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刚刚结束的2024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DIA国际分论坛会议（2024年10月25日）上，DIA中国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2024年度DIA全球卓越奖获得者，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陆舜教授应邀参加发表主题为“从主要研究者的角度谈如何打造中国的生物创新药生态系统”的演讲。DIA根据陆舜教授演讲整理文稿如下：
中国创新药的研发历程，自国家药监局成立以来，始终严格遵循GCP原则推进。将合规置于首位，过去我们深知，作为行业参与者，必须严于律己，确保研发过程的合规性。2015年的“722风暴”事件，更是强调了合规的重要性。在此之前，若能确保合规，通常也意味着研究者具有卓越性，因为其研究成果能够经受审查。然而，合规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中国更有效地融入全球科学发展的洪流。
提及合规，今年5月的DIA中国年会上，我们致敬了2017年中国加入ICH的两位关键人物——前国家食药监局局长毕井泉与美国FDA的Theresa MULLIN。正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中国加入ICH的历史性时刻。自2017年中国加入ICH后，我们在合规的基础上，做出了更高的承诺——遵循国际规则，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试验。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创新药研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一名医生，我想从医生的视角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的生物创新药生态系统。
从监管层面来看，FDA中有超过500名从业者具备医学背景，他们在推动药品审评和监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中国国家药监局也在逐步吸纳更多具备医学背景的从业者。我坚信，拥有医学背景的从业者能够更专业地与各方进行沟通，推动行业发展。
在工业界，众多顶尖制药公司的研发负责人往往都拥有卓越的医学背景。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医学知识，还具备将医学知识转化为创新药物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推动新药研发至关重要。
在美国，医生可以选择加入FDA，积累几年后重返医院。然而，在中国，一旦医生选择进入工业界或监管体系，往往很难再重返临床岗位。在此我们呼吁无论是加入药品审评体系还是工业界，医生都应该有机会回到临床岗位，通过交流更新知识，保持专业知识的更新和深化。对于曾担任过主要研究者（Leading PI）的医生而言，这样的交流对于推动新药研发至关重要。
我一直秉持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在临床研究参与（PI）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赶潮儿、弄潮儿和领潮儿。
在赶潮儿阶段，我们如同勤奋的学生，遵循国际规范，如GCP标准，致力于提升研究质量。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学习国际先进的临床研究方法和技术，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
随着我们步入弄潮儿阶段，大家开始积极融入国际研究社群，比如加入研究委员会，开始基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框架，提出中国特有的研究议题。我们不再满足于仅仅跟随国际潮流，而是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中国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紫杉醇的使用剂量。在美国，该药物的推荐剂量为每平方米体表面积200毫克，但在中国，患者的耐受剂量大约为每平方米175毫克。当我们成为弄潮儿时，我们勇敢地提出中国人群的耐受剂量与其他人种存在差异，这一观点最初得到了日本学者的支持，随后在整个亚洲范围内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另一个例子是PD-1抑制剂初入中国市场时的临床研究设计。当时，许多研究都将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的患者排除在外。然而，根据我在医院的数据，肺癌患者中约有11%曾感染过乙肝，但他们只是HBsAg阳性，病毒并未处于活跃复制状态，且已得到有效控制。因此，我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乙肝高发国家，这类感染患者众多，实际上他们接受PD-1治疗并无大碍的观点。经过我们的坚持与努力，最终研究团队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在逐步成为领潮儿。在领潮儿阶段，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提出中国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而是开始引领国际研究的潮流。我们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新药研发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的新药研发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关于创新药临床试验机构，中国在加速获得CTA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得益于过去的大量工作，上海胸科医院等机构有幸成为首批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加入该计划的机构之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这些机构给予了高度重视，承诺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这无疑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谦虚学习的态度。尽管我们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国际多中心研究中，我们仍然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
以肺癌为例，我认为中国肺癌治疗的发展路径是“走国际之路，做中国创新”。我们必须国际化，因为新药创新的封闭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果不融入国际化进程，我们将没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要在国际化道路上努力推进中国创新。
在过去，特别是在疫情前，美国批准了多个针对肺癌的靶点药物，而中国相对较少。但时至今日，美国已批准了近10个药物，而中国也仅差半个（指HER2 ADC药物）。其余药物中国均已拥有，这些适应症的获批极大地改善了中国患者的药物可及性问题。
我们最初参与的中国创新药研究，可以说是学习阶段。那时的研究大多是模仿国际上的做法，但也有一些微小的改进。例如，在EGFR三代药物的研究中，我们借鉴了国际经验，但在生物靶向药物的研究中，我们意识到低剂量即可有效，因此采用了剂量爬坡与扩展并行的策略，从而加速了审评进程。
当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深知这些有条件获批的药物需要进一步的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因此，我们进行了与奥希替尼相似的随机对照研究，并在其中做了一些微小的改进。例如，在分层因素中加入了是否适用于脑转移这一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我们基本上做出了与国际药物相似的效果。
通过肺癌的分子分型研究，并结合国际多中心合作，我们成功推进了中国在肺癌治疗领域的创新。我们不仅完成了涵盖美国现有几乎所有肺癌靶点药物的临床注册研究，有效解决了药物的可及性问题，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确保了中国的肺癌患者能够用上这些药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若仅依赖跨国公司的药物，其价格往往较为昂贵，患者的负担也会随之加重。我们的目标是汇聚中国绝大多数的肺癌患者，为他们提供更多治疗选择。我们的工作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与好评，他们认为我们为病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中国的药物经过严格研究，其疗效已得到国际认可，能够达到与现有药物相似的治疗效果。
在第二阶段，我们实现了从跟随潮流到引领潮流的转变。通过十多年的合规运营，我们已深谙行业规则。但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我们渴望创新。
以PD-1为例，我们的旅程始于学习。我们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并担任了多个研究的主要研究者（Leading PI）。这些经历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我们后续的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早期阶段，我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围手术期治疗的可能性，并与PD-1药物公司进行了沟通。君实生物作为首个国产PD-1药物研发企业，对这一创新方向表示了浓厚兴趣并同意合作。于是，我们共同开展了Neotorch研究。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我们得以在国际大公司之前率先公布研究结果，并迅速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去年3月，我们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递交了申请，并在同年12月迅速获得了批准。这不仅体现了我们满足未满足临床需求的能力，也彰显了国内药品审评审批的高效与速度。
今年1月，我们的研究成果在《JAMA》主刊上发表，标志着这一创新治疗方案的学术认可。随着该药物进入医保谈判，我们有信心这将进一步解决中国患者的未满足需求。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展示了模式创新的威力，也为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展示了模式创新的威力，也为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证明了即使在国际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中国研究者也能够通过创新实现突破。
另一个例子是奥希替尼在早期和晚期肺癌治疗中的探索。通过与国际同行的紧密合作，我们共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并引起了美国FDA的关注，促使他们启动了快速审评程序。研究结果显示，奥希替尼在中期阶段的治疗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成果为晚期肺癌患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治疗标准，使他们接近于可治愈的状态。
对于新靶点的认识与国际同步创新的能力，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国际舞台上领先一步。以MET基因为例，我们有机会成为领潮儿。通过深入探索这些新靶点的潜力，我们推动了药物研发的前沿进展。
在探索新药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药物在某些患者身上效果显著，但在大多数患者身上却效果不佳。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找到了正确的靶点？
2015年，我有幸参加了国际癌症研究大会。在会议上，美国学者展示了几个MET 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病例。这些患者在接受克唑替尼治疗后取得了良好效果。我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研究背后的潜力，并立即与和黄进行了讨论。我们决定聚焦于肉瘤样癌这一特定患者群体，并着手构建一个有力的研究概念。
通过病理科的协助，我们开始筛选患者。幸运的是，在亲自参与的两个病例中，都观察到了显著的效果。同时，我们也积极与国家药监局沟通，利用快速审评和突破性审评通道，加速研究进程。
最终，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这个靶点上，我们几乎与国际上的其他药物同步获得了批准。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中国患者的药物可及性问题，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谷美替尼项目初期我与申办方讨论，鉴于已知这类药物对MET 14号外显子跳跃，我们是否可以携手开展一项国际研究。最终，我们邀请了日本加入，并成功开展了相关研究。今年6月，该药物也在日本获得了批准。
这再次证明，出海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和流程，但只要我们遵循相关国家的规定，就有可能将中国的创新药物推向世界。
我的个人体会是，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满足他们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是我们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两个层面的创新：一是国内创新，以满足中国患者的药物可及性；二是国际创新，即将我们的成果推向世界。
同时，我们要体现三个核心价值：科学价值、临床价值和商业价值。科学价值是研究的基石；临床价值体现在药物对患者实际疗效的提升上；而商业价值则是确保企业能够持续投入研发、为患者提供更多优质药物的重要保障。
此外，我认为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还需要融合四项科学：基础科学、转化科学、监管科学和临床科学。这四项科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药物研发的强大支撑体系。只有在这四项科学的共同作用下，我们才能将中国的药物研发做得更好。
展望未来，我相信中国的生物创新药生态系统将会越来越完善。随着人才的不断涌现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我们将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也期待更多的中国创新药物能够走向世界，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文字整理：金忆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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