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强调人物典型性，也不重故事逻辑，通过描绘与捍卫俗世浮生中最个人的内容，以此抵抗传统小说日趋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张爱玲的写作带有明显的现代派意味。1944年5月，蛰居上海的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对其写作技巧赞许有加：“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认为这些作品填补了“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空白，二人同处一城，素未谋面，而能针芥相合，神交已久，赠予骐骥，对于晚辈来说，无疑莫大鼓舞。
一念既出，万山无阻，知而不言，等同犯罪。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环套》连载后，时有读者与文本互动，直男傅雷直指问题所在：“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此论发表后，便以光速传播开来。为名所累，为评所困，无疑出名趁早的副作用。权衡利弊，及时止损，小说遂自行腰斩，戛然而止，可惜只刊载了六期。先褒后贬，文章知己忽变脸，此非套路，固持己见矣。批评并非文学的附庸，法国评论家伊夫·塔迪埃便指出“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做一件事，并非因其简单，而是因其值得，傅雷的文人操守，至死不渝。
山不碍云，却碍雁；树不碍风，却碍光。努力向上的自己，被迎头棒击而措手不及，第一次写长篇即遭此厄，自会迁怒于对方。恰好她与刘海粟三婚妻子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是同学，且有往还，其间得知了成家榴与傅雷的婚外情秘密，人们总想找到能为自己分担忧虑与悲伤之人，这下真就找准了。故事予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一不做，二不休，据此绯闻，张爱玲抵达了故事的发生地，迅速写就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除却人物化名，未加删节，使成完璧，悉数照搬的故事里，将自己也额外编了进去，名曰“爱玲”，以此暗示文中一切均属实情。浊世男儿浑似狗，摩登女子尽如蛇，演义笔法下，傅雷成了形象猥琐、举止荒疏、“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成家榴即烟视媚行的主角殷宝滟。小说借殷宝滟之口骂罗潜之：“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事录有据，录有所源，言之有物，文气相属，作品发表后，两手空空、心事重重的成家榴，顿感恐慌，只有好聚，哪有好散，便匆匆跑到内地嫁人去了。张爱玲的小说，可谓社会舆情的放大镜，足见其影响力。明明是戏，偏偏入局，对张爱玲这一狠招，爱情可以、婚姻不行的傅雷，自是手足无措，面色赧然。想不到一篇开诚布公的评论文章，竟引来这样大的报复。
小语近人情，作品中依旧是金句处处，“是有这种女孩子，追求的人太多了，养成太强的抵抗力。而且女人向来以退为进，‘防卫成功就是胜利’。抗拒是本能的反应，也是最聪明的。只有绝对没可能性的男子她才不防备。她尽管可以崇拜他，一面笑他一面宠惯他，照应他，一个母性的女弟子。于是爱情乘虚而入——他错会了意，而她因为一直没遇见使她倾心的人，久郁的情怀也把持不住起来”。语言也是叙事的一部分，一束冷光下的妙不可言、不可言妙，是其习以贯之的风格。
光阴打马而过，并非旅行转场，时过境迁后，谁还会保持原本的模样？晚年张爱玲，稍稍换了性格，重读《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始于疑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对此有了设身处地的体谅后，便也间接认可了傅雷眼光的超前独具。被记忆追逐，想当年不待厘订是非，解释疑滞，小说已发表，且一时洛阳纸贵，盖也属于少不沉稳，感情用事。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一位尖酸刻薄评论家的一味苦口良药，足以让人避免重蹈覆辙的错误。世界荒诞又残忍，钟表可以回到原点，但过去永远停留在过去，此时的傅雷，早已不堪屈辱，死于非命；而匿迹海外、无人问津的张爱玲，也已处于牙齿脱落、食欲消退、两眼昏花、四肢沉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