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之下，金融紧迫，实业凋零，哀鸿遍野，萑苻时虞，民生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目标很低，就是活着，即便如此，赌国运深信不会输，教育一日不可弃。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深信教育乃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与行为特征，具有精神文化与行为文化的双重属性，此即子贡所言“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流亡学生涌入关内，其间不乏宦门之后、世家少年，此间只能是有山靠山，无山独担。政府专为接收沦陷区流亡学生，建立了国立中学，1932年8月25日《中央日报》刊载的《南京九一八中学招生》简章规定，“凡因国难失学之贫苦青年得学费减半”，从中可见其窘迫程度。七七事变后，更是举国慌张，大批中学生随难民队伍，陆续向西南、西北、中南、华南撤退，冒着敌机轰炸，一路逶迤，奔向大后方。抗战前，社会上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皆由地方管理。抗战兴起，为安置颠沛流离的失学少年，政府的战时手段、应急措施是在河南、山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先行设立国立中学。
国立中学为远离炮火，躲避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学习生活环境很差，只能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章开沅《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中，记述了当地乡绅慷慨接纳下江流亡学生的事略，“把慎终追远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提供给外省沦陷区流亡学生办学，这是四川人的宽厚仁慈，对我们这些小难民来说则是大恩大德”。教科书是以乐山嘉乐造纸厂生产的嘉乐纸，即再生纸印刷，因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易破损而不耐久用。即使如此，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毕，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甚至没有课本，只能手抄讲义。然竹纸薄如蝉翼，只能以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即模糊不清。由于营养不良，加之疾病流行，缺医少药，死者不计其数。流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各带乡音，据张颂甲《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学生在大后方艰辛求学纪事》归纳：“就以‘打倒日本鬼子’这句口号来说，发音各有不同，东北营（人）喊‘打倒一（日）本鬼子’，湖北忍（人）喊‘打倒二（日）本鬼子’，江浙神（人）喊‘打倒四（日）本鬼子’，而上海宁（人）口音又有别于江浙，他们喊‘打倒十（日）本鬼子’。”抗战后期，物价飞涨，以当初的僦居租金核计，已无利可言，然人性向善，犹水就下，国难中的良心生意经，就是不涨价。
时方多艰，际遇不济，苦则苦矣。人生即便被重置，不愿思而不学，犹豫不决，延宕弛缓，向下沉沦，而是负帙从师，不惮其苦，学有恒勤，愧无建树。不必明天，不必下次，不必以后，过去现在未来，并非顺序展开，而是一并存在于当下。一程有一程的风景，一出有一出的精彩，这些似乎不重要，还是赶路当紧。前有伏笔，后必照应，有的人终于成为开在春天的忍冬。
此间最是儒冠误身，手无缚鸡之力，肩无扛柴之骨，柴煮饭，炭取暖，却是柴也没有，炭也没有。国步多艰，扶摇无路，惊忧失措，情实堪怜。虽如此，不妨碍其崖岸高峻，洁身自好。残山剩水间，物质的粗鄙简陋，并不妨碍心灵的道地精致。集揽贤良，讲学论道，刿目鉥心，穷竭所学，这是他们在特殊时期的报国方式。圣人之教，是谓道统，王船山《读通鉴论》认为“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此即传统士人残灯不灭、余味悠长的维护。有维护之功，便有维系之痛，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久病成废、日坐哭禅者也。
未霜而草枯，色彩似乎也有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