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改变，不在少数人改变了许多，而在多数人改变了一点点。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卷首文章，为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这是一篇新开世运的文章，仅看题目，便已点亮了全部的观点。流光逝水，屈指半百，让人记住的题目不多，经得起重读的文章更少，今日重温此文，依旧心潮澎湃。
阅读意愿是读者对阅读的主观态度，以我的理解，既然无禁区，首先读禁书。世间有灾曰灭顶，因为之前几乎都是禁书，而禁书具有的反效果，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恶补欲，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求速溶于光明世界。虽说新书新刊，日多月广，无奈消耗大于生产，书荒由此出现，以致学术著作、专业教材也能成为畅销书。
知识之公于人群，若醴泉之灌灵苗。读了书，便有了观点，便不再岸然自大，偃然高卧。那个时代的宽容，在于允许不同意见双方站出来各自表述，充分明达，二元对立而能并行不悖。禁忌的突破，风气的广开，固有上峰的开放意图，底层多年的被压制则是内动力。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自己的病尚未治好，总想医疗他人，思想不在同一高度，却是志在昭人，试图相互说服，孰是孰非，姑不具论，多元共存本就是世界的应有状态。台上狂言激语，神仙打架，台下从不缺少热闹喧嚣的观众，精彩片段，语速与人心合拍，哄堂鼓掌，瞬时逆风飞扬，如十九世纪的海德公园。通过比较，分辨真伪，意志力、方法论、价值观为之渐变，我便是芸芸中仰头聆听的一位。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所有人都想着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千里之外，拯救世界，却没人帮着老妈刷锅洗碗。
写作与读书类似，有人问茹志鹃“怎样将女儿也培养成作家”，她在文章《从王安忆说起》中作了回答：“不去管。”学术与读书类似，一次唐德刚指着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卷巨制戏问胡适：“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则一语带过：“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当然，有向往自由之心，尚需争取自由的勇气，否则，白马青牛，格格不入。读书未必使人自在，倒会与所处环境渐生隔阂，不愿再去换取，再去迎合，一勺鸡汤再也泪目不了一双冷眼。潜心典籍，孜孜不倦，读书不是一种可被观看的姿势，沙砾当途，内心层面独门独院地孤单。
枯鱼过河泣，若言后悔之事，梅花落满南山。解封方知落伍，饥不择食读禁书，而阙如系统指导程序，以致思考问题时，愚钝于内在逻辑，我周遭的同龄人，通病相怜。学院里六〇七〇后的教授，多写不出标准样式论文，料也是欠失系统训练，故我每每暗示之，将您的博士生挂在名后，作为第二作者，说白了便是您出观点，学生操刀，共同为其赋形，更重要的是规避一地鸡毛的名实不符。
耗费时间充实的人生，不过追逐内心，探究历史的底牌。历史告诉未来，要在知道历史真相的前提下。虽曰惊鸿一瞥，光景不过十年，心理为之替代，认知为之转换。揭示真相，方可恢复常识，科学尚需不断纠错，何来永远的正确。人生歪理，似乎歪得也有道理。
李贽的《焚书》刊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藏书》刊刻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可谓大逆不道，时任内阁首辅的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认为：“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袁宏道的思想受其感染，汤显祖也因《焚书》而心生仰慕：“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马经纶《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云：“素与先生不相识面之士夫，喜其书而乐梓之，先生不知也。又况书坊觅利之人，见其刊之获厚赀也，每窃得先生抄稿，无有不板行者矣。”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瘐死狱中，皇上竟亲自下诏：“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禁书的作用，由此也得以反证。
解禁意味着垄断不再，把持不再。即便脱离语境，被妖魔化，“读书无禁区”仍可单独成句，成为振聋发聩的浩叹、响彻云霄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