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鲍元恺现象”不是一个人的现象。面对二十世纪所谓“现代音乐”的汹涌浪潮，能够不媚俗不从众，坚持三个“人”的理念终生不移，终于在中国的交响音乐中做出一番成就的中国作曲家，鲍元恺显然是站在第一梯队。
2.“符号重建”的概括极好：符号重建，魂魄未变。这也就说明了鲍元恺的《炎黄风情》和其他交响作品，实质上是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不止是民歌）的升华和延续，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音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鲍元恺自己称作为“重生”，我赞成。
3.我有一个认识，几千年来的中西音乐是人类音乐瑰宝中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艺术和文化上没有高低、对错、美丑、雅俗之分，不存在什么“西方音乐领先我们500年”。二十世纪在中国大地上交汇之后，中国作曲家从西方音乐学习和实践的主要是“多声音乐”（简而言之是“和声思维”）。由于中国作曲家的聪明和努力，自然的糅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智慧，一百多年来获得了巨大的成果，已经不逊色于西方和东方的任何“外国”。鲍元恺便是其中之一人。
4.历史在延绵，在进步，存在决定意识，立足于传统生活和意识的传统民歌（以及戏曲等其他），尤其是在改天换地的中国，必然会在“消亡”和“涅槃”之中二选一，其中包含鲍元恺的“符号重建”。
5.毛主席生前说过“大道理”和“小道理”。杨通八学兄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0年之前，讲的就是音乐创作的大道理。音乐理论理应对音乐实践产生启迪和引领的作用。但是近三四十年以来，在我们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圈子里，看到的许多是空洞、谬误和模糊，甚至有一些很外行、很低级的奇谈怪论。我的体会是：理论的根子不能是读书，尤其不能是读外国书。我的这几百个字，是写在杨通八文章之后。很抱歉我必须这么说，若有朋友见了不适，预先致歉。
（写于2024年11月）
附：杨通八文章《《炎黄风情》是中国民歌的“符号重建”》原文链接：
（鲍注）舒泽池文中所说——三个“人”，是指我如下一贯的艺术创作理念——
我的音乐，坚持“人写，写人，为人写”三个原则：
（一）人写，就是用人的感觉、感性、感触、感慨、感情、感悟、感怀去写，这是非人的计算式作曲无法取代的。音乐创作自然少不了智能，但更少不了计算机不能替代的直觉、真情、想象和灵感。
（二）写人，就是讲述人的故事，抒发人的情怀；展示人的七情六欲，爱恨情仇；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彰显人的风骨灵魂，精神信仰。艺术作品要“通情达理”——作曲家需要天赋“通情”的才气，也需要修炼“达理”的功力——毕竟，“画鬼容易画人难”。
（三）为人写，就是要让欣赏者乐于接受。艺术的基础价值是审美价值，“好听”是音乐的首要条件。如美食，无论如何创新，“好吃”才是最要紧的。艺术价值的高低，一方面在于表现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另一方面则在于使接受者产生共鸣并获得美好精神享受的广度。正如梁茂春先生所言：“为了人，中西可以含化，新旧能够通融，雅俗不妨交汇。
——见鲍元恺《“炎黄风情”创作札记》
附：【周末听乐】中国管线乐曲《看秧歌》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LkXN47x046zO4fIsSF_uw
美编：林杰
舒泽池，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原《人民音乐》副主编；原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代表著作：《中国钢琴民歌333首》、《音乐考生听力冲刺教程》、《乐理新思路教程》（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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