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作恶者心里始终明白，一旦心慈手软，自己的下场注定要被清算，旧账新账，一一在簿。于是作恶者别无他选，只得一次次突破人性底线，变本加厉，将罪恶进行到底，直至万劫不复。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初九，张献忠破成都，纵兵屠城三日。十月十六，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称大西王。
翌年夏，其在全境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国家初建，百废待兴，亟须人才，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弃权也是一种态度，有时竟不被允许，一场无妄之灾，悄然降临。遂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不应考者，全家斩首，不报告者，邻居连坐。命令一出，诸生远近争赴。据幸存考生欧阳直《蜀警录》载：“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大慈寺。齐聚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到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散去。”如此三天，除十几名年龄幼小、留为己用的学童外，余者一万七千人，悉数杀灭。
仇视读书人，已然草莽出身统治者的共同特性，古今概莫能外。作为走在大众前面的人，读书人的命运，预示着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这个群体的命运，仿佛一个社会晴雨表，他们的苦难，往往预示着整个社会距离灾难已然来临。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对自身未来的一种关照，此话不假。
果然，其对待百姓的态度，同样血腥残酷，横行无忌。入川后，便采取了“打粮”即抢粮的办法，以释经济困境。放纵士兵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火烤，逼其供出所知藏粮地点。“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同伴俱斩。”
张献忠军中掳获过两名在川传教的西方宣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有余，逃出军中后，遂将所见所闻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据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他人流血来寻找刺激。某日，其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渎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无论是宫内男女、大小官员，找个不成立的借口，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人越杀越多，手心手背都是血，由此进入荒寒年代，城郭倾颓，楼橹摧圮，白骨露野，十室九空，全川已是有土无民。据《明会要》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世道横流，苍生涂炭，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历史处境，令人唏嘘不忍述。之后，公理战胜，时转昌明，才有了浩浩荡荡、历时百年的“湖广填四川”。
杀人越多，心里越恐慌，越觉不安全，越要杀人。这便应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精彩观点：“只要走出了第一步，就不得不走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