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个评价写进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年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不仅一字未改地重复了上述评价，还增加了一句分量很重但也意味深长的话：“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确。三中全会都重要，但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
那一次三中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老师尊于光远为老师。一次他拜访于老的时候，曾经劝他写下他经历的历史。吴老师记得当时于老摇头。
于光远（1915~2013）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经济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顾委委员、社科院副院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2008年，中央编译局出版了他的著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他说：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后人不负责。
现在所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包括这两个前后衔接的会议。如果只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五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里发生的事情，很难看出什么名堂。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发生在会期长达36天（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这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惊心动魄，出乎预料地开成了一次党内民主的大会、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一次成果丰硕的大会。于老在书中提到四件事：
一是会议内容突破了原定的议题；
二是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不约而同地在多个小组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从藏头露尾到后来指名道姓；
三是不同意见在会上面对面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四是与会者要求增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
陈云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在“三中全会”上回到最高决策层与他在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密切相关。会议第三天，他在东北组发言，一连提出六个既重要又紧迫、却没有被列入会议主题的问题，引起与会者共鸣，逐渐取代了原定的主题。
于光远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有些话点到即止，但已经足以对后人负责。这次会议形成的伟大转折可以从会后的公报中看出。例如：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委婉地自我批评之后，党的主席逐渐淡出领导岗位。在他百年诞辰之际（2021年），中共给他很高评价。
在陈云回到最高决策层的同时，还增选了三位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和九位中央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峰”和“八老”格局呼之欲出，给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
不好意思：字数超了点，难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