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现代建筑具有开放包容、因地制宜等实用理性特征。既往研究多认为地处边陲的云南近现代建筑实践存有先天缺陷，价值乏善可陈。文章关注其建筑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地域性，从建造维度探讨其建筑遗产价值认知，聚焦1900—1950年代云南三次发展契机下的三例代表性建筑。基于现场测绘、原始图文档案及口述访谈等资料，结合结构设计、力学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建造技术及策略，探讨云南近现代建筑在受限的物质环境下的自我探索。研究旨在回归建筑学科基本问题，揭示有关建造历史过程及结果的研究在建筑遗产价值评估中的不可替代性，拓展及深化中国近现代建筑保护及历史研究视域。
唐莉 姚正沙 曹谨韵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的历程较短。1980年代，以日本学者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团队为主的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兴起，推动了中国全境范围内的近代建筑调研工作。至1986年，在汪坦等先生的呼吁下，“中国近代建筑”专题研究态势才真正形成。云南近代建筑的系统调查正始于1980年代的全国近代建筑调研。 云南地区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价值常常因战争、贫困等关键词被低估，甚至存在误读。2016年，规模宏大的五卷本《中国近代建筑史》出版，皇皇420余万字，是对我国近代建筑史研究60年来三代学者集体成果的最大规模的整合。其卷五《浴火河山——日本侵华时期及抗战之后的中国城市和建筑》主要内容囊括了1931年后的东北及华北地区，以及抗战时期的重庆、贵阳、南京、延安、上海和香港的城市建设活动。而云南无论是在抗战之前，还是在作为抗战大后方时期，其相关建筑探索都未被提及，实属遗憾。 由于地处边僻，在中国古代至近现代时期的历史书写与建构中，云南常被认为是国家中心的末梢而被忽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防及经济建设需要，其地位才得以凸显。事实上，云南近现代建筑发展与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整体呈现多元开放、兼收并蓄的特质。这一方面是因为云南物产丰富、民族多样，为近现代建筑实践提供了丰厚的地缘给养；同时也因盆岭交错的复杂地势，限制了新型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大幅普及。由此推动云南近现代时期建筑技术融合现代性、本土性，向无问东西、因势而为的实用理性方向发展。 遗产存在争议的本质在于其价值是由解释创造的。在被赋予（文化的、艺术的、社会的……）价值之前，建筑本体是客观存在的、中性的。当被赋予价值之后，建筑即进入了所谓“遗产”的范畴，随着社会及价值观的变化，这些“遗产”的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当立足建造，关注建筑本体的物质性过程及结果，讨论建筑遗产价值时，是否可以回归建筑学科自身特色，直面建筑本体客观存在，凸显建造如何形塑建筑本体并底定了建筑遗产的价值，而不必囿于被赋予的、可变的、不可通约的，甚至经常处于矛盾冲突中的遗产价值的限制？ 20世纪初滇越铁路云南段的修建标志着云南近代化历程的开始，作为抗战大后方时期的建筑实践将云南近代建筑发展推向高潮，建国初期的自主探索体现了我国建筑标准化实践的地域探索。本文选取云南近现代建筑发展历程（1900—1950年代）中三个时段的典型案例，基于“建造-遗产”的互动关系，明晰云南近现代建筑营建特色，尝试从建造视角深化中国近现代建筑价值认知维度。 2.1 因材致用：蒙自海关分关建筑
云南近现代建筑发端于滇越铁路（Yunnan-Vietnam Railway）的开通，而非鸦片战争。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的法国势力通过修筑铁路向云南渗透，新的建筑功能、材料及技术也随之冲击着闭塞的红土高原，并影响了铁路沿线城乡聚落的近代化进程。 滇越铁路由法属印度支那铁路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chemins de fer de I'Indochine et du Yunnan, CIY）主持修筑，是中国第一条高山米轨国际联运铁路，于1901年开始修筑，1910年4月全线竣工通车。碧色寨站位于全线175.567 km处，是滇越铁路云南段仅存的一个特等站，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海关检查站，所有运输货物在此站检查、中转，因此海关、邮局、货栈、洋行林立，形成了丰富的建筑群。2013年，由滇越铁路碧色寨站站房、蒙自海关分关建筑、个碧石铁路碧色寨站站房、个碧石机车检修库、大通公司旧址、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组成的“碧色寨站历史建筑群”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滇越铁路云南段所有站点中唯一一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滇越铁路（云南段）地势地貌及线路
▲ 历史明信片中的碧色寨站
蒙自海关分关是一栋单层双坡顶建筑，与碧色寨站房建筑隔轨相立。建筑风格与滇越铁路沿线站房相似，是对法国文艺复兴式晚期建筑的简化模仿；建筑平面呈一字形对称布局，外立面做灰白色粉刷，转角处以白色细凿块石作锯齿形镶嵌。门窗洞口是重点装饰部位，采用弓形拱式，曲率大，矢高小，富有弹性，易于施工。 滇越铁路云南段的建设物质条件十分严苛，一是因为云南高原地形地貌错落复杂，高山峡谷彼此交错，山林密布，河流众多，交通运输主要依赖原始的骡马牲畜驮运；二是20世纪初期的云南地区，近代化进程仍在萌芽阶段，严重缺乏现代建筑工具及材料，只能以原始劳作与现代工程技术结合的方式实现工程，困难重重。 就建筑材料而言，滇越铁路越南段拥有丰富的石灰、水泥资源，价格实惠且易于运输。而云南段在起点河口站至腊哈地站附近段（0.080—70.720 km），地势相对平坦，砂、石、木等可以就地取材，水泥则全部由越南海防工厂提供。自腊哈地站之后的地段沿线地形地貌复杂，水泥运输成本剧增。为了实现工程建设，印度支那铁路公司成立实验室，研发了烧红土砂浆以替代水泥砂浆，仅在局部精细部位使用水泥，如隧道的挡土墙、滑坡缺口、护坡等处。所谓烧红土就是焙烧黏土至深红色，待粉化、筛选后的一种水硬性石灰，而烧红土砂浆基本可以达到水泥砂浆的耐力及强度。据统计，在滇越铁路所有土建工程中仅13%使用了海防水泥（约9 000 t），其余全部由烧红土砂浆建成。
▲ 滇越铁路线路纵剖面图示
滇越铁路的烧红土砂浆与欧洲古老的陶瓷砂浆（le mortier de tuileau）成分及性能相似，工艺雷同。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到：“某些助剂与石灰结合，可以获得具有水硬性能的砂浆，这种砂浆可以增强建筑物的结构稳固性。”在《建筑十书》的指导下，工程师们发现高温焙制后的黏土与火山灰化学性能相似，进而研发了陶瓷砂浆，自此开启了陶瓷砂浆的时代。但随着水泥工业的发展，陶瓷砂浆的应用逐渐变少，最终在1840—1860年代，波特兰水泥（Portland cement）大量输入法国后，陶瓷砂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在物质环境严重受限的滇越铁路修筑工程中，通过焙制云南红土，研发了与陶瓷砂浆极为相似的烧红土砂浆。 ▲ 左：滇越铁路云南段水塘站站房(431.041 km)墙脚材料 ▲ 右：法国约讷省欧塞尔大教堂地下室使用陶瓷砂浆作为砌体粘合剂 就构造细节而言，蒙自海关分关建筑具有完整的室内无柱空间（6.60 m×23.14 m）和深远的檐下空间（2.5 m），外墙厚50 cm，被门洞分割为9段。所谓“外墙”亦是“柱”，上承主桁架。蒙自海关分关建筑屋架由主桁架及支撑杆件两部分组成，杆件用材较小，通过木夹板和螺栓拼接延长。支撑杆件由内外斜撑杆件及水平杆件组成，用于支撑出檐深远的坡屋顶，形式与中国西南民居中的“斜撑出挑”类似，在滇越铁路越南段及城市殖民主义风格建筑中也常见到。不过，不同于中国古建筑中的斗拱通过构件的“层层出挑”使屋檐在水平方向得以伸展的建构思维，蒙自海关分关建筑通过“三角屋架弦杆—斜撑—柱/墙”的顺序传递轴向力，以确保建筑室内形成大面积无柱空间，从而满足装卸、仓储、检查等功能需求。
▲ 蒙自海关分关屋架示意
▲ 组合屋架示意
▲ 川渝地区常见的屋檐出挑形式
▲ 左：四川井研雷畅故居正厅侧样示意
▲ 右：川渝民居斜撑出挑示意
蒙自海关分关建筑材料的本土选择及适宜性改进、檐下空间的建构逻辑，不仅适应了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且实现了空间效率、施工便利、力学效益之间的平衡，是工程实现的重要保障。其间的自主探索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欧洲烧红土砂浆“死而复生”于近代云南，直观而生动地诠释了建筑遗产科技价值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之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以及建筑材料与建造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 2.2 顺势而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教室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下文简称“西南联大”）临时校舍及纪念亭、纪念碑等遗迹在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云南省档案馆藏“西南联大工程处制”图文档案统计，西南联大临时校舍共分期建造房屋百余栋，包含阅览室、医院、临时房舍（教室及宿舍）、浴室、厕所等各类建筑。既往对西南联大临时校舍建筑的关注甚少，仅有的研究多注重建筑形式的梳理，且存在缪处。
▲ 西南联大工程处制建筑图纸图签
▲ 西南联大临时校园历史照片
就建筑历史而言，既往研究多认为仅梁思成、林徽因参与了西南联大临时校园建设；事实上，参与该校校舍设计及建筑事宜的有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及陈明达，但他们在1938年7月将已完成及未完成的28张设计图纸交给校方后便暂停了设计工作。之后校舍建筑事宜，如购置土地、估价定料、绘制图纸和选定营造厂等则由该校工程处建筑设计委员会负责。自1939年8月始，富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王裕光开始担任工程处主任，全权负责校园建筑相关建设工作。 就建筑物质属性而言，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严重受限的物质环境及急切的现实需求构成了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地区建筑生产的前置性条件。迫于工程快速实现的压力，西南联大工程处不得不平衡建筑功能及构造之间的关系，“因此地之宜，回应此地之题”。在建造过程中，工程师在结构、材料、构造关系之间的适宜性调整，有效地保障了房屋的快速落成。因此，既往研究所关注的“结论”（建筑的落成状态）中的建筑形式问题对于抗战大后方建筑的研究相对次要，其在“解题过程”（建筑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性、主体性及专业性，以及各属性之间的互动及改进的历史及自主探索逻辑，才是抗战大后方建筑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临时教室建筑尺度较小（16.5 m×5.9 m×4.0 m），由夯土墙承重，上承三角木屋架。屋架由上弦杆、下弦杆、上童柱、下童柱和小横梁5组构件组成，上童柱承脊檩，屋架直接嵌入外纵墙，墙体承重。
▲ 临时教室现状
▲ 上：室外
▲ 下：室内
▲ 临时教室屋架示意
（1）混合屋架 在理想状态下，临时教室屋架各节点均为理想铰，上弦杆与上童柱节点的铰受力即传力（遵循力的传递路径最短的原则，铰的传力优先于上童柱传力），外荷载由上弦杆向下分配传递，整个屋架的受力、传力过程与三角桁架一致；而在实际工程中，屋架各节点间必然存在不平整、缝隙等施工缺陷，不能完全等效于理想铰。上童柱直接承脊檩，脊檩处外荷载一部分先直接传递到上童柱（经小横梁、下童柱向下传递），另一部分则在上弦杆与上童柱节点铰的各承载面顶紧受力时，通过屋架上弦杆经墙体将屋面荷载传递到地面。 可见，西南联大临时教室屋架同时拥有两套传力体系：在脊檩处，部分外荷载由上童柱、小横梁、下童柱向下传递（受力模式与我国传统抬梁式屋架体系类似），其余外荷载由三角桁架整体分配传递；整个桁架呈现“抬梁式+桁架式”的组合传力模式。这与苏北徐海地区的民居中常用的“金字梁”屋架受力体系相似，但在房屋用料用材上有所不同。
▲ 苏北徐海地区金字梁架图示
▲ 左：连云港灌云板浦镇大寺巷某宅门屋剖面
▲ 右：连云港海州南城镇东大街某宅明间剖面
（2）构造节点 屋架传力体系不同，决定了构造细节的不同，反之亦然。上童柱直接承檩，两侧上弦杆直接插入上童柱固定，简化了的桁架顶点节点亦简化了杆件的材料加工和固定工序，仅使用锯、斧、刨、凿、锤、尺等传统工具即可快速完工。同时，下童柱的使用避开了上弦杆与小横梁的交接点，降低了三个杆件的加工难度，且增强了整个屋架结构的完整性，也进一步降低了原本三杆件连接节点的施工难度。
▲ 临时教室混合屋架模型与标准三角桁架模型节点对比
▲ 左：临时教室混合屋架
▲ 右：标准三角桁架
西南联大临时教室在建造中简化工序、弱化对现代工具的依赖，使抗战大后方工程得以快速落成，并使得包容本土工艺、工人的现代工程实现成为可能。其间的探索及改进往往隐匿于建造细节中，因此在当下历史建筑价值认知及价值评估中极易被忽略和湮没。 2.3 乘势而上：云南纺织厂织布车间锯齿形厂房建筑
工业建筑的形成过程、类型及特征存在区域性差异，对特定区域、具体行业的工业遗产进行个案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取向。“大道生”织染厂是近代时期云南地区唯一一家集织布、染色、缝纫、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工商私营企业。1950年代，为了提高产能，缓解供需紧张，大道生织染厂特增添房屋设备，兴建织布车间。1988年，该织布车间并入云南纺织厂。2022年，云南纺织厂织布车间锯齿形厂房建筑被公布为昆明市五华区第六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 云南纺织厂织布车间鸟瞰实景
厂房主体框架为预制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体系，由开阔的“生产性功能空间”和顶部的“物理环境调节空间”构成。为了避免阳光直射，保证室内光线温和、均匀，采光窗均朝北向设置，东西向不开窗。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形势之下，1950年代的锯齿形厂房与抗战大后方时期的西南联大临时教室、1900年代的蒙自海关分关建筑的建造条件虽有相似之处，但国内、国际环境条件已大不相同。如何在严重受限的物质环境下，平衡安全、适用、经济之间的关系，确保建筑功能效率的问题再次凸显。 锯齿形屋面承重结构采用“钢与钢筋混凝土三角桁架”（5.6 m×2.3 m×0.15 m），相较于其他锯齿形屋面常用的“门式刚性梁”，其构件尺寸截面较小。如果以用材量衡量结构传力效率，即荷载和边界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材料用量少，即为结构效率高；材料用量多，则结构效率低。锯齿形屋面承重结构通过桁架受力，下弦杆用钢筋拉杆替代钢混梁，减少了水泥用量，利于结构效率的提升。
▲ 结构构架实景
▲ 上：锯齿形屋面承重结构
▲ 下：倒三角形预制钢筋砼桁架梁
倒三角形预制钢筋砼桁架梁（7.3 m×1.0 m×0.3 m）的中榀三角屋架取消框架柱，设置倒三角形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通过“刚性上弦+V形弦杆+撑杆”的结构形式达到结构自平衡。相较于实腹梁，倒置三角桁架的受力弯矩和杆件截面变小，所需建筑材料用量及规格都相应减少，有利于构件运输及安装。V形弦杆的增加，为上弦提供了一个轴心压力，可提升上弦梁承重能力。在新增轴心压力下，上弦截面可以更小，既满足了使用空间，又提高了结构效率，同时降低了施工难度。
▲ 实腹梁的弯矩示意（上）及增加折线弦杆及撑杆后的弯矩示意（下）
倒三角形桁架是一种既老又“新”的结构，早在1840年代的拉夫斯桥（Laves Bridge）中就有类似力学探索，在1970—1980年代架设的桥梁中更是出现以拉杆增强梁的结构效率的做法。至1980年代，日本大学（Nihon University）名誉教授斋藤公男（Masao Saitoh）明确提出张弦梁结构（Beam String Structure）的受力特性和分析设计原理。而建于1950年代的织布车间似乎颇有先见之明，其倒三角形桁架结构的形式及受力特征居然与30年之后才出现的张弦梁相似，应被视为物质环境受限下的自主探索，其高效、适宜的建造策略是评估新中国初期工业建筑遗产科技价值的重要切入点。而本案究竟是否存在苏联影响仍值得深究，并可能进一步指向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挖掘。
▲ 张弦梁结构演化过程示意
与近代中国早期教会建筑对中西文化“外衣”的执着，黄金时期“中国固有式”建筑对民族文化符码的彰显，以及建国初期对新政权的想象与内容表达相比，云南因为地处边僻、地势复杂、政策定位等原因，钢材、水泥、机制瓦等新建筑材料难以大量获取，现代营建工具和营造制度难以大面积推广普及，以致其近现代建筑实践与本土工艺之间互动频繁、张力明显。通过对云南近现代三例建筑建造特色的研究，本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近现代建筑实践整体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并蓄、审时度势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不同于抽象的思辨理性，是来自中华民族心理的、贯穿于现实生活的务实性，是中国本土建筑实践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大部分城市将建筑遗产的文化象征意义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的背景下，强调对作为“物证”的建造历史的关注，可以跳脱流于形式的、固化的价值认知的窠臼，为建筑遗产提供相对客观、中立和底层的价值认知维度，有助于在建筑遗产特质属性基础上凝炼其共性，有益于在实践中回答“为什么保护”的问题。 第三，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对其价值的保护与传承，而保护过程具有复杂性及多样性，往往为项目团队带来诸多困扰。建造价值的评估立足建筑遗产的物质性本体，强调真实性及完整性，包括建造过程及历次修缮过程中的建造技术记录，避免其真正价值在复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程中流失，为制订可持续的保护策略提供原则与依据，有益于在实践中回答“保护什么”的问题。 在泛遗产化及城市化双重背景下，由于种种原因，云南地区近现代建筑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因而更显急迫。遗产是过去留给未来的礼物，建筑遗产价值认知及评估是制订遗产可持续保护策略的首要任务。本文基于案例研究，呈现建筑遗产价值认知与评估的建造维度的思考，以就教于诸方家。 n
原文请查阅 《新建筑》2024年第4期（总第215期） 。
点击 阅读原文 ， 获取全文下载链接。
本文内容版权系 新建筑杂志社 所有，欢迎转发。谢绝任何未经许可的转载形式。 引用本文｜唐莉，姚正沙，曹谨韵. 遗产价值的建造维度：从云南近现代三例建筑谈起（1900-1950年代）[J]. 新建筑，2024（4）：55-60. 2. 李海清. 元价值可能：建造视野下遗产保护理念再思考[J]. 新建筑，2024（4）：4-10.
10. 唐莉，姚正沙，曹谨韵. 遗产价值的建造维度：从云南近现代三例建筑谈起（1900-1950年代）[J]. 新建筑，2024（4）：55-60. 11. 宿新宝. 上海近代建筑新材料与新技术的出现、演变及其价值认知[J]. 新建筑，2024（4）：61-66. 12. 张天，张晓春. 入城归乡：建造技术的“洄游”：上海、宁波周边近代营造厂经营者自宅建造技艺与遗产价值研究初探[J]. 新建筑，2024（4）：67-72. 微信投稿邮箱 ／newarch_media@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