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编学术刊物的缘故，常被人要求拟几个题目，由其来完成之。对此颇不以为然，其作文不过任务驱动下，为交差考核目标的无话找话，无病呻吟。
我也常有约稿式的小品文写作，先有题再成文，文多枯索，词难准确，自恨无才，笔不达意，与有感而发式写作不可同语。故不知己之所长，无以增长光大，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直言记述，感悟评论，飒飒运笔，笔不及冻，俄顷数纸，挥笔即就，未添各种追求的自我，何其自在。“诗思在灞桥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质文有体，义无所越，主题先行者何能及。王安石《性情》云：“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发于外而见于形，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一器一物，一草一木，皆有性情，性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
时或未过，境已迁矣，情感耗竭，比兴无托，或可就此搁笔。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即主张：“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文成而有题，或概而述之，或撷去精要，大致如此。旁人若问其中意，似是而非，说不准言，但总会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某个题目，辛而不辣，麻不木口，恰到好处。
就文成而后有题，张舜徽《广校雠略》有过阐释：“观于《诗》三百篇及诸子传记摘字标题之例而可知也。固未有先命一题，而后构思润色以成文者。自后世竞立新题以为文，而文辞浮杂芜冗亦日甚。推之著述亦然。古人皆学成之后，不得已从事著述，故有书成而无大题者矣，如《太史公记》是也（别详论之）。至若心无是理，而必模拟古人，则扬雄《太玄》《法言》固不逮《周易》《论语》也，班固以下修史者固不逮司马迁也。此无他，由于先立书名，以步趋前人，不惜强所不能，黾勉以追之，无诸中而营于外，而终不可及也。著述盛衰高下之辨，要不越于斯矣。”文虽短，精辟之论尚多。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书中目录标题，甚至经由甘为前贤行役的责编周振甫反复循诵、细心领会后补添。多数读者从不写作，却并不妨碍其鉴赏能力，多数编辑亦然。
自律与任性间，自己才是唯一的存在，纳博科夫《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中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若只具艺术气质，难免是浮于表面的情绪发泄，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而科学性乃缔造学理深度、学术新境的必要因素。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艺术味则是其文采所在。
古之为文，皆理积于中，发乎情不可遏，故文成而后有题。所谓理积于中，盖沉心静气，遍读阁书，闻一异书，惟恐弗及，方能广其搜，博其考，绪飔来，格局开，方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学有所成，造诣深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