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营造厂经营者的流动，是推动近代技术在不同地域间、城乡之间传播的动力之一。依托大城市营造厂经营者返回乡村后的自宅建造实践，近代建筑技术得以产生一条渗透至乡村的可能路径。文章针对上海、宁波周边的营造厂经营者自宅建造实践展开研究，以此讨论近代建造技术与工艺在城乡间流动的问题；落脚于营造厂经营者自宅的遗产价值问题，讨论其作为技术“样本”的保存对建造模式、工艺的留存等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张天 张晓春（通讯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 建造者的“洄游”：上海近代营造厂经营者的来路与归途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的发展，离不开几组显要关系的相互影响，包括东方与西方、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等。其中，在研究城市中的近代建筑时，前三组关系备受关注。在建筑史的叙述中，与乡村关联更多的是传统聚落的布局、传统建筑的形制及建造。关于近代以来传入的新的建筑形式、材料、技艺对乡村建筑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些新的建筑知识如何在城市与乡村、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之间传播的研究，当前尚不充分。同时，过往研究多将建筑作为“设计的产物”而非“建造的产物”，因而难以深入观察从中国乡土环境走入城市的建造者。这些建造者有的逐渐发展为营造厂经营者。以在上海的建筑工匠及营造厂经营者为例，他们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上海周边乡村，以浦东、川沙居多；同时还有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工匠，以宁波、绍兴人士居多。在城市长期从事建造活动之后，部分营造厂经营者“洄游”至乡村，以捐路造桥的方式回馈乡里。宁波市区内的“灵桥”，即由上海营造业人士捐赠，陈磬记营造厂经营者陈磬裁也曾在鄞县捐建“十桥十亭”等。有的营造厂经营者还在家乡建造了自宅、宗祠，产生了一批融汇中西的近代乡村建筑遗产。![]()
▲ 上海、宁波周边营造厂经营者、员工及其建造的自宅、宗祠信息
这些来自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建造者，为上海近代建筑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他们在城市中的建造日益受到关注，而他们在家乡中的建造活动却被忽视。这些“入城归乡”的建造活动，体现了近代建筑知识在城乡间的流动和营造业对于建筑知识的传播作用，也使乡村成为近代建筑发展的一部分。本文从这些自宅、宗祠中选取代表性建筑作为研究案例，讨论其如何融汇东西方技术，又如何具有了近代建筑技术上的“标本”（sample）价值。作为建造者“归乡”的实践成果，营造厂经营者在家乡的自宅或宗祠有着较为复杂的建造背景。营造厂经营者从传统乡村中走出，“入城”并成长为近代技术工匠与商人，其身份包含传统与现代的两面性。在自宅或宗祠的建造中，一方面，基于对传统的尊重与延续，他们常采用中式的平面布局与建筑语汇；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将在上海的建造实践中掌握的西式做法、工艺进行运用甚至着重表达。这种中西建造工艺的并置、融合，展现了近代建筑技术从城市传入乡村的一条路径。中西建造工艺的并置首先体现在建筑材料选择和处理方式的差异上。在这些自宅中，既能够看到砖这类传统材料如何在工艺做法上吸收西方技术；也能够看到混凝土这样的新材料如何在上海、宁波周边乡村的传统建筑中得到应用与再诠释。这种中西并置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建筑成为研究近代乡村建筑由传统转向现代过程的特殊案例。比较上海租界、老城厢和宁波乡村近代建筑的砖墙，可以发现传统砌法的延续以及西式砌筑工艺的融入。首先，在上海老城厢及上海周边乡村传统建筑中常见的空斗墙及其砌筑方式，在近代仍被大量延续使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老城厢的王皋荪住宅——三槐堂。王皋荪是王荪记营造厂的创建者，曾负责租界内华懋公寓、日清饭店、峻岭公寓等重要建筑的建造，熟悉多种砖墙砌法。他在自宅中采用了十分传统的空斗墙组合砌法，即底部承重部分使用平砌，上部使用空斗墙；其中平砌部分还使用了江南民居常用的“实滚芦菲片”砌法。这一住宅及老城厢内普遍应用的空斗墙组合砌法，展现了江南地区传统砌筑方法在近代时期的延续。![]()
▲ 三槐堂上部的空斗墙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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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槐堂底部的实滚芦菲片砌法
同时，当时租界内建筑砖墙的砌法主要有两种。一为英式砌法（British Bond），以一皮顺砖、一皮丁砖为特色；二为梅花丁砌法，以同一皮砖一顺一丁为特点。英式砌法为纯粹的舶来品，在租界的建造实践中产生了青砖英式砌法、去掉中国工匠不熟悉的“封口砖”（Closer）等改良方式。而梅花丁砌法来源相较于英式砌法稍显复杂。首先这类一顺一丁的砌筑方式，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中国本土砌法；同时，这一砌法又与西方的一种传统砌筑方式——“弗拉芒”式砌法（Flemish Bond）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使梅花丁砌法既能够为中国工匠迅速使用，也能为西方人所接受。英式砌法和梅花丁砌法也较早出现在中国专业建筑出版物中：张锳绪1910年写就的《建筑新法》中对其做出了介绍，他将British Bond译为英吉利式，Flemish Bond译为夫列迷西式；系统性地介绍建筑构造做法的出版物，如杜彦耿发表于1935年的《营造学》中，也对两种砌法进行了介绍，将British Bond译为英国式，Flemish Bond则与匠语体系中对梅花丁砌法的上海俗称“苏包”相混同。![]()
▲ 《建筑新法》中的砖墙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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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学》中的“英国式”与“苏包式”砌法
伴随着西式砌法在租界的流行，在上海出现了传统砌法与西式砌法的融合。这一融合有两种模式。一是建筑主、次立面的砖墙采用不同工艺砌筑，在主要立面采用“洋气”的西式砌法，在次要立面则采用较为省工、省料的传统砌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川沙的陶桂松自宅“陶氏精舍”，其主楼立面墙体采用英式砌法，与之相连但更隐蔽的副楼立面墙体则使用梅花丁砌法。需要结合建造过程来分析这一做法。一方面，在设计时正立面可能存在较为完善的细节图纸，或受到监工的严格约束，因而采用了英式砌法；而侧立面给中国工匠自主“发挥”的余地更大，因而采取了更顺手的、本土传统的梅花丁砌法。另一方面，混合砌筑可能是营造厂经营者陶桂松的主动选择，即主楼立面选择“洋气”的英式砌法，便于彰显主人的品味和身份，而不那么重要的副楼则图省工、省料，采用梅花丁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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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氏精舍一层平面与南立面
这一在不同立面使用不同砌法的情况，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建筑中并非个案。距离陶氏精舍不远的川沙天主教堂建筑的正面墙体采用英式砌法砌筑，但稍一转向则会发现侧面墙体采用了梅花丁砌法。在老城厢内的砖木混合结构建筑中，也时常出现沿街立面采用英式砌法、背街立面采用梅花丁砌法的形式。可以说，因立面重要与否采取不同的砌筑方法，是上海及周边乡村建筑中本土与西式砌法融合的一种主要模式。西式砌法不仅在上海流行，也逐渐传入周边地区。但宁波周边乡村中的情况与上海的不同，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沿袭传统的砌筑方式。在近代，宁波的技术辐射能力不如上海，使得宁波周边乡村受西方建造方式的冲击并不那么强烈。尽管宁波老外滩建筑已大量采用英式砌法，但在周边乡村的民居建筑中，仍“顽强”保留着相当多的空斗墙组合等传统砌筑方式，即与前文王皋荪住宅相同的，墙体承重较多的底部采用平砌、上层使用空斗墙立砌的方式。这一传统的“惯性”，造成了营造厂经营者在宁波周边乡村所建自宅在砖墙砌筑上采用了与上海不同的、融合东西方砌筑技术的方式：保留传统的空斗墙，并与采用英式砌法的墙体重新组合，同一墙体立面同时使用本土砌法和西式砌法——这便是本土传统砌法与西式砌法融合的第二种模式。较典型者如何绍庭宅，墙体呈现为底部采用英式砌法、上部使用空斗墙砌法的组合，这显示了与宁波当地传统砖墙砌法的承袭关系。或许可以将何绍庭宅砖墙的做法理解为传统匠作逐步近代化的一种中间形态，即墙体底部以舶来的英式砌法代替传统的平砌方式，同时上部保持传统的空斗墙砌法，而整个空斗墙砌筑底部平砌、上部立砌的基本逻辑是不变的。![]()
▲ 何绍庭宅底部为英式砌法、上部为空斗墙砌法
西式砌法在上海，尤其是在租界中推广成熟以后，依托这些营造厂经营者在上海、宁波及其周边乡村建造的自宅，从城市传播至乡村。在传播过程中部分地取代了传统砌法。营造厂经营者在上海、宁波两地的自宅建造中，对于砖墙砌法的选择包含了多个层面的考量，十分灵活。由此产生出本土与外来砌法并置和融合的两种模式，既体现了宅主对建筑形象的要求，也体现了建造的经济性和工匠操作的可能性，是结合了因地制宜和“因工制宜”的技术表达。如果说对于营造厂经营者而言，砌砖工艺并不全然陌生，那么混凝土则是一种全新的材料。在对混凝土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中，更能够看出营造厂经营者这样的近代技术人才如何理解新技术，又如何将之与传统相结合。大型营造厂在近代上海的崛起是与混凝土的大量使用，尤其是钢筋混凝土的普及并行的。郑红彬、李海清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上海租界在1862年已开始使用水泥建造混凝土蓄水池，1881年始建的上海自来水厂水塔使用了波特兰水泥作为混凝土工程的主要建造材料；19世纪末，开始出现以钢梁柱外包混凝土为技术特点的钢骨混凝土结构建筑，如华俄道盛洋行；其后伴随着1906年华洋德律风公司等完全使用钢筋混凝土作为主要结构的大型建筑的出现，钢筋混凝土技术在上海的使用进入了成熟期。与之匹配的是能够主导混凝土施工的营造单位逐渐增多，从1909年仅有姚新记1家，迅速发展到1911年的18家。混凝土这一全新技术也经由营造厂经营者的“洄游”，以自宅的形式应用于乡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应用可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使用混凝土作为装饰纹样、构件开始，渐渐过渡到以混凝土浇筑部分结构构件。相较于传统的砖、木材料，混凝土优秀的塑形能力为上海营造厂经营者的自宅提供了更多装饰上的选择；从租界中“习得”的新形式，也为表达营造厂经营者自身的风格倾向提供了糅合中西建筑语汇的可能。将这种糅合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陈磬裁自宅“白鹤亭”，以西式山花、柱式体系为基本装饰框架，同时绘制蝙蝠纹样等中国传统元素。陶氏精舍也有类似的融合，其内院廊柱底部是一个以“磉皮”“磉珠”构成的典型中式柱础，而柱头则是爱奥尼柱式的涡卷形式；柱头之上所接的也并非爱奥尼柱式原本的楣构，而是一个雕花混凝土横梁。其所有者陶桂松在上海租界有多个建筑的修造经历，应当非常了解标准的西式装饰方法。可以猜想，这样的技术呈现方式，反映了营造厂经营者将西方建筑形式本土化、在地化，并形成独特风格的努力。![]()
▲ 白鹤亭大门上方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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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氏精舍的内院围廊与柱式
观察建筑装饰，也可以窥见营造厂经营者从何处学习了装饰元素，并将之传播至乡村。从奇彭代尔中国风（Chinese Chippendale）图案栏杆在上海周边乡村的使用中可见一斑。所谓奇彭代尔中国风图案，是指以几何格子和镂空网格为特点的一系列平面设计图式，主要应用于建筑物栏杆、室内家具中，由英国著名家具设计师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在18世纪受“中国风”（Chinoiserie）艺术风格影响发明。此后，这一风格在18、19世纪，伴随着殖民运动中乔治亚风格的传播，在美国流行开来，并在建筑栏杆上被简化为方格内的几何图案模式，广泛出现于美国1760年后的英属殖民地建筑中。19世纪初，这一菱形方格栏杆形式又受到美国开国元勋兼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青睐，在其主导建设的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中轴线建筑群和蒙蒂切洛庄园的手稿中，他称自己受到了奇彭代尔中国风图案的深厚影响。![]()
▲ 奇彭代尔中国风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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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彭代尔中国风图案在弗吉尼亚大学中轴线建筑群中的表达
这一形式跟随西方人的脚步，在上海租界中得以大面积使用。从陶桂松在1926年负责营建的永安公司经营者郭氏兄弟的住宅中，即可以看到这一栏杆的变体。此后，这一形式又出现在陶氏精舍内院围廊中。可以推断，这一内院栏杆形式很可能是陶桂松从由他主导建造的例如郭氏兄弟住宅这样的租界项目中“习得”。这一栏杆形式出现在上海川沙这样的近代乡村，可能显示出一条完整的装饰形式传播路径：即这一形式从中国出发，经由中国风的流行传播至欧美，又通过近代租界建设传播至上海，进而经由营造厂经营者之手，出现在他们“归乡”实践的自宅中。![]()
▲ 郭氏住宅栏杆实景
与陶氏精舍中主楼墙体使用英式砌法一样，混凝土这一新技术在进入乡村初期，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值得展示的“时尚”。在钟惠山主导建造的上海高桥钟氏祠堂中，建筑主体采用传统木结构体系，房屋内部柱子为木柱，而建筑回廊部分的承重结构则采用混凝土梁柱结构，只负责支撑卷棚顶回廊，与建筑主体的木构体系没有关系。如果将这些混凝土梁柱换为木质梁柱，也不会有结构上的问题。在使用混凝土材料的同时，钟惠山特意保留了传统木梁柱的尺度关系、花纹样式，以及柱头、柱础等构件，甚至将这些混凝土柱子浇筑出榫口以便与主体结构的木梁相接，使这套混凝土梁柱体系融入主体建筑庭院空间中。可以说是用“洋气”的混凝土材料完成传统木构构件的刻画，保留了宗祠建筑的传统身份。![]()
▲ 钟氏祠堂内院的仿木尺度混凝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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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氏祠堂内院木材与混凝土柱的交接关系
采用相似做法的还有位于宁波周边龙山镇的虞氏旧宅。该建筑分为两期修造：1916—1919年修造的前三进较为传统，基本为木构件；在1926年后修造的后两进中，开始出现了混凝土仿木柱等。在虞氏旧宅的最后一进中，已经开始采用混凝土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而非只是装饰构件。但尽管完全采用混凝土结构，虞氏旧宅仍旧试图回应宁波本地的地域特色。其在混凝土黏合剂中掺入红色颜料，形成偏红色的柱子形式，似乎是有意模仿宁波当地特产石料——“梅园石”。这种“模仿”在省工、省钱的同时，似乎也是一种设计上的倾向，即采用新的技术来仿照传统的材料。![]()
▲ 虞氏旧宅的仿木尺度混凝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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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氏旧宅中添加了红色颜料的柱子
可以说，在“混凝土”这一新兴材料被近代营造厂经营者“搬运”回乡村的同时，也形成了将西方建筑形式传播到乡村的一条可能路径。但同时，这种“搬运”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体现了营造厂经营者作为近代营造技术人才对混凝土这一建筑材料本质的理解。混凝土的塑形能力使得营造厂经营者得以按照传统的尺度、形式来设计和应用混凝土构件，并将之与西方建筑装饰语汇相结合，由此形成了中西交融的局面。同时，对混凝土技术的掌握，也使得混凝土这一新材料与被赋予新做法的砖、木一同向乡村渗透，构成了建筑技术在城乡之间传播的一条可能路径。3 建造者技艺的“标本”：作为遗产的营造厂经营者自宅与大城市中的近代建筑相比，营造厂经营者建于乡村中的自宅或宗祠，无论在地理位置、建造规模还是使用范围等方面，均不具有优势。这或许是它们长久以来较少获得关注的主要原因。这些建筑的去留形式也不乐观。上海老城厢的三槐堂，行将拆除；宁波何绍庭宅的周边环境已经近乎完全“清场”，住宅本身也面临拆除……笔者认为，营造厂经营者的乡建遗存是一份重要的，但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知的遗产。营造厂经营者因其身份与经历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近代城乡、地域之间完成建造技术的中转的作用。如果将中国建筑学知识分子掌握西方建筑知识的过程视为西方建筑知识进入中国的“一次传播”，那么因匠人、营造厂经营者的“入城归乡”造成的建筑知识传播，或可称为建筑知识“二次传播”的过程。如果说“一次传播”使得建筑的设计与结构得以成立，那么“二次传播”的过程则使得近代建筑在近代城市与乡村中的建造成为可能。这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近代建筑在城市与乡村中、设计与建造上的闭环，而营造厂经营者“入城归乡”是这一完整闭环的重要部分。他们在“入城”后，在城市环境中参与近代建筑施工，在满足不同设计意志的建造中，逐渐熟练掌握了舶来的新材料、新技术，对不同的建筑语言、形式风格有了一定认知。而“归乡”过程，则是在自宅建造中表达中国传统礼制、乡土观念和自身生活方式；在沿袭原有建造技艺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使用外来的新材料、新技术，形成建筑语言和营造技艺的中西融合。换言之，“入城”和“归乡”的实践共同构成了营造厂经营者“洄游”的一体两面，构成了建筑技术知识“二次传播”的两个方向。“入城”与“归乡”两者反映了不同的技术思维和操作方式，对近代建筑技术的传播和发展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前者的出发点是城市，后者的落脚点是乡村。笔者认为，对后者的研究不容忽视。因为这些建筑在建造中体现了乡土环境中的近代建造工艺演变的一种中间形态，参与了外来建造技术在乡村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将乡村建筑纳入了中国建筑近代化的进程中。常青先生指出，中国“在大量从材料、工艺到式样延续地方传统匠作体系的城乡风土建筑遗产，以及年代、材料、技术及式样均属近现代的建筑遗产中，有不少已在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消亡”，进而提出，建筑遗产可以是一种标本，能够代表某个时期艺术风格和技术特征，具备留存和研究价值。营造厂经营者的自宅或宗祠恰是一种中西方建筑技术与风格融合的乡村建筑“标本”。而对于这些建筑在技术上的特殊性，以及作为近代建造技术在乡村传播的重要环节，它们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尚未进行充分考证。作为“标本”，营造厂经营者的自宅或宗祠的遗产研究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于建造技术。很多建造细节都展现了营造厂经营者作为建造者对外来技术的在地化、本土化处理过程，发展出当时、当地的特有工艺。其二在于营造厂经营者的身份。在自宅的建造中，在什么部位选用何种材料、建造工艺、装饰语言，反映了营造厂经营者作为业主的风格需求、空间体验，以及对近代建筑技术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营造厂经营者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在近代建筑技术与知识传播中的时代烙印。综上，近代营造厂经营者自宅是一份重要的建筑遗产，对其中独具特色的建造技艺进行分析，研究其在近代建造技术传播中发挥的作用，重新评估其遗产价值，可以为近代建筑技术研究乃至近代建筑史研究补充缺漏，并为遗产保护工作打开又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 n ![]()
原文请查阅《新建筑》2024年第4期（总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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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海清. 元价值可能：建造视野下遗产保护理念再思考[J]. 新建筑，2024（4）：4-10.
12. 张天，张晓春. 入城归乡：建造技术的“洄游”：上海、宁波周边近代营造厂经营者自宅建造技艺与遗产价值研究初探[J]. 新建筑，2024（4）：67-72.微信投稿邮箱／newarch_media@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