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睡觉前看了中欧商学院公众号发布采访吴老师的文章，纳闷为什么4月的采访11月才发。不知道答案就上床睡了。天还没亮，我梦见吴老师和魏师兄。魏师兄检查我口腔健康，（我不明白这是为啥，欢迎解梦。）然后我们仨去咖啡馆。吴老师在我前面点咖啡，回头一把拦住我不让我去收银台。他埋单的时候我醒了。
真可惜，没尝尝那杯咖啡。我愣了一小会儿，想起梦中的吴老师年轻，愉快。问魏师兄，他说上个月见过吴老师，看起来不错。
回到现实中，我再看昨晚那篇文章，终于明白为啥4月的采访11月发：是因为11月中欧商学院（下文按习惯简称为“中欧”吧）成立三十周年，拿这篇报道凑趣。
从1984年中欧萌芽开始，吴老师就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成员。1994年中欧正式成立，吴老师开设《中国经济》课，之后不辞辛劳地讲课长达20年之久，直到2017年春天，他年满87岁才告别讲坛。
吴老师把他在中欧应取的报酬捐回中欧，中欧在2015年用这笔钱创建了吴敬琏经济学教席。他的铁肩不仅担道义，也有意识地供后辈站得更高，视野更开阔，声音也传得更远。吴老师对中欧的期待天地可鉴。
中欧在中国的地位当然不容置疑，在国际的排名也值得傲娇。我祝愿中欧办得更好，也祝愿吴老师开创的这门课开得更好。
但是否办得好呢？如果实话实说的话，请容我像中科院曹则贤研究员那样造个句：吴老师的这门课里的信息，恐怕85%都没有传递到中欧的教室里。（曹研究员说：这个世界上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大概85%没有来过中国。）
这不是我第一次这么说，但这是第一次公开说。作为吴老师的博士生，我多次在吴老师门下上这门课，从中得到的收获难以形容，再夸张都不过火。而中欧的学员上的课大概只有课程名字相同。据中欧公众号文章报道，这门课在中欧集中上课：连上4天，每天8学时，32个学时四天就上完了。吴老师给博士生上课，两次课之间通常间隔1~2个星期。绝大多数时候一次只上半天。
差别更大的是上课的方式。吴老师给博士生上课，吴老师从不照本宣科，不讲非常基础的内容。基础的内容，他要求博士生自己解决，方法是每次课前必须阅读教材和参考资料。他讲的内容不仅教材上没有，参考资料上大多也没有，于是增量信息多，同学们写笔记的工作量巨大。如果事先没有阅读基础材料，不仅听不懂增量信息，无法参与讨论，甚至记笔记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下笔。记了笔记也很难看懂。
其次，吴老师要求博士生提出值得研究或思考的问题，自己（通常是从文献中）寻找答案，提供给课堂讨论。博士生参与度高，自主性大。吴老师亲自主持讨论，节奏快，压力大。如果遇到冷门问题，讨论的时间会很长。讨论中吴老师毫不留情，几乎每位同学都有难堪的经历。个别问题也曾经让吴老师生气。但正因为如此，收获也大。
由于每堂课都有博士生自主选择问题讨论，于是同样的主题下可以有不同的收获。毕业后在京工作的同学经常主动“回炉”，旁听学弟学妹们接受吴老师教导。讨论的内容，有些被吴老师采纳，写入新版的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的后记中写入了十来位同学的名字。吴老师说：教学相长。这本教程并非终极版本，还需要不断修订，需要与时俱进。
教程也不是博士生学习的全部，大量内容在笔记中。于是有同学发起大家整理各自的笔记，拟汇总整理之后出版。但是很快发现不仅整理笔记的工作量大，整理出来的文字量也巨大，非专人专班无法推进。可是大家都有本职工作，只好搁置这事儿。吴老师停招博士生，这门课也就停了。
所以，给MBA开课只是传播知识，给博士生开课不仅传播知识，而且增加知识。给博士生开课有利于给MBA开课，而不是相反。当然有必要给中欧的MBA学员开这门课，但更有必要给博士生开这门课。
那么有没可能像给博士生开课那样给MBA学员开课？
我的答案是不能。这个答案来自我的经验。
吴老师90岁那年，刘纪鹏牵线搭桥，我给中国政法大学的商学院开过一门课。原本想开《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可是设计课程的时候发现内容太多，课时不够，于是缩减为《当代中国金融改革史》。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缩减为《当代中国银行业改革史》。即使如此，内容还是比课时多。于是我在第一二次课上给同学们列菜单，告诉大家我可以讲的内容，请同学们投票决定后几堂课讲哪些。
可见要恢复并且充实吴老师原来这门课，恐怕需要好些人共同努力。
法大商学院的同学们相当捧场，课堂上有四五十位同学。我尝试用吴老师给博士生上课的方式教学，同学们和当年的我一样，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他们配合得让挺感动，课程结束之后还给我留下很好的评分和评语。下一个学年我又开了同一门课，课时数从16增加到32，名称从《当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简史》中去掉了一个“简”字。
但是，MBA学员毕竟不是博士生。我的期望和同学们的期望不匹配，始终没有弥合。
我对讲座性的课兴趣索然，期望开一门研究性的课，而MBA的同学期待的就是讲座。他们期待的知识像外卖一样，不想像挖矿一样学习。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未来不是从事研究性的工作。况且学校早就把同学们的学业排满，大多数同学们没时间也没精力上一堂研究性的课。他们不是我理想中的学员。
我曾经尝试从中筛选出我理想的学员，方法是“阻吓”：在报名阶段夸大这门课的难度，让对自己的能力缺少信心的同学退出。这确实阻吓住了一大半同学。他们还可以旁听，但不再被要求参与，也得不到分数。但是，经过筛选的同学的表现与没有经过筛选的同学表现差不多。说明“阻吓”不能达到筛选的目的。
实验失败，我的教学生涯也就截止了。这既不是遗憾也不是问题。遗憾的是给博士生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课程没了，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还能不能一版接一版地写下去。香火需要续，知识需要普及，改革才有可能继续。吴老师开创的这门课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性——学过的人越多，对每个人都越有利——需要广泛传播。这篇文章也应阅读并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