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自我为中心，国亦然。
各式文明皆自视为中心，四野拱卫之，山川环绕之。魏源《海国图志》云：“释氏皆以印度为中国，他方为边地”，而“天主教则以天主所生之德亚为中国，回教则以其教主所生之天方国为中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中土的夷夏观更是强烈，“天圆地方，中国中心”。
支撑中心说者，为天下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可以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政论》）。顾炎武《日知录》云：“世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为大，天下居中，也由此产生了九合诸侯、融汇九流，进而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观念。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晚清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左右交困，已超出传统儒学的应变能力，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圆说”一除国人心目中的“天圆地方”之论，地球形如鸡卵，黄在青内，地海合一，天既包地，彼此相应。地既圆，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不仅如此，日心说推翻地心说，以日居中，地球与五星，循环于其外，本体无光，皆受日光而明。刘师培尝言：“昔人以太阳为世界中心，今则科学愈进，有倡空间无中心之说。空间既无中心，则人类妄指政府为中央机关者，出于谬想。”左右批其颊者也。宇宙观重构的当间，人世间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然受到挑战，文明中心的优越感就此失去依托。你也中心，我也中心，折中而言，多元中心。
西洋新知自明末即已大批引入，先有沙勿略、范礼安、郭居静、金尼阁等传教士的布道，后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践行，西学本不该陌生。然随着诸老徂谢，朝代鼎革，此学落地而未生根。《利玛窦地图说》《艾儒略五大洲总图略度解》等著作文约辞微，刊布有年，何至鸦片战争后方引注目？弃甲曳兵，落花流水，遭打痛矣。“虽远必诛”的臆想，未见己之版本，反为敌手付梓。藩篱不固，将多而非才，储备不丰，兵弱而未练，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包世臣闻毁而戚，由此无穷愤憾：“英夷犯顺，至抵江宁城不以逼和，其所诛求，前无比并。今以蕞尔之英夷，去国数万里，孤军悬天堑以恫吓全盛之中华，而所欲无不遂，所请无不得。”生逢末世之感，不光遭际乖舛，还在既有知识架构、价值体系一时搅乱而手足无措。
地理已非中心，却还是文化中心。魏源凄恻辛酸之际，救世情怀，事不避难，所持仍夷夏之观，心目之中，中华文化优越论的情愫依旧不灭，以夏变夷理想依旧存在：“故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由血缘夷夏观而文化夷夏观，退而求其次，海国替称夷狄而已。学西方可，但须道器分离，西学中源，目的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此也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立世之基，为人之则，作文之心，阅读之道。地理虽非中心，幅员依旧辽阔。1935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混合课本（第三册）》中的《清代的兴起》一课云：“明末政治腐败，各地有人作乱，民国前二百六十七年，满洲族乘机入关，把明朝灭掉，改为清朝。从此合汉、满、蒙、回、藏、苗为一家，安南、缅甸、朝鲜、台湾等地，也都包容在我国领土以内，中华民族比从前更加扩大了。所以历史上国势的强盛，除了元朝，没有一朝可以和清朝相比了。”
海外尘氛犹未了，从此天下多事，然师得长技无以制夷，红夷大炮照样挽回不了颓势。经此一败再败，士风丕变，由读圣贤而通实务，由锦绣文章而经世致用，口岸知识分子毅然突破大防，主动开门揖夷，以寻救世之道，图存之技。其已普遍认为，引入西学乃构建新知之前提，正如雷铁崖《谠言》所言：“中国数千年来安于旧有学识，方自得为文明古国。今日欧潮东渐，民智渐开，乃觉人之文明优于我，我不追风步影，以求其可利于竞争之地位，则必归于天演之公理，此今日吾国民之心理也。”弃儒从商、弃东投西者遂日众，办实业，设报馆，铺铁路，练新兵，风气为之大开。
地理既非中心，文化也非中心，帝王依旧中心？古有择主而事，现有君主立宪，后有民主选举。外则协和万邦，内则变法自强，立宪不成，进而革命，一挫再挫，前仆后继，始有民国之诞生，共和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