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专栏｜刘晖 等｜技术转移与本土响应——广州工人新村规划与建造的两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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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9 19:00
湖北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伴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广州规划建设了一大批工人新村。回顾其设计建造模式的阶段性演变，可见建筑材料构造、平面和空间形态，以及工业化、标准化体系等方面受到苏联等国家技术转移的明显影响。其中不仅有吸收、响应，也有反思和扬弃，体现了对气候适应性和岭南传统的强烈追求。这对我国住宅建筑、住区规划和城市风貌，都产生了持久的潜在影响。广州工人新村规划建设过程中呈现的外来技术吸收和本土适应性响应之间的互动，是其多元遗产价值的重要体现，应在遗产认定时予以特别关注。
在“一边倒”政策背景下，新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中艰难起步。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伴随着建筑技术、定额标准、城市规划的全面技术转移。工人住宅的建设是工业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人住宅的建设也同步展开，其发展演变在苏联技术转移与本土需求的矛盾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既有的研究多是在技术转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具体案例研究苏联对我国工业和住宅区规划建设的影响，研究多聚焦于技术转移本身，而极少涉及本土对技术转移的响应。事实上，回溯广州工人住区规划及设计建造模式的演变，不同时期工人新村的规划建设，既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转移的明显影响，又有着对岭南气候适应性和本土传统的强烈响应。针对广州工人新村规划建设的研究，对于揭示外来技术吸收和本土适应性响应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 贯穿广州工人新村建设全过程的“学苏”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水运和外贸等优势，广州已有制糖、造纸、造船等近代工业，但并没有单独建设的工人住区。从新中国成立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人群体住房问题逐渐凸显。因此，广州成立了工人福利事业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筹措建设工人新村。此时期广州工人新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属于应急供给的低标准住宅。选址往往位于城市边缘地带，多采用行列式以适应广州本地气候条件；建筑层面已经开始受到苏联影响，摆脱了广东传统民居形式。该时期规模最大的“建设新村”，是新中国第一批工人新村的典型。建设新村以行列式平房为主，住宅两两相对布置，围合成自用院落。在新村的中心地带和各住宅区群内分级设置食堂等公共服务（下文简称“公服”）设施。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确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即开始。广州为重要的工业建设（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造船厂、广州造纸厂、广东罐头厂等）配套建设了生活区。此时中国工人住区建设开始进入“全面学苏”时期，典型的苏联风格开始出现，如有着厚重外墙的内廊式住宅等。此时期广州工人住区建设既受到苏联等国大规模技术转移的影响，也显现出各种建筑新思潮的本土化尝试。“一五”时期中期对于建筑领域各种新思想的讨论也对工人新村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强调建造的经济性等，具体表现有中央各部住宅平均造价逐年下降——从1954年的87元降至1956年的44元，等等。此外，“居住小区”思想及相关实践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如具有代表性的广州造纸厂生活区，对内部住宅进行分区管理，分级有序地设置公服设施，设立内部道路系统，防止城市道路影响内部交通。与之前的“街坊式”工人住区相比，“居住小区”型工人住区规模更大、配套更完善。大跃进时期，国家为了吸纳进城人口，快速供应住宅，压低建设标准，追求“多快好省”与低造价快速施工。其具体表现有：预制构件的出现及其标准化、统一化，装配式砖砌块试验住宅，以及后来的壁板试验住宅的出现等。同时，广州地方化住宅建筑探索也持续进行，出现以“跃进型”住宅为代表的适应广州地区低造价标准的住宅设计方案。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人新村“员村一条街”，为多单位统一规划建设分配的工人住区，以一东西向横街贯穿新村，集中布置了绝大部分公服设施，如邮局、书店等。以“员村一条街”为代表的公服配套商业街、天井式住宅以及更加灵活的气候适应性设计，体现了广州工人住区规划建设尝试摆脱苏联模式的新探索。但此时期的建筑因质量和耐久性差，很少留存至今。“大跃进”后，各地开始对前期的极端做法进行反思，广东省在1961年开展的系统性城市住宅调查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视对传统民居经验的总结，这也对后来广州住宅的在地性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经历了“文革”前期的停滞后，70年代，在广州石化总厂（“四三方案”项目）、广州港及文冲船厂扩建等一系列建设项目推动下，广州大规模开展了远郊工人住区建设，首次有意识地规划了超过居住小区规模的沙冲居住区和文冲居住区，形成了“居住区—小区—组团—楼栋”的四级规划结构。这批远郊工人住区平面形态上贯彻因地制宜思想，结合广州东部的丘陵地形，完全放弃轴线对称布局，摆脱了街坊式布局，成为80年代以后居住小区的原型。这类远郊工人住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广州工人住区建设从“居住街坊”向“居住小区”发展，住区的规模、结构、公服设施、交通体系等方面都趋于成熟。3 从建造到规划，不同层次的技术转移与响应
学习苏联的成效很大程度体现在建造活动的标准化、工业化上，既包括引入模数制、统一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尺寸规格，也包括推广机制平瓦、金字屋架坡屋顶、板条封闭檐口等做法。如建设新村平房住宅采用砖木结构、金字架双坡屋顶，屋面材料采用“苏联瓦”，其外观已与传统广东民居有了显著差别。建造技术总体上学习苏联的同时也不排除造型上局部尝试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广州造船厂沙园新村的大屋顶内廊式住宅，采用绿色琉璃瓦四坡屋顶，屋角略微起翘，带有浓厚的仿古风格。但随着反浪费运动的开展，这类“大屋顶”住宅在广州逐渐绝迹。苏联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建筑形式，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业化、标准化观念。苏联模式和技术是在计划经济体系建立过程中，为实现建筑工业化和设计标准化而引进的，而这可能与本地传统建筑和生活习惯相冲突。据调查，50年代，为节约投资和实现标准化，规范曾将住宅层高限制在2.6～2.8 m，但是之前广州住宅层高普遍都在3 m以上，如广船鹤园小区中住宅和单身宿舍的层高分别做到了3.57 m和3.7 m，盖因“过去广州市民的习惯就是认为楼层高度愈高则愈‘凉爽’愈‘舒适’，而过去所设计的工程亦反映了这种概念”。苏联的影响还具体落实到了建造技术细节层面。50年代基本建成的建设新村在60年代又加建了两栋住宅。这两栋实验性住宅，采用预制装配的建造体系，框架柱统一为四面开槽，断面呈十字形，内外墙体都是小块预制墙板，通过现场吊装卡入柱子的凹槽，体现了当时对装配式实验性住宅的探索。每块墙面板都不太重，宽度不超过600 mm，应是受到当时吊装起重设备条件的限制。此次住宅建造实验虽是昙花一现，但体现了当时在简陋的技术条件下对建筑工业化的向往和追求。中国传统的木构建造体系本就是预制装配做法，但其属于轻型结构，且已驾轻就熟。而在钢筋混凝土这类重型结构中采用预制装配建造体系将会遭遇运输、吊装、就位、固定等一系列新问题，传统经验无法照搬，而只能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自主探索，摸着石头过河。![]()
3.2 住宅设计的气候适应性
广州较早的工人新村如五一新村、沙园新村、广东罐头厂住宅、市头糖厂工人住宅，均采用苏式设计。苏式设计优先考虑防寒保温，明显特质有：外形敦厚、轮廓规整、纵墙承重、门窗较小、不设或仅有很小的装饰性阳台、厕卫面积小、暗厨卫设烟囱解决排烟排气问题。但这种针对高寒地区气候的住宅设计在亚热带气候的广州水土不服，住户普遍反映存在通风差、户内闷热、厨厕串味等问题。50年代后期起，工人住宅单体设计改弦易辙：从学习苏联片面强调减少外墙，到重视亚热带气候特征，不再追求外墙规整，反而通过开敞式的外廊和平面凹凸，引入穿堂风散热。此时大进深的内廊式住宅被外廊式（尤其是短外廊）住宅取代，主要原因一是平面系数较高、经济性好；二是外廊开敞的形式相较于内廊式大大提高了通风散热的效率。此外，外廊式住宅的外墙厚度从370 mm变成240 mm甚至200 mm，以横墙或纵横墙承重，重视阳台和走廊的功能。曾在石围塘铁路工人住宅、市头糖厂工人住宅建设中采用过的木板条封闭式檐口也因不适合广东的潮湿气候而被放弃。▲ 1950年代典型外廊式住宅平面
地处亚热带的广州，夏季气温高，太阳辐射强，炎热时间长。这种气候特点要求广州的住宅要同时考虑通风、遮阳、降温等方面的特性。岭南地区常见的三间两廊式民居以狭小的内院或天井、冷巷等被动式技术来满足物理环境使用要求。华南工学院亚热带气候研究室的陈伯齐、林其标等一直探索将天井运用到现代住宅中。60年代，华南工学院的陈伯齐、罗宝钿等老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设计了以天井式住宅为主的螺岗小区（未实施）；1963年，陈伯齐先生率领团队在员村新村西北角的住宅群组中设计了两种（共5栋）试验性住宅，一种为当时已经大规模使用的南外廊式三层住宅，另一种则是独创的天井式住宅。陈伯齐先生及其团队于1964年夏对两种住宅进行了室温和室内风速的测定实验，分析发现天井式住宅的各个房间温度均比南外廊式住宅低。在1965年夏天对员村住宅进行的回访证明，天井式住宅在降温方面有着出色表现，而且天井式住宅进深大，还有利于提高建筑密度，从而节约用地、节省投资。在安置疍民上岸定居的水上居民新村里就建有天井式住宅。天井式住宅的主要缺陷是底层采光不足、视线和声音存在户间干扰，这些缺陷阻碍了它的普遍推广。员村和滨江路天井式住宅将现代住宅建筑设计与本地建造传统有机结合，是广州住宅建筑的一次成功探索，体现了广州建筑界对建筑地方性的思考和实践。![]()
▲ 员村新村外廊式住宅与试验性天井式住宅平面对比
▲ 上：外廊式住宅
▲ 下：试验性天井式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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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能不能“肩膀朝街”，围合式居住街坊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这是50年代全国住区规划界在“全面学苏”过程中引发的最大争论。这一冲突也在这个时期的广州工人新村中有生动体现。50年代初，广州全面学习苏联时也曾按照围合式街坊规划。由苏联援建的广东罐头厂在员村的住宅组团共11栋住宅楼，虽然总体上是间距很大的行列式布局，但是四个角上的住宅楼都有一个和北京百万庄的周边围合街坊一样的转角单元，总图上略显围合式。![]()
▲ 员村罐头厂工人住宅的转角单元
随着对“全盘学苏”展开反思，建筑界也开始批判周边围合式街坊的“形式主义”——大量东西向户型，不能体现对居住者的关怀，而在本就没有围合式街坊传统的广州，本土的建筑师群体开始认真总结广州地区居住建筑的地方特点。这时期广州的工人新村规划呈现从围合式向行列式回归的特征。这在沙园新村、五一新村及广船鹤园工人住区中都有所体现。在广船鹤园工人住区的行列式肌理中有两栋Z字形转折平面的住宅，可以推测原规划是与北京百万庄小区类似的双周边围合式，但是建了这两栋之后不再继续围合，回到了南北向行列式排布。此后很长时间，广州再没有建设周边式居住街坊。而此前的市头糖厂工人新村、建设新村、广纸生活区都是按南北朝向行列式布局，除了满足均好性和通风、日照要求，也暗合了广东客家排屋、广府梳式布局聚落等地域传统建造习惯。广州的工人新村从象征性的围合式街坊，到规整的行列式，再到生动错列的行列式主导的小区，继而无缝衔接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住宅小区，体现了住区规划思潮的发展变化过程。![]()
苏联技术规范对工人新村规划建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建筑材料构造到空间形态，再到工业化标准化的体系。物质形态方面的影响较为短暂，但体系作用持续而长久。广州对上述技术转移的吸收、响应和扬弃，体现了岭南一贯的务实性格：不排斥，不盲从，更不照搬。在气候适应性方面，围绕着天井、遮阳、层高-进深关系、引入穿堂风等问题的深度调研和学术探讨贯穿了广州工人新村建设的始终。50年代后期，随着亚热带建筑研究室的建立，以华南工学院陈伯齐等为代表的本地学者和建筑师开始系统地总结广州地区气候特征、生活习惯、建筑构造等，并通过科学实验来探寻更有效的气候适应性措施，形成了天井式住宅系列设计成果。受到住宅建筑标准、社会经济条件及不同规划建设思潮的影响，广州市工人新村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规模逐渐变大，设施也更全。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建筑师们在设计中始终坚持把新技术、新理念与岭南地区的地域性相结合，创造出了体现时代风貌的住宅建筑。从最初的简易平房，到苏式风格的坡屋顶楼房，到结合岭南传统建筑智慧的“天井式”楼房住宅，再到类型多样、搭配灵活的标准住宅模版，这种演变过程反映了广州工人住宅以地域性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体现了广州的探索精神和实干作风，这种精神内核也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广州市工人新村规划建设并不是孤立出现和发展的，而是有着明显的传承。从1949年起，一部分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的广州本土建筑师将民国时期的集合住宅规划建设经验运用到广州工人新村规划建设中，为“全面学苏”时代的工人住区规划建设注入了广州特色。陈伯齐、罗宝钿、林克明等建筑师不懈努力，将时代精神注入工人新村，具体体现如：建设新村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福利事业的重视；广纸工人住区折射出本土与外来思潮的融合；“员村一条街”反映了对日常生活街道的回归；文冲、沙冲居住区透露出改革开放的先声。这些城市建设发展重要环节的物质见证，也对此后广州市的住区规划和城市形态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广东这个具有深厚建造传统和成熟建筑师及工匠队伍的地区，来自苏联的工业化建造体系在植入工人住区建设过程中，势必发生选择性吸收和适应性改造。引进标准化、工业化体系的同时，源自高纬度地区的住宅设计建造技术，逐步被轻薄墙体、开敞平面、天井通风等亚热带气候适应性措施替代，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模式和“新传统”。广州的工人新村属于广义的工业遗产，是中国当今大规模居住小区的源流之一，体现了中国现当代城市规划理念发展变迁。但目前广州的工人住宅中只有市头糖厂工人住宅（第七批历史建筑）和员村罐头厂工人住宅（传统风貌建筑）等个别案例具有“法定身份”。工人住宅作为现代建筑遗产，其建造视角下的多方面遗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广州工人新村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又体现出广州本土规划设计界对外来技术转移的消化吸收、适应性改变和自主策略的总结，这些对我国的住宅建造、住区规划乃至城市风貌，都产生了持久的潜在影响。外来建造技术的本土化过程也是学习、吸收和反思、响应之间的互动。广州工人新村在中国近现代住区规划设计及建筑技术史上的地位和遗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认识，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工人住宅相关价值研究，更多工人住宅建筑获得法定保护身份。也希望本文有助于解释中国住宅建筑、住区规划乃至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源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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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请查阅《新建筑》2024年第4期（总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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