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钢结构与钢混结构逐步在上海普及，公共建筑已开始改用新的结构体系，这些新技术也为20年代中后期高层建筑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常见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梁板结构外，也有一些如今看来较为特殊的做法，如空心砖混凝土密肋组合楼板。这种做法是在绑扎密肋梁钢筋时即按照弹线位置整齐嵌入多孔空心砖，利用空心砖充当密肋梁间的混凝土模板，再浇筑混凝土形成组合梁板。此举一方面节省了小密肋梁的支模时间和木模板量，也起到良好的隔声、隔热效果，同时因板底平整、无主梁而有利于室内灵活分隔，获得了较高的净高空间。建于1933年的雷士德医学研究院（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和1934年的雷士德工学院（Lester School and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均由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和费博土木建筑工程师（S. E. Faber Consulting Civil Engineer）分别负责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结构上均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空心砖混凝土密肋组合楼板。这种做法也见于1938年汉斯·柏韵士（Hans Berents）设计的怡和纱厂羊绒染烘间的混凝土锯齿形坡屋面。
▲ 百乐门大饭店舞厅的厕所▲ 上：女厕▲ 下：男厕 近代卫生陶瓷洁具主要依靠进口，慎昌洋行（Andersen Meyer & Co., Ltd）是近代最重要的中介进口经销公司，主要代理经销标准制造公司的“司旦达”（Standard）洁具。国产洁具的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后由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启新磁厂生产的卫生陶瓷。 随着建筑层数增加，电梯也很快在上海普及。据记载，1887年开业的五层客利饭店（Grand Hotel Kalee）已经安装了电梯，此后美国沃的斯（OTIS）、德国西门子（Siemens）、英国伊斯顿（Easton）及史密斯和史蒂文斯公司（Smith, Major & Stevens）等电梯厂家分别在上海开设代理，电梯逐渐成为高档建筑的标准配置。1936年建成的铜仁路吴同文宅在三层住宅内还建成了非标平面定制的OTIS电梯，且至今仍可使用。而某些大型高层建筑已设置6部甚至10部电梯，且提升速度加快、轿厢扩大。到1936年，上海大约有1 000台电梯在运行。但由于电梯技术难度大，近代时期始终未能实现国产。 2.6 营造业发展 开埠后，上海营造业也经历了从传统水木作坊和个体工匠转向现代营造厂乃至建筑施工行业的发展变化。1864年开始，上海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西方建筑师、营造厂进入上海，并引进建筑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办法。建筑工匠的职业技能、职业身份和同业机构在近代时期开始转型，以川沙籍泥水匠杨斯盛等为代表的传统“水木作”施工单位转型为规模更大、内部组织更完善和与建筑师合作模式更成熟的营造厂。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近代营造业发展至鼎盛时期，1931年上海工务局登记在册的营造厂已有1 600余家，知名的如陶桂林的馥记营造厂、张效良的久记营造厂、顾兰洲的顾兰记营造厂、陶桂松的陶桂记营造厂、王皋荪的王荪记营造厂等。知名营造厂经营者也结为团体，开展交流以扩大影响力，如由陶桂林、杜彦耿等营造商发起，1931年成立的上海市建筑协会（The Shanghai Builders’ Association）等行业组织。营造业的现代转型与新材料、新技术推广普及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近代建造技术快速发展和传播。 3 建造技术与价值认知 自1843年开埠后不到一百年时间，上海从一个江南集镇发展为远东最大的摩登都市，这一过程离不开新的结构体系、建筑材料、建筑施工行业分工等技术手段和建筑材料的物质支撑。风格史研究中所关注的洋商、传教士与当地工匠合作的外廊式建筑、古典立面与钢结构融合的新古典建筑，乃至装饰艺术派和现代建筑，其背后都遵循建筑工程实现之“易建性”逻辑，即砖瓦、石材、钢材、混凝土、玻璃等材料和建造技术从少量舶来转化为在近代上海的特定环境与条件下易于获取和建造。这种“易建性”缘于新材料本地化生产或运输与交易便利，以及成熟可靠的设计、建造产业制度同步演进和人才队伍质量提升。 新材料、新技术在近代上海的发展也催生了建筑师、工程师与营造业的行业团体，他们又通过开展技术交流研究和行业管理等活动促进建造技术持续提升。如1901年在华外国工程师成立的“中华国际工程协会”（Shanghai Society of Engineers and Architects），早期就将地基和基础技术作为重要的基础专题持续观察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解决了上海软土地基工程建设难题。1927年冬，中国建筑师成立上海建筑师学会，第二年备案注册更名为中国建筑师学会（The Society of Chinese Architects）。1931年，营造业人士发起成立上海市建筑协会。这些行业团体通过制定行规、行业交流、开办教育、发行刊物等方式，对推动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材料、新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也催生了新的规划和建筑管理制度。作为近代上海租界的管理机构，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在1900年10月和1903年8月颁布了《中式房屋法规》（Chinese Building Rules）和《西式房屋法规》（Foreign Building Rules），此后不断修订更新，又在1916年12月颁布了新的建筑法规——《新中式建筑规则》和《新西式建筑规则》，并于1917年6月21日正式实施。建筑规则涵盖建筑结构、消防、高度、退让等内容，既随着建造技术发展而不断完善，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新材料、新技术的普及推广。 同时，近代新材料、新技术在上海推广普及的过程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发展。20世纪后，本土建筑材料与营造企业——包括砖瓦、水泥、玻璃、建筑陶瓷、门窗等各方面，都经历了引进、发展、兴盛的曲折过程。对这一过程中建筑技术和建造的价值认知也是客观认知民族工商业发展历史与价值的重要途径。 随着建筑遗产价值认知逐步引起重视，越来越多的近代建筑成为建筑遗产并得以保护，而建造本身既是建筑遗产内涵的一部分，同时也为近代城市和建筑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新材料和新的建造技术带来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促进了管理规程建立、建筑分工、行业创新和观念变革，在百年时间内塑造了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也对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4 结语 近代上海千姿百态的城市面貌与建筑风格，离不开新材料、新技术的物质支撑。这些材料与技术大多经历了舶来、模仿、改良和国产化的过程，厘清其在近代上海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更全面认知建筑遗产价值，也对指导遗产保护工程、评估遗产价值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近代建筑技术史，尤其是新材料、新技术未予以充分重视，既有研究成果尚较为局限；同时，即使如此之少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及时助益遗产保护工程，还很可能因认知缺陷而导致保护工程中不可逆地损毁重要历史信息。这其中甚至包括对近代建筑材料的无知和误解，例如，因对早期外廊式建筑采用抹灰保护青砖的做法不熟悉，而去除抹灰修复为清水青砖外墙；在部分修缮工程中，误认为空心砖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而将20年代的空心砖隔墙拆除。也有一味追求外观形式而忽视工艺、工法和构造节点的情况，例如在干粘卵石外墙饰面修补中错误采用水刷石水洗翻做工艺修补，在内开木窗修缮中漏做披水板和泄水孔等。 因此，对近代建筑新材料、新技术的认知具有显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认为，除了加强建筑技术史专题研究外，还应在以下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建立近代材料设备样本库：由于近代建筑多处于日常使用之中，修缮、装修活动较为频繁，每次不当的材料或设备更替就将损失遗产的历史信息，因此需要尽快建立材料样本库，以便保存材料、设备和工艺样板等，为开展系统材料分析研究提供实物标本。二是围绕近代建造开展更大范围的比较学研究：对于“西式建筑”的欧洲原型，和近代其作为舶来品进入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后受气候、技术、材料等影响的在地化变体，都可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由此更加全面地认知上海和其他近代城市的建造技术特征与流变。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