完整；杀灭白蚁；照明电线设备全部拆除重装。 1966年，钟塔尖顶被强行拆除，八音大钟以及教堂主体部分的彩色玻璃花窗和管风琴等遭到破坏，教堂被改为上海市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部卫生连队门诊部。
▲ 尖顶被毁的三一教堂（拍摄时间不详）
1969年6月，三一教堂由黄浦区人民政府接管。1977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房屋修缮公司第六工程部对教堂进行了大修和改造，改造后的教堂成为黄浦区政府和区人武部办公所在地。教堂主殿侧窗下插建钢筋混凝土夹层，原天花由木吊顶覆盖，空间分割成小间用作办公。底层改建成区政府礼堂，至圣所部分改造成主席台（舞台），地坪从舞台处逐渐抬高向主入口处形成斜坡，添置礼堂座椅；两边耳堂和门厅处则被隔出侧光室、放映间等；侧廊被垫高，局部封闭。
▲ 被改成礼堂的三一教堂
1985年7月至1986年4月，结合九江路219号区政府大楼的大修，教堂的有关设备和装修也进行了重新施工。 1989年，三一教堂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第一批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在三一教堂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期间进行的建造活动主要是2007—2010年的保护修缮主体工程，和2010—2014年补齐了彩色玻璃窗和管风琴。 2019年“圣三一基督教堂”申报并成功获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为了迎接开堂，华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于2021年对教堂进行了保养维护：对被蛀蚀的木梁进行临时加固，最小干预增加“钢拐杖”；新增防坠落挡瓦装置；将教堂上部部分固定窗改为电动遥控开启窗。 3 建成遗产的结果修正——修缮作为反历史建造与仿历史建造 通过对三一教堂遗产现状的分析和对其形成现状之建造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2007—2010年的修缮工程对其现状的形成意义重大。本节主要对此次修缮进行分析。 在修缮前，相关单位对三一教堂的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认为：“其历史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曾是历史上租界重要的活动场所，热情开展积极向上的社会活动，为各界人士提供服务和方便；其建筑艺术价值为它是上海19世纪最华美、最高的建筑，融合各种特色的建筑风貌，严格而又规范的平面布局，独特的无盖结构体系，典雅精致的室内外装饰；其科学技术价值为采用与上海地质条件对应的基础形式，新型建筑材料的应用，与现代建筑相适应的建造技术。” 基于价值评估，在修缮方案设计任务书中，明确了三一教堂尽量做到“修旧如旧”的修复方向，恢复其20世纪30年代的景象。进而基于现状和20世纪30年代历史状况的分析，确定了修缮三部曲：拆除工程；教堂修缮；钟塔（尖顶）复原。 拆除工程首先是拆除非结构构件（二层的吊顶、轻质隔墙、木地板，一层的座椅、吊顶、舞台等）和二层部分结构（武器库、保密室），加固屋架，拆除舞台两侧的灯光室及舞台部位的上空铁架、分隔墙体，拆除插层混凝土预制楼板及现浇楼板，拆除现浇混凝土大梁及部分钢梁，拆除十字翼廊两端的扶梯间结构（包括平台、梯段、边梁等），拆除大堂东端放映间，拆除底层台阶、封闭门窗洞墙体，拆除室内地坪。教堂修缮主要是恢复原结构受力体系，修复各损坏部位，在不改变文物原状情况下，尽可能考虑设备布置及环境整治。钟塔复原主要涉及拆除钟楼插层及附属设施，并按照历史资料采用钢结构重建了原砖块砌筑的钟楼尖塔。
▲ 已经拆除插层混凝土地面的三一教堂
此次距今已有十余年的修缮，奠定了三一教堂如今的现状。2017年11月，三一教堂修缮工程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杰出项目奖（UNESCO Award of Distinction）。评委会认为：“这座神圣的教堂经过专业的修复技术，成功复原了中国最古老的安利甘教堂——三一教堂的历史风貌，重塑了上海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地标之一。通过大修，恰当地去除不当的后期加建，恢复了十九世纪著名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的哥特式复兴建筑原有的庄严与宏伟，尤其是修复了建筑的结构、灭失的装饰，特别是彩色玻璃窗。钟楼的重建重塑了上海城市历史的天际线，它高耸的塔尖和独特的红砖为当代会众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 修缮后的三一教堂
4 建成遗产的价值评估——价值作为遗产遴选标准与修缮依据 价值评估是遗产遴选标准和修缮依据。经过修缮后的三一教堂于2019年初以“圣三一基督教堂”之名申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功获批。本节通过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与遴选工作指南》（以下简称《工作指南》）和圣三一基督教堂申报材料进行解读，分析三一教堂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工作指南》中对申报对象的价值评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1）历史价值：作为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2）艺术价值：作为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或地域典型风格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3）科学价值：作为人类创造能力或科学技术创造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 根据《工作指南》的要求，上海市相关部门填写了圣三一基督教堂的申报登记表。其中价值评估部分表述如下。 一、科学价值
在地处长江三角洲冲击地带、地质松软的上海建造大型工程，首先要解决避免建筑沉降的问题，因此在建造圣三一基督教堂期间，曾在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上打下了八千多根木桩，其中4.75米长的有3 400根，3.66米长的有2 470根，1.52米长的有1 660根。此外，在钟楼基地上用去4.75米长的木桩625根，并且在桩上面铺了一层很厚的花岗石。圣三一基督教堂在工程建设方面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上海圣三一基督教堂的修缮工程于201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杰出项目奖。
二、艺术价值
圣三一基督教堂外观为哥特式，是上海早期最大最华丽的基督教堂，也是上海当时最美的建筑之一。
它是上海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建筑。该堂平面布局采用拉丁十字式，五廊型巴西利卡式，堂外有带扶圈的石柱长廊。圣坛、洗礼池都饰有精细雕刻。教堂两面的窗户上镶嵌彩色玻璃组成的圣画，每块都镌刻人名和圣母像。在20世纪30年代十层以上高层建筑在上海出现以前，圣三一基督教堂的钟楼曾经长期是上海的制高点和最醒目的地标。
它是近代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以建筑学为媒介在上海的首次集中展示，为上海引入了西方建筑学，进而影响了后来的上海教堂建筑。因而圣三一基督教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符合遴选标准（3）“作为建筑营造、景观设计、工程建设或造型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成就，能够反映特定时代整体或局部地域的典型风格与技术水平”。
三、历史价值
圣三一基督教堂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堂，也是上海开埠后建造的第一座新教教堂。圣三一基督教堂曾是当时远东最高级别的教堂，竣工不久的1874年，圣三一基督教堂于1875年5月升格为安立甘系统北华教区的主教座堂，又称安立甘大教堂。
四、社会价值
圣三一基督教堂在社会活动方面甚为活跃，如开办学校，举行各种社会公共性质的救济募捐活动、娱乐联谊活动、体育健身活动、演讲会以及各类讲座等，以增强信徒的团契精神与凝聚力。
通过对上述价值评估内容进行逐条分析，结合对教堂建造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上述价值评估存在很多问题：①科学价值方面，地基处理部分来源于魏荣昌于1865年提供的三一教堂建造估价而并非实际实施的方案；②艺术价值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10层以上高层建筑在上海出现以前，处于外滩一线的海关钟楼明显比处于二线的圣三一基督教堂的尖顶更加醒目；③历史价值方面，在三一教堂建成之前的1846年8月，伦敦会就已经在上海老城内建成一座教堂。
▲ 1900年黄浦滨江历史照片
5 假如建造史先行介入——基于建造史研究的价值重估与修缮反思 基于前述分析，本节探讨在比较全面与深入地掌握了三一教堂建造史的基础上，如何对其价值进行重估、对其修缮进行反思。 首先，建造形成建成环境，而建成环境经由价值评估，可能被认定为建成遗产。因此，建成遗产离不开建造，尤其是有价值的建造。那么，建造和遗产的关系及其实质到底是什么？ 要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尝试从建造角度来对建成遗产进行价值评估。也即分析建成遗产价值评估的建造维度，即遗产的建造价值，进而可以分解为：建造的历史价值，即作为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建造的艺术价值，即作为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特定时代或地域典型风格的实物见证的价值；建造的科学价值，即作为人类创造能力或科学技术创造过程的实物见证的价值；此外，还包括建造的其他价值。 基于对三一教堂的阶段性建造史研究，笔者分别总结了三一教堂建造价值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1）历史价值 三一教堂的建造是上海开埠后租界外国侨民（主要是英侨）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近代基督教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见证，是英侨为将上海打造成模范租界首次邀请具有国际声誉的建筑师提供设计。三一教堂作为上海现存最早的英国国教教堂（Anglican Church，安立甘教堂）也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实物见证。 （2）艺术价值 三一教堂的建造是英国哥特复兴建筑思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在全球扩散的典型案例，也是著名哥特复兴建筑师斯科特在东方建成的唯一教堂，在上海、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建筑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三一教堂既是维多利亚鼎盛时期折中主义（High Victorian Eclecticism）教堂建筑艺术创作和审美趣味的实物见证，也融合了1860年代上海独特地域性的买办式建筑风格（compradoric architecture，又称外廊式、殖民地外廊式），反映了那一时代整体和上海地域的典型风格和建造技艺水平；其精致典雅的室内外装饰是杰出的人工创造物，能够反映个体（建筑师斯科特、凯德纳和克里等）及群体（美国承包商和中、英两国工匠）的创造力与精神追求。 （3）科学价值 三一教堂是19世纪上海近代建筑软土地基处理技术和西式砖石建筑施工技术发展成熟的重要实物见证，从教堂主体的“打桩机打入满堂木桩+桩顶大理石满铺”到钟楼的“木桩+混凝土筏形基础”，从中国工匠利用西式砖石砌筑技术在上海建成的最早的大规模建筑（教堂主体）到最高的构筑物（约48 m的钟塔）；三一教堂也在上海开创性地使用了多种中外建筑材料，包括利用英国红砖制造机器和技术在上海大规模生产机制红砖，上海及宁波开采的石材，新加坡和美国木材，英国进口屋顶岩板、钢梁和铸铁排水口等；另外，通过锯断西侧和南侧底部墙体横向连接的方式，阻止钟楼因不均匀沉降导致向北倾斜的处理手法也具有一定科学价值。 建造的历史经过价值评估，得出建造的价值，进而在保护修缮工程中要做到保护有价值的建造、去除无价值的建造和“复原”有价值的建造。三一教堂在修缮中根据“原真性”原则确定了“修旧如旧”的修复方向，即恢复其20世纪30年代的景象。基于这一判定，在修缮工程中进行了拆除工程、教堂修缮和尖顶复原“三部曲”。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建造的价值如何评估？恢复的20世纪30年代结构、装饰和室内家具，以及复建尖顶的可识别性如何体现？
▲ 建造价值与修缮工程
尤其是在历史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更难做到“恢复其20世纪30年代的景象”。比如，南侧小礼拜堂的修复与20世纪30年代的吊顶及内部装修存在明显差异；电子管风琴上添加装饰性风管来模仿机械管风琴及砖拱的复建均缺少可识别性方面的考量；另外，如在已知原基础曾引发不均匀沉降的情况下，尖顶修缮方案是否应该考虑采用更加轻质的结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基于建造视角的“原真性”与“修旧如旧”进行深入思考。 原真性（authenticity）不是静态的原初的特征。遗产学语境中的“原真性”包含“文化遗产的原初的及后续的特征”。《威尼斯宪章》第11条也强调，不仅要保护遗产“早期的状态”（the underlying state），而且要保护“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the valid contributions of all periods）。在历史建筑修缮保护中遵循“原真性”原则，并非要“真实地展现建筑的历史原貌”，使其“完全恢复到初始建设的状态”或“某一历史阶段的面貌”，而是要对“‘早期的+所有时期的’持续正当贡献”进行保护。 正如杨振之和谢辉基所言：“‘修旧如旧’在恢复历史状态这一要求下，实际上很难保证其原真性。就保持现状这一操作来说，如果已有的修改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现在的修改必然也是遗产在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使现在的修改在未来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遗产中被接受？相对于对整体性和原真性的强调而言，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那么，基于建造的价值视角和原真性原则，重新审视三一教堂2007—2014年的修缮工程，哪些修改（建造与反建造）可以被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作为2019年获批国保单位的三一教堂中被接受？如果说复建的砖拱和钢结构的尖顶可以被接受，那南侧小礼拜堂新加的穹顶可以吗？ 如果对遗产中建造的价值认知和原真性原则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知，在修缮工程中就会“肆意妄为”。如作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建筑“重点保护”的“原海关大楼”，在所谓“维修工程”中，将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师吴景祥于1940年前后主持扩建的天津海关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建造信息几乎全部抹除，严重歪曲了其历史风貌。其修缮过程中新加的穹顶和壁柱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它们可以成为其遗产的一部分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经由建造而生的建成环境经过时间的洗礼成为建成遗产的本体，建成遗产的价值以建造的价值（有价值的建造）为基础或载体；②扎实可靠的建造史研究是建成遗产价值评估的前提和依据，进而为修缮工程确立原则并指明方向；③修缮工程作为一种基于建成遗产本体的建造（负建造/反建造）行为，其目的是为存活着、生长着的建筑遗产的生命体可持续发展赋能，将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妥善保存与呈现；④修缮工程以建成遗产此前的建造史为基础，同时也为其提供基础（一手资料），修缮工程又是在续写建成遗产的建造史，因此也应纳入建造史研究的视野（做好记录）；⑤修缮过程中的修改（建造与反建造）应该对遗产价值的保护和呈现有正向的贡献，只有如此才能够成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n
原文请查阅 《新建筑》2024年第4期（总第21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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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红彬. 建成遗产的结果呈现、建造历史与价值评估之审思：以上海三一教堂为例[J]. 新建筑，2024（4）：35-40. 8. 胡石，郑蒨. 仿写、建造、传统：从遗产价值的角度看大禹陵禹庙大殿钢筋混凝土仿木构建造的传承[J]. 新建筑，2024（4）：41-47. 9. 许可，钱翔. 建造行为对乡土建成遗产保护与再生的有效回应：以意大利南蒂罗尔省马宁科葡萄酒庄为例[J]. 新建筑，2024（4）：48-54. 10. 唐莉，姚正沙，曹谨韵. 遗产价值的建造维度：从云南近现代三例建筑谈起（1900-1950年代）[J]. 新建筑，2024（4）：55-60. 11. 宿新宝. 上海近代建筑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出现、演变及其价值认知[J]. 新建筑，2024（4）：61-66. 12. 张天，张晓春. 入城归乡：建造技术的“洄游”：上海、宁波周边近代营造厂经营者自宅建造技艺与遗产价值研究初探[J]. 新建筑，2024（4）：67-72. 微信投稿邮箱 ／newarch_media@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