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怡和洋行仓库E座是天津最早采用无梁楼盖体系的仓库建筑之一，是工业遗产的典型代表。基于一手档案与实地调查，从营建技术出发考察其在全球技术传播背景下引进的理念、材料、设备及构件，剖析营建价值保护在遗产化过程中的困境与方法。研究表明：该仓库在卫生、通风、采光等方面均具有时代领先性，并影响了天津近代营建制度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对相关遗存营建价值的评估为进一步开展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基础。对天津乃至全国遗产营建信息的系统化调查发掘亟待深入，以期为全球化与地方性的技术传播过程提供更为多元的佐证。
徐苏斌 吕志宸 张文正 王若然（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以来，租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前哨站点，其建筑呈现出全球技术传播网络节点的物质表征。洋行作为技术传播的重要力量，在贸易、工业、市政等方面对租界城市建筑的近代化转型发挥了关键作用。仓库作为主要的工业建筑类型，对开埠城市的运输和商品贸易十分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英租界，仓库建筑或仓储用地的面积占租界总面积的将近一半，其中，建造于1920年的怡和洋行仓库即是一处深受西方营建理念与技术影响的典型案例。相较于传统建筑，该仓库率先采用了先进的无梁楼盖体系进行建造，并针对消防、安全、卫生、通风的需求引进了一系列设备与构件。作为近代转型历程的佐证，其营建技术的物质载体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遗产价值。近年来，学界对建筑营建的研究主要从建筑结构、材料、设备等方向展开，也涉及近代西方营建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并开始关注洋行作为重要中介对营建技术转移与机器、设备跨国移动的影响。囿于档案查阅的难度，既往研究对于上海、广州等较早开埠的租界城市近代技术转移的探索较为深入，对于天津等北方开埠城市的相关研究较少，对于洋行主导建设的仓储类建筑的近代化技术引入与传播尚未涉及。本文基于全球技术传播的视角，通过对中、英两国一手档案史料的挖掘、建筑遗存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近代天津怡和洋行仓库E座对近代西方技术在建筑结构体系、防护措施、设备构件等方面的引入情况，及其对天津近代建筑标准化和规范化条例制定的影响。研究一方面对厘清近代营建技术的全球传播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为近代开埠城市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与评估提供新的材料。1860年开埠后，天津凭借运河与港口的优势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路交通枢纽与经贸口岸。在开埠初期进入天津的外侨中，除占领军外以官员、洋行商人、传教士三类为主。最早一批进驻的13人中有6人与怡和洋行相关。1867年，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开设，以航运业开始，并从英国传教士殷森德（John Innocent）手中租得位于英租界河坝道的三处土地。宽阔的河堤沿岸区域便于航船停泊与货物装卸，也使得这些土地成为海河沿岸地价最高之处。![]()
▲ 怡和洋行在天津英租界位置示意（1920年）
1872年，怡和洋行在天津成立华海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Ltd，后更名为怡和轮船公司），并在11号地块建设了第一代怡和洋行大楼。在组织架构方面，下设机器、航运、会计、出口（1909年开设）、进口（1913年开设）等部门，另有其他保险、航运等若干子公司，涉足领域广泛。在仓库尚未建成的早期，洋行利用总部和码头之间的河坝地带作为露天堆栈，存储从码头卸下的货物。据当时生活在天津的英国人记载：“当时河边堆满了货物……在早期我们没有仓库，储存货物非常困难。而天津的气候稳定，那里有一种非常耐用、价格又便宜的席子，下雨时能不渗水。所以，我们用这种席子把存放的货物遮盖起来，把码头变成了一种露天货场。由此我们增加了很大一项收入，生活习惯不久也因此而逐渐‘定型’：我们失去了最好的河滨散步道，但是我们得到了收入和贸易设施”。直至1881年，由于经营范围扩张，怡和洋行决定将11号地块改造成仓库，并在15号地块建设第二代怡和洋行大楼。20世纪初，随着天津租界的建设成熟，怡和洋行的业务蓬勃发展、洋行规模逐渐扩大，遂在1918年开始在原址筹建新的怡和洋行大楼，并对11号地块上的仓库建筑进行重新设计改建。1920年，由英商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设计的第三代怡和洋行大楼（现存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建设。英国永固工程司（Cook & Anderson）的建筑师库克（Samuel Edwin Cook）和安德森（Henry McClure Anderson）在1917—1920年间相继设计了总建筑面积约10 000 ㎡、占地近6亩（约合4 000 ㎡）的5座仓库。各仓库均为长条形平面布局，典型现代主义风格，5座独立仓库之间以通道和层叠交错的楼梯相连，其中仓库E座为唯一一座新建建筑。![]()
▲ 英租界怡和洋行11与15号地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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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洋行仓库群分布示意（1920年）
怡和洋行11号地块仓库E座在1920年3月由永固工程司完成设计图纸绘制，并于当年年底竣工，次年投入使用。作为5座仓库中面积最大且唯一设有办公室的建筑，仓库E座还发挥着衔接河道码头与其他仓库的交通枢纽的作用。为使得不同仓库之间能够彼此相通，其中部伸出一部空中楼梯将其与仓库A、B、D座不同标高的楼层进行连接，不仅大大提升了不同仓库之间的通行效率，还营造出仓库建筑群漂浮和流动的视觉效果。此外，由于在建筑结构、防护、设备等多方面引入了多项当时全球领先的建筑营建技术，仓库E座在近代建筑技术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包括：①全国最早采用当时刚刚出现在欧洲与北美的无梁楼盖结构的建筑之一；②天津最早使用自供水式消防喷淋设施的建筑；③天津最早应用垂直式升降梯的建筑之一。这些营建技术的传入，也极大推动了天津建筑近代化的进程。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即建筑内部不设梁、楼板直接承载在柱上，以扩大的柱帽支撑楼板，再将楼板荷载通过柱传递到基础。这一新型结构体系多用于工业建筑中的厂房、仓库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时的技术先进性。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在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20世纪10年代传入欧洲。在英国全球殖民扩张及租界地建设的背景下，工程师将其带至东亚，并在20年代传入天津和上海两大开埠城市。1920年，英国建筑事务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Group）在上海毛麻仓库的设计中首次使用了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同年，英国建筑事务所永固工程司在天津设计并建造了怡和洋行的仓库E座。该仓库共四层，是天津现存最早的无梁楼盖建筑。功能方面，首层（underground floor）为局部半地下结构，二层（ground floor）为办公室、买办用房及员工宿舍等，西侧局部架空作为地面堆栈使用，三、四层主要为仓储空间。材料方面，首层垫层为230 mm（9 in）厚混凝土板上覆盖150 mm（6 in）厚石灰抹面，二至四层楼板为180 mm（7 in）厚混凝土板。结构方面，首层与二层最外圈柱外接正方形边长约760 mm（30 in）、内部柱外接正方形边长约710 mm（28 in），三、四层外圈柱与内部柱外接正方形边长分别约为640 mm（25 in）、480 mm（19 in）与610 mm（24 in）、460 mm（18 in）。二层至四层高分别约为3 960 mm（13 ft）、3 660 mm（12 ft）、3 350 mm（11 ft）。相较于其他4座采用框架结构的仓库，无梁楼盖体系增加了楼层净空高度，且构造简单、易于施工，使得该仓库在设计完成的同年即竣工。![]()
▲ 怡和洋行仓库E座二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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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和洋行仓库E座A-A剖面
仓库是对防火防盗等要求较高的特殊类型工业建筑，建筑师在该建筑的防火、防盗、承重安全等方面均做了在当时极具先进性的考量，表现出对建筑安全的极大重视。在防火方面，该仓库是天津首个采用喷淋灭火系统的建筑，并采用了自供水系统。喷淋管网系统遍布各层楼内屋顶，确保可及时扑灭仓库中各处火情。楼顶设有一大型储水罐，采用抽水泵将水抽至储水罐中保存。同时，仓库门板为加厚铸铁板，并设有防火门、太平梯等安全疏散构件。外国职员办公室内的壁炉与宿舍区域厨房内的烟道内均铺设约130 mm（5 in）厚耐火砖，烟道一直延伸至屋顶伸出屋面，最大程度保证建筑内部的办公人员与贮藏货物的安全。在防盗方面，仓库使用了从英国进口的铁窗框和双层夹钢丝玻璃，在当时同类型的仓库建筑中极具前沿性。尤其是夹丝玻璃，在玻璃整体性、抗冲击强度、防火性等多方面性能均较普通玻璃有明显优势；在因外力冲击或火灾蔓延而受到破坏时，夹丝玻璃能够做到破而不碎，裂而不散。![]()
▲ 双层夹丝玻璃
在承重安全方面，每层入口处均标有楼板载重标识板，嵌于仓库内墙，例如二层楼板设计荷载为375 lb/ft²（约合1 830.9 kg/㎡），四层楼板设计荷载350 lb/ft²（约合1 708.8 kg/㎡），有利于建筑结构安全管理的同时，也推动了结构荷载设计的规范化、标准化。![]()
▲ 仓库三层载重标识牌
广州、上海两地的工业建筑中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出现辅助工业生产运输的电动机械设备。进入20世纪后，怡和洋行将相关设备与建筑构件引入天津，促进了仓库仓储流线的机械化转型。在建筑设备方面，怡和洋行仓库E座是天津最早应用垂直电梯的建筑之一，比1924年天津利顺德饭店（Astor Hotel）在改扩建工程中安装垂直电梯的时间早了4年。早在1900年，美国奥的斯（Otis）电梯公司便通过其上海代理洋行获得了多处电梯设备的合同。至1910年，该公司先后为北京东交民巷使馆、上海华俄道胜银行、和平饭店等提供了电梯，并提供后续安装和保养服务。仓库E座将垂直升降梯设置在临近楼梯处，电梯机房位于仓库楼顶，屋顶四周设置有女儿墙，有楼梯通往屋顶可以进行检修、维护、瞭望。几乎同时，国际烟草托拉斯集团英美烟草公司于1921年在海河对岸的俄租界建成大英烟草公司天津工厂，厂房内也安装有美国奥的斯公司的货梯，其中曳引机由英国伦敦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Way good-Otis Ltd，London）制造。![]()
▲ 怡和洋行仓库E座（左）和仓库D座（右）
在建筑构件方面，该仓库还是天津最早应用中悬式翻转天窗的建筑之一。中悬窗即以横向为轴，由窗中部的铰链固定，可翻转开启的窗。由于良好的使用性能，其在20世纪初开始被运用在大空间的工业建筑上：其一，密闭性和保温效果较好，适合北方开埠城市的严寒气候；其二，外开内倒的中悬窗能够有效防止雨水进入，亦不会占用室内过多面积；其三，设置于外墙上部的中悬窗可配合烟囱效应加强室内外空气循环流通，适合工业建筑等对于通风要求较高的建筑。![]()
▲ 20世纪20年代的中悬窗广告
此外，中悬窗的大量采用使仓库显现出典型现代主义风格。仓库E座东立面构图以直线为主，比例简洁和谐，山花面雕刻怡和洋行中英文名称。仓库三、四层以仓储功能为主，为避免阳光直射，中悬天窗并排开在墙面上部，连续的横向水平长窗在视觉上呈现出贯通整体空间的通透效果。对比同时期采用无梁楼盖结构体系建造的天津大英烟草公司工厂的小窗，仓库E座的设计理念和营建技术体现出明确的现代主义风格，是天津近代工业建筑风格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也成为怡和洋行对外形象展示的重要媒介。![]()
▲ 怡和洋行仓库E座东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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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大英烟草公司工厂旧照
怡和洋行作为中国开埠城市中业务范围最广、利润最高的大型洋行之一，历任总经理亦为天津英租界的核心管理者。20世纪前20年间，怡和洋行的两任总经理克森士（Edmond Cousins）和谢帕德（G. W. Sheppard）均同时任职天津英租界董事。关键人员的多重身份为促使怡和洋行与英租界工部局在市政建设等相关工作中进行更为广泛且深入的互动提供了可能。仓库E座竣工的同时，英租界工部局开始编纂天津近代首个关于建筑的营造条例，并于1925年正式出台《驻津英工部局营造条例暨卫生附则》，首次对建筑的材料、结构、卫生、通风、采光、防火、设备等诸多方面作出详细的标准化规定，其中就包括《仓库货栈类建筑条例》。该条例参考借鉴英国、上海与天津已建成仓库建筑的实践经验，从消防设施、容积、防火门、锅炉烟囱四方面对这类特殊建筑提出了具体规范。例如在消防栓和消防设施方面，规定工厂、仓库等工业与仓储建筑中，凡使用者超过30人，需要配备消防总管、阀门、消防栓、水龙头等其他灭火器械，且数目、样式、安装位置需要提交工部局审批；如果房屋高度超过22.86 m（75 ft），则需增设抽水机和贮水池。此外，条例针对仓储类建筑的结构、防护措施、设备与构件等内容也进行了详细规定。由此可见，以怡和洋行为代表的商业团体作为技术传播的重要媒介，通过参与租界核心管理与建设章程的制定、聘请英国受过系统建筑教育的建筑师、代理销售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建筑设备与构件等方式，从设计理念、营建技术、标准制定等多方面影响了天津近代建筑的转型，成为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手，为传统城市带来革新性的突破。自建成至今百年有余的怡和洋行仓库遗存，在当下仍面临遗产价值受损等诸多潜在风险。一方面，仓库群作为怡和洋行在近代天津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佐证，尚未与其办公大楼一同列入保护名录，不符合遗产完整性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冲击下，对建筑本体的改造利用忽视了遗产营建价值，相关信息被覆盖抹除，遗产价值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保护与阐释。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租界收回和政权更迭等接连不断的变化，一些外资银行、商行相继迁出，大量建筑成为国营单位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怡和洋行仓库的使用权在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天津市第一商业局所有，仓库内部经过改造后相继作为天津文化采购供应站库房、文具批发市场、文化创意产业园办公楼等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解放北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及保护规划的实施，天津怡和洋行大楼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与之相对，洋行仓库群虽被划为位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保留引导建筑”类型，但建筑本身未被列入任何法定保护名录。怡和洋行仓库与其办公大楼建筑是两座具有内在联系且建于同一时期的建筑遗存，根据《下塔吉尔宪章》中对工业遗产的完整性要求，将怡和洋行相关物质遗存作为整体列为保护单位不失为更合理的保护方案。![]()
▲ 怡和洋行仓库所在街坊保护规划
2000年后，天津启动海河两岸更新改造工程，对河道和沿岸道路进行拓宽并压缩了地块边界。由于此时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尚未实施，造成仓库E座与D座超出地块红线的部分即东侧两跨被拆除，进而导致仓库E座沿海河侧东立面、内部壁炉及烟道、屋顶瞭望台和刻有“怡和洋行”中英文字样的面砖等结构或构件消失。此外，2006年，在仓库E座改造转型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过程中，建筑中间位置的升降梯被拆除，西北侧原底层架空货物堆栈（仓库特有的功能性空间）及东南侧外廊（近代殖民时期核心建筑样式特征）则因扩大使用面积而被封闭，由无梁柱架起的开敞通透的建筑空间不复存在，营建技术的时代性价值难以显现。![]()
▲ 仓库E座改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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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库E座现状
▲ 左：东立面
▲ 右：西北侧立面
遗产营建信息是建筑遗产在“营建过程”与“建造技术”方面体现出的相关信息，包含特定的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思想与理念、营建技术和工艺水平等，是遗产科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遗产营建信息在《奈良真实性文件》中表述为“材料与物质”和“传统与技术”要素；在《下塔吉尔宪章》中表述为：遗产价值存在于遗址、建筑物、构件、机器和装置、文件档案、记忆与习俗中；在《中国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导则（试行）》中表述为“建筑设计与建造技术”要素；在《国家工业遗产评价指标》中表述为“技术或工艺具有创新性、独特性、重要性；对行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怡和洋行仓库作为典型的仓储类型工业遗产，其营建信息要素包括：①仓储流线，即以地面堆栈和升降梯为关键节点从货船到仓库各层的空间流线；②服务于仓储功能的建筑构件、材料，即升降梯、天窗等；③服务于仓储功能的特定建筑空间、结构、设计理念等，即仓库底层架空堆场、无梁柱等。![]()
▲ 怡和洋行仓库E座营建信息要素及其价值
怡和洋行仓库E座在经历多次更新改造后，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其建筑空间具有典型的仓库特征，建筑材料、结构、构件等反映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工业建筑营建技术水平。![]()
▲ 仓库E座营建价值物质载体分布情况
现存的营建价值载体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部分。物质载体包括天津最早的中悬窗通风设施（铁窗框、双层夹钢丝玻璃）、天津最早的无梁楼盖结构体系（混凝土无梁柱、悬挑阳台板），以及服务于仓储流线的楼梯和原架空堆场等。非物质载体包括档案图纸所体现出的卫生、通风、采光、防火、荷载安全等设计理念，以及天津最早借助机械化设备运输的仓储流线等。这些遗存对近代天津仓库营建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近代中国跨境引入建筑构件、设备、技术、材料、设计理念等科学技术并在本土传播的重要物证。在其他相关性要素方面，设计仓库E座的永固工程司作为近代天津最为活跃的英国建筑事务所，其设计作品还包括开滦矿务局大楼、汇丰银行和裕中饭店等，均已被列为文保单位；与这些建筑实践作品类似，仓库E座的整体性价值同样十分突出。此外，怡和洋行作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机构，该仓库群与天津分行办公大楼、塘沽铁水联运车站及码头，以及怡和洋行在中国华北的其他投资建设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看，其相关物证与档案是近代英国在华实施商业资本主义政策，进而引发技术体系跨境传播的重要例证，因此意义重大 。![]()
▲ 仓库E座营建信息遗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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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需要在宏观层面通过发展遗产产业保住遗产，在中观层面重视遗产科学价值等的发掘评估，在微观层面重塑“遗存”与“人”的链接。天津怡和洋行仓库改造更新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过程，虽因历史原因造成了一定的真实性缺失，但现存遗存的营建信息仍值得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抢救性保护。其一是对营建价值物质载体的修缮：对连接A、D、E三座仓库不同标高的混凝土楼梯，主体结构混凝土无梁柱及楼板，建筑构件中悬窗及其材料铁窗框和夹丝玻璃，以及悬挑阳台板及其铁质栏杆等，均应尽可能地对相关部位进行结构加固与材料修复；同时，拆除仓库立面后加墙体，还原东南侧外廊及西北侧底层架空场地，复原仓库的特征性功能空间。其二是对遗产营建价值的阐释与展示：将部分无法满足规范要求的构件或材料在整体拆除后保存在仓库展览室中并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同时以近代天津仓储建筑遗产为线索，结合历史信息建立物证与档案的对照呈现，形成完整的天津近代工业仓储建筑遗产叙事；此外，对仓储流线的展示也同样重要，作为海河两岸仅存的近代仓库遗存，可在原位恢复升降梯并复原展示其仓储流线，提升营建价值的完整性。其三是对遗产空间的改造更新利用：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园正面临二次升级的改造转型新挑战，结合天津市工业遗产更新行动，可调整部分产业定位，在保证遗产价值叙事的前提下面向“文商旅”相结合的空间需求开展改造工作，如底层可围绕架空场地形成旅游、展览及商业活动空间，三、四层则利用规则的柱跨形成办公空间。最后，建议将仓库群与原怡和洋行大楼“整体打包”，将其增补列为文保单位，并参照相应法律条例进行保护。天津怡和洋行仓库作为全球营建技术跨境传播的典型代表，是以洋行商业贸易为契机、以关键技术人员为媒介、以设备与构件为载体，并最终形成营建流程的体系化与标准化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实证。此外，对近代中国开埠城市而言，洋行不仅带来了全新的商品、技术、行业，还引发了诸如公共卫生等一系列社会理念变革的思潮，促发了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革新，对以天津为代表的开埠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影响深远。当下，遗产更新实践正如火如荼，而历经百余年的原怡和洋行仓库在经历多次物质与社会空间转型后，仍面临真实性、完整性受损等问题，其核心营建价值要素的保护亟需受到重视，工商业遗产的完整叙事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忽视营建信息的遗产保护利用实践屡见不鲜，但仍不乏遗产营建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的优秀案例。总结提炼遗产更新中营建信息保护与展示的方法，并在特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制度化定型应是后续相关工作的一大重点。此外，对于天津等近代开埠城市而言，借助正在开展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一步调查补充兼具全球化与地方性遗产营建价值的物证，为我国近代建筑遗产保护体系提供价值评估的基础，同样意义重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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