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张天彤｜恩师慈父赵宋光

在1999年至2021年这22年间，在接受赵先生不吝赐教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领略了“赵宋光式”的学术高峰。赵先生的博学多才不仅在音乐界，即使在社会科学界也是少有的。本科毕业至1999年，我一直在省属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平日里多注重教学而疏于科研，也少有机会接触到在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前辈和同行精英。当我迈进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行列的那一刻，我便得以拥有导师谢嘉幸馈赠给学生们的莫大福利——将赵宋光先生介绍给我们认识。不知，那时的赵先生，已经是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研究涉及哲学、美学、教育学、人类学、心理学、数学、天文、水利和音乐学中和声学、律学、音乐美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教育学等十几个学科的大学者，至今，我尚无缘遇到第二位。回想起1999年8月我和赵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在人声鼎沸、嘈杂混乱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赵先生大声喊我名字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谁能料想，一次看似平常的“不期而遇”，日后却成为我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生命里程碑。

1999年9月，我正式成为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硕士研究生。新学期开学，导师谢嘉幸便要求我去听赵先生的律学课，那时赵先生常住中国音乐学院格兰迪①。记得12月的一天，谢老师要求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去赵先生住处学习律学，赵先生非常绅士地为我们开门并请我们落座，然后拿出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开始讲课。赵先生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音乐形态的研究，如果没有坚实的数理逻辑的功底是难以进入深层的。”随后，他拿出了自己发明的和声方位图，我当时看了一眼那八卦图似的图示，即刻就觉得“天旋地转”。紧接着，他的话题切入正题——律学。第一次听赵先生讲律学，他讲到了“宏细观念”，讲到了“相对波长”与“跃进算子”等概念，又讲到了我在本科课程高等数学中“貌似学过”的微积分，还专门谈到了他是如何理解“中立音”存在的合理性，将其纳入功能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有多大，进而去推探数理依据的。记得赵先生问我和另外那位同学：“你们听懂了吗？”那位同伴非常含蓄地、礼貌地看着先生笑而不答，而我则拿出东北大妞儿的直率和“虎劲儿”，对着赵先生几近咆哮地高声喊道，“没一听一懂，我一点都没听懂，我不要学律学，我一讨一厌一律一学……”赵先生听了我近乎“发飙”的喊声，不但没有生气，还双手把他的讲稿递给我，面带微笑语气平和地说：“没听懂不要紧，我可以每一次都给你讲第一课。”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我陆陆续续跟随先生上了无数次“律学第一课”，其中的很多次都由我爱人陪同，出身理工科的他每一次都听懂了，并且安慰我说：“其实学习律学一点都不难，只要学习方法得当，有一些数学基础就可以学得很好。”在他看来，赵先生讲的内容其实不难，难的是我骨子里对数学的抵触和排斥，不肯打开自己的思维，固步自封，即便赵先生讲得再浅显，我也是很难学懂弄通的。最初学律学，是因赵先生不辞辛苦、不厌其烦的教学，故以好的学习态度来“安慰”他，后来，随着我研究的逐步深入，越发意识到先生所言“音乐形态的研究，如果没有坚实的数理逻辑的功底是难以进入深层的”这句话的深刻性和重要性。2010年以后，出于对健康状况的考虑，赵先生开始常住广州大学城，直至去世都没再来过北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我都会想办法抽出时间前往广州大学城，专门拜访先生学习律学，这一学又是十余年过去了。惭愧的是，直到现在我的律学知识依然停留在二十余年前第一课的认知水平，但报以学习的初心去广州看望赵先生，是我对先生最好的也是最恰当的情感回报方式。

尽管律学没有学懂，但在赵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的学术能力依然在逐步提高，从最初“热衷于”对北方三少民族民歌的收集②，到逐步意识到将其进行规范化整理分析研究的学术意义所在。赵先生反复告诫我说：“你一定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将资料收集的意义和价值提升到创建民族音乐形态学的高度去看待。”先生对此提出了四个宏观目标：第一，在全面整理采集的基础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第二，探索民族音乐发展演变的条理、系统与规律；第三，总结民族音乐的作曲技法，充实作曲教学；第四，根据系统化的材料，配合音乐社会学、心理学，探讨美学规律。对此，赵先生系统研究了欧洲音乐家们对民族音乐的贡献，他首推匈牙利人巴托克•贝拉在1925年出版的《匈牙利民歌——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①一书，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总称为“学术档案”的一套手法，即规范化的原始资料、编码、谱系梳理、乐汇典、结构归类、乐种特征描述、编曲教程的准备资料。记得当时赵先生是以河曲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运德留给中国音乐图书馆的500余首手抄曲谱资料为例，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去规范原始资料、如何编码、如何去梳理谱系。通过实操练习，我深刻体会到我国目前需要开展民族音乐形态学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时至今日，让我更加急迫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成果来完善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便不能与西方的“四大件”保持起码的学术均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平等对话，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无从谈起。

1995年，赵先生在他的《旋律学学科建设刍议》②一文中就提出了旋律形态分析的12维度，并强调：“不同维度的概念，切忌互相割裂、孤立处理、片面包揽，而应综合运用、互补并协，方有可能从诸多抽象规定性的联合，走向具体形态的理论再生产。”在指导我做由我记谱的达斡尔族民歌旋律分析时，赵先生提醒我一定要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关系；技术结构的成长与审美容量的开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众多的样态与稀有的样态均不能偏废。他将旋律形态结构划分为细部诸维度、布局诸维度、结构逻辑诸维度三类，每一类中又细分为四个维度，也就是在具体分析每首旋律音调时，都要从这三类视角的诸维度进行考量，这样，分析出来的旋律才全面准确。我在具体运用这一分析方法的时候，起初会觉得程序繁琐，并且还不乏出现重复分析，但赵先生跟我说：“方法都是为研究服务的，一定要把它对象化，要根据具体分析对象来决定哪个维度需要多观照，哪个维度可以省略，方法的运用不是背诵口诀，而是牢固掌握，灵活运用。”在赵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开始针对我的研究对象——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民歌进行旋律分析，分析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研究逐渐推向深入的过程。2009年9月，我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博士学位，德高望重的导师樊祖荫先生针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从事学术研究“两张皮”的现象，也反复对我提出要求：“音乐学研究，首先要把音乐是什么说清楚，只有在说清楚音乐本身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为什么解释透彻。”这些年来，我不但接触了大量的北方三少民族民歌、蒙古族民歌、锡伯族民歌，还接触到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等地大量的汉族民歌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民歌。面对众多音乐文化中存在的具体旋律，运用赵先生提倡的“12维度剖析法”进行分析，既可以加深对各种具体旋律形态的理解，又可以由此来不断充实和完善概念自身的内涵，可谓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受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委托，我承担了“中国少数民族濒危传统音乐抢救项目——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并利用2016年至2018年的寒暑假，带领我的研究生们前往内蒙古、黑龙江、新疆进行实地拍摄录制。这一次抢救共拍摄录制三少民族歌曲625首，采访歌手80位，录制视频素材300余小时。在拍摄录制的这些歌手里，有90余高龄的达斡尔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图木热（2018年去世），有鄂伦春族最后一位萨满关扣妮（2021年去世），有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儿玛妮，还有达斡尔族萨满世家出身的斯芹挂（2020年去世），以及满汉兼通的达斡尔族萨满音乐传承人沃金柱（2021年去世）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录制工作完成后，很多人先后离世，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生前，我们以规范的学术架构和专业的技术标准将他们的演唱一一录制，并将被永久收录于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中国声音记忆》数字音响档案馆，这些资料的价值自不必多说。在后续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面对我带领学生辛辛苦苦搜集的达斡尔族四个方言区、鄂温克族三个部落、鄂伦春族五个聚居区的625民歌，我深感作为高校学者，仅仅停留在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阶段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后续的研究和价值提炼是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恰当的保护与传承方式，未来我们还应该以“最体面的方式，将这些宝贵的资料一方面交给国家，一方面还给民族”①。对此，该如何在学术上去做进一步的提升呢？于是，我带着这些宝贵的视频资料多次来到广州大学城向赵先生“求助”。赵先生戴上耳机，非常认真地浏览了这些视频资料，随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和我聊起了关于“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这个话题。赵先生认为，“民族音乐学”在西方国家更侧重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在我国，民族特征的构成主要不在人种，而在语言、习俗、信仰，或者说文化形态、文化心理等要素，因此，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民俗学范围。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音乐文化学的含义呢？赵先生的回答简单扼要：“把音乐作为—种文化来认识。”赵先生所言，指的是文化形态与文化内涵处于辩证统一之中，客体方面②与主体方面③联结成为整体，且彼此不可分割又能相互说明。赵先生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方法必须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分区，一方面是多层。音乐文化的多层构成描述必须分区进行，否则就好比“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只有对每一种音乐文化做多层构成的全面描述，才能够完整地把握活生生的音乐文化样态。通过赵先生的讲解，我逐渐理解了“多层构成描述”这一概念的含义，既要去关注不同地区歌种、乐种各自形成的时代，或各自产生的不同地点、地理环境、生活情境，或经历过曲折的传播流变，更要去关注它们在同一地区存在、活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相互影响交融，如何共同决定该地区的音乐文化面貌，共同构成某种音乐文化特征的。赵先生关于分区和多层的解读，为我更好地理清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民歌各自特点指明了学术探究路径。在达斡尔族的四个方言区中，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达斡尔族唯一的自治旗，人口结构简单，交通相对闭塞；生活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达斡尔族与齐齐哈尔市接壤，与汉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较多；生活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则与当地的鄂温克族、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以及少部分鄂伦春族交往较多，彼此间生产生活方式互相影响，音乐舞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生活在新疆塔城的达斡尔族则与周边的哈萨克族有着两百多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加之周边还生活着锡伯族、蒙古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其音乐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按照赵先生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这一视角和方法，我面对这些材料所产生的一系列困惑便迎刃而解了。

就这样，每当我在学术进展过程中遇到瓶颈时，都会有赵先生“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架构为我解惑指路，而我在把赵先生当成“中外大辞典”随时咨询请教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从事学术研究从感性逐渐飞跃到理性的蜕变。

赵先生于我，不但是恩师，还是慈父，这话还得从头说起。那是1999年的冬天，跟赵先生上完“律学第一课”以后，临近元旦的一天晚上，导师谢嘉幸邀我去其好友林大雄老师家聚餐，当晚还有我们的辅导员刘小平老师，当然，主要嘉宾是赵先生。我们小聊了一会儿之后，谢老师说：“来，现在让我们大家都端起酒杯，共同跟赵老师碰个杯，祝赵老师新年快乐！”一口红酒下肚，谢老师继续说：“今天我们几个人聚集在大雄家，也是想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天彤单独给赵老师敬杯酒，你要正式拜赵老师为师。”一旁的刘小平老师补充说：“你还应该拜赵老师为学父。”当时，我突然懵住了，赵先生，德高望重的赵先生，有着博古通今、上天入地的见闻，有着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思维，有着宠辱不惊、浮沉自若的心境，有着超越时空、纵横东西的创造力，有着超凡脱俗、虚怀若谷的气度与胸怀，就是眼前的这位赵先生，怎能是我等小辈所能“攀”得上的呢？在我眼里，赵先生是一座高峰，只能仰视，不可逾越，怎么就能成为我的老师和学父呢？幸福来得实在是太突然，懵愣了一会儿，我随即端起了酒杯，顺势而为，毕恭毕敬地给赵先生鞠躬敬酒，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我又多了一位导师，一位幕后的、“没有名分”的导师。回想我这二十多年的学术成长历程，是这位导师心甘情愿地站在我身后，像爱护自己的羽翼一样关心着我、呵护着我、牵引着我、感召着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赵先生和我又多了一层关系——父女关系。

也许是因为赵先生有两个儿子而没有女儿的原因，很多时候，我和先生在一起，我真的把他当成老父亲，而他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一些父亲的慈祥。在赵先生那里，我从没有受过批评和责备，感受到的都是温暖和关爱。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赵先生频繁地往来于广州、北京或是其他城市。只要赵先生来北京，必定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告知他的行程和计划，而我和我爱人则担负起赵先生往来的接送任务。有时候，先生会住在谢嘉幸老师为他安排的学校招待所里，而更多时候赵先生则住在我的家里。我负责给赵先生准备一日三餐，像女儿一样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极其简朴，对于吃住条件没有任何要求，也非常好相处。除了一日三餐，先生在我家便是没完没了地埋头写作。至今，在我家里还有赵先生当年留下的一些书籍和手稿。记得2006年秋季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和赵先生宛若老少三代同堂的四口之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晚饭过后，赵先生随手掀起钢琴盖弹奏起来，我抱着只有半岁的女儿坐在一旁听赏。先生弹奏的是《嘎达梅林》，那饱含激情的旋律顺着先生的指尖流淌出来，随着旋律的延展，音乐情绪越发激昂凝重。只见我女儿的表情，先是皱着眉头，然后撇着嘴，最后竟“哇”地大哭起来，赵先生则旁若无人地继续他的演奏直到乐曲结束。一曲弹罢，先生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跟我说：“这么小的孩子她居然听懂了这音乐！”是啊，在赵先生看来，即便再小的孩子也是具有审美能力的，“审美，既是对美的形式的愉悦感受，也是对丑的形式的抵制应答”①。

在赵先生的研究视域里，对美育及美育教育情有独钟。他认为，重建美育是新时期教育的当务之急。赵先生首先提出了“立美”②这一概念，他说：“美育远远不仅是艺术教育，它有更重要的基础部分，关系到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建立美的形式。建立美的形式的教育活动，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宏伟历史在教育领域中的缩影，我称之为‘立美’教育。”这个概念既有充分中国化的味道，同时又说明了“美”并不是一种天生自在的东西，而是由社会的主体实践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主体实践创造的产物，这一点对于说明美的本质至关重要。赵先生论证美育的功能，强调美作为真与善的中介，提出综合构建教育体系，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在幼儿园的实验基地默默耕耘。在“立美”视角下、观照下，他在音乐教育的研究中提出了“生产力见地上的音乐教育观”的见解。为了提高民族的全面素质，加速国民教育的发展，先生在音乐理论研究上的诸多创见，都是为了让中国的音乐人才站在中西整合的制高点上展翅高飞。赵先生强调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是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认为音乐对培养这种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赵先生尤其强调音乐实践是社会精神生产力之一，实践能力的培养应遵循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音乐人才的培养过程是教育生产力的活动，它既要符合音乐各学科的结构逻辑，又要符合受教育者成长的规律性。他一直关注国民音乐教育中的素质提高问题，撰文提出中华各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是中国古代乐教素材的当代遗存，应纳入国民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使民族神韵得以长存。他与同道者共同倡议选定若干个“音乐文化保护区”扎根办学，使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生态得以保护，世代传承。他提出美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能自由运用自然规律以高效造福社会的生产者”。赵先生给予“立美”以很高的评价，他说：“美的吸引力赋予人生的崭新境界在于，当美的需要得到满足而带来享受的愉悦时，享受者正在生产，正在创造，正在驾驭自然，正在造福社会。”③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审美观，它与一切弥漫于所谓“后现代主义”中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都是绝缘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固有的本色。在赵先生看来，人性的回归，人的本质显示，人格意志的强化，最终必须见之于“立美”的大循环中。

在赵先生“立美观”的感召培养下，我在长期从事田野工作过程中越发认识到，对于一个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运用何种方式去记录、描述、解释所考察和研究的音乐对象，而是要对所研究的对象，即对作为文化主体的整个族群社会及其文化问题所给予的关注、理解、支持与投入。民族音乐学家应当把保护、传承与发展传统音乐作为一个信念，一种担当，要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到民族音乐保护、传承的实践中，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求得真知，积极推进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既要当好一个调查研究者、保护者，又要当好民族音乐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赵先生的“立美观”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赵先生常居在广州大学城，虽与北京相隔2000多公里，我却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他慈爱、关注和饱含殷切期望的目光。先生虽然身在南国，却时刻心系着远在北方的草原、森林、渔猎民族，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北方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人和那乃人，关心着这些同源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当下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这背后蕴含的是他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一份深深的情结，以及由北方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呈现出和谐团结景象的一份期待和祝愿。赵先生立足于中华母语文化的音乐教育观，对“扎根办学”实践的文化学与教育学意义①的阐释，对中华律学的复兴与开拓，对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的建议，对乐教复兴的呼唤，对黄河河套双主槽绿化工程的构想等，其思想中饱含了作为一位音乐学家、人文学者、文化守护者浓厚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黑格尔曾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而赵先生不仅仅仰望星空，还将他的双脚深深地扎根在中华大地，用脚步去丈量，用文字去书写，用音符去描绘，用思想去渗透，用爱去播撒，用善去温润，用责任去担当，用使命去召唤，用他的光芒和大爱温暖了我，温暖了大家，温暖了民族和社会。

两根拐棍、一个背包，是赵先生的标配。“你那里有什么新情况？”“你的研究进展如何？”这是赵先生和我通电话时的常规问候语。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赵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学术遗产，后学仰止；儒雅风度，魅力无限。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化哀思为坚持，继承赵先生的学术精神，踏着先生的足迹锐意进取，努力完成先生的学术宏愿，用实际行动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北大与燕大深厚的人文底蕴，日耳曼民族理性的思维方式，无可比拟的智慧与情商，都集中于这位罕见的学者——我的恩师慈父赵宋光身上。

愿赵宋光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