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首都南京的繁华，不过是大厦将倾的回光返照，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就是描写这种繁华的。偶然在《中国新闻周刊》上读到曹红蓓的《在烟花烂漫中坠落》一文，觉得她用这个标题来揭示这幅画卷所蕴涵的文化意味，不仅很到位，而且发人深思。
的确，事物的败落，尤其是人的精神的败落，往往都是在表面繁华的“热闹”中发生的。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必记本”注：作者主要指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就颇有些“在烟花烂漫中坠落”的样子吗？至少在大学文科各种“热闹”的烟花烂漫的景象中，我们正遭遇着精神的麻木和萎缩。
譬如曹文中说到，“士子”爱作秀，拿学问当“玩物”，“士风”浮薄；文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技”优势上市行骗，等等。她特别提到，在“钱神”的威力下，斯文扫地，社会风气浮薄而虚夸，为了多捞“好处”，“士”（学者、文人）与“商”（买卖人、企业家）便“互动”起来：“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不花自己钱看电影的大学教授以自己所谓专业文章为新上映的电影高调站台宣传、摇旗呐喊，为掏自己腰包看电影的观众热情指南，这“士商互动”，简直活画出了当今我国学术界精神麻木和萎缩的一个“奇观”。
不是吗？官员（或曾为“士”）和商人（企业家）手中有“权”和“钱”，便向“文”靠拢，弄个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头衔戴戴，甚至被大学“特聘”为教授、博导之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时髦得很，在“业内”可增加竞争获胜的筹码；而大学的某些教授、博导们则时时事事觊觎着“权”和“钱”，一方面视“官位”为至宝，怕官、羡官、依附官，不忘“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一方面为了“兼职”赚钱，敢目无校纪，随意缺课或叫研究生代课，即使自己上课也忘不了与“商”的联系，手机在课堂上就堂而皇之地响起来，写影评就像拉稀、很容易就能拿所在高校为背书完成一篇软文案。
难怪民间短信有云：“教授慕官而又像商人，官员、商人则很像教授”。
但我认为，这却不能怪“官”和“商”那一方。他们追求“文化品位”完全是正当的，他们中的有才华者要是真做起学问来，也不一定比教授、博导们更差。
我就读过官员的“学术著作”，并不比学术界弄出的那些伪劣之作差到哪里去。问题恐怕主要出在“士”这一方。正是因为这些“士”们不好好做学问，把学术庸俗化、商品化了，或者工具化、政治化了，一句话，是他们糟蹋了、矮化了为学之道，才使得本来不学无术的“官”和“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用以“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的那些空名和虚假的头衔。
要说风气坏，那是双方联手搞坏的。
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是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批判了多年扼杀学术精神的极左思潮，学术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得到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曾一度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认认真真地做学问。
那时大学里风气好，学风正，研究成果虽不是很多，但质量还是可以的。然而90年代以后，物质方面、硬件方面在一天天地强起来，而精神方面、软件方面却一天天地弱了下去。我在触人多思的“世纪之交”发表过《失魂的大学》专议此事（“必记本”注：见《跬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七八年过去了，学术界颓风日甚。各种渠道的科研“项目”和“课题”越来越多，经费投入的力度和学术“成果”的数量都甚可观，五花八门的“学术”活动（研讨会、规划会、新书首发式、影视作品研讨会等）既隆重，又频繁。
然而看看那些“热闹”上市的这“工程”那“工程”的大量“作品”吧，有的弥漫着“官腔”，有的充满了“商气”，以至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真是叫人不敢恭维，其中有不少被人们称之为“文化垃圾”。
显然，这样下去，不管“核心刊物”有多少“大作”登出来，不管“标志性产品”装帧多么精美，学术界也不可能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从目前流行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数研究者的精神状态来看，实在不敢预期短时间内摆脱此一颓势的可能。
从“投入”到“产出”有一整套长期形成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从90年代以来更加细密和强化，它制约着种种申报、立项、拨款、评奖的规则和“潜规则”，直接关系到研究者的“生计”（“必记本”注：职级评定、生活待遇），能从根本上消磨以至摧毁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精神——“自由”与“个性”，批判与创新。
尽管许多人常把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挂在嘴上、写在笔下，然而一旦被纳入这个管理体系，面对具体的“利益”（“名”或“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着学术研究的质量大幅度地下降，看着学术风气的浮薄、虚夸，我深深感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大溃败！他们对这个管理体制也有抵制和反抗，但失败之后就是无奈地顺从和认同，就是“依附”。正是在这种顺从、认同和依附中，鲁迅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真性情”消退一尽，他们探求真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麻木，逐渐萎缩。在麻木中萎缩，在萎缩中麻木。
所谓“麻木”，就是失去了对事物的感受力与对文化高下、艺术美丑和道德善恶的分辨力，说白了就是黑白不分、是非难辨；所谓“萎缩”，就是失去了那种超越既定“文化秩序”的想象力与对流行的“定见”、“陈见”、“偏见”、“俗见”、“官见”的怀疑和批判的能力。这二者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同步发生的，都是在僵化的管理体制之下，学术丧失“自由”与“个性”的结果。
这一切给管理者的报复就是学术园地里“生产力”的下降。
文科的“生产力”主要就是人在精神上的批判创新能力，要靠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淘洗，才能知其真伪强弱。这就大有空子可钻。当学术研究的真正“生产力”严重下降，可是“领导”和“主管部门”又要“多出成果”以标榜“政绩”时，怎么办？于是大家都一窝风地去多发文章、多出书。文章要发在“核心刊物”上；书要弄些“大部头”的；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大钱。
一块砖头那么厚的书，还算不上“大部头”，难以充当“标志性产品”，要摆在书架“一大排”，放到桌上“一大摞”才行。其实，只有工具书、资料书才可以这么办，而这又怎么能取代有独创性的个人学术著作呢？至于说到以“核心刊物”发表率评估科研，这种制度恐怕已经“异化”为一种中国的学术之“癌”了。说它是“癌”并不过分，因为它已经成为吞噬学术精神的可怕“细胞”。
现在，偶见的学术佳作可能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而乘机牟利的“核心刊物”却常常发一些质量并不高的文章。
然而，国家“主管部门”和大学“领导”只认“核心”，只重“大部头”，只提倡“大兵团作战”，严重忽视个人的、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结果，无奈“依附”了体制的知识分子，其“精神”便渐渐麻木起来，并随之萎缩下去。麻木加萎缩等于平庸。于是，研究项目、课题无个性、无特点，雷同化、简单化，在低水平上重复——这等于一部生产的机器在空转。但检查评估起来，“成绩”多多，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
表面的“繁荣”（热闹）掩盖着真正的虚假与平庸。这时，教授、博导们一个个都“避免了个人主义”、“服从了大多数”，既有了“名”，又有了“利”，走上了一条“最安全”的无“学”而有“术”的路——即失去了学术精神，仅怀谋生之“术”的伪知识分子的道路。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清末启蒙主义思想家龚自珍“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话。在那样的世风下，“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举世平庸、秩序严密，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庠序无才士”——学校里没有有才华、有创造精神的知识分子。
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有“才士”，也往往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戮”，并非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戮什么心呢？“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关系到知识分子良知存灭的这“六心”，我们被“戮”过吗？
我本人可以坦言，我是被“戮”过的，正在努力恢复中，而且一面恢复一面还在被“戮”着。看来，没有一场“五四”式的现代启蒙运动，我们是难以复此“六心”，从精神麻木和萎缩的邪路上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