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我桌上是一份近四十年前的手稿，末尾的署名和日期是：许成钢，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是今年夏天母亲在中关村的家里找出来的，还找到一摞厚厚的七十年代家书和一九七五年上访的文稿。刚巧最近北岛提到要编撰关于七十年代的专集，再加上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传来她的相关回忆，好像骤然间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重新梳理记忆，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来没真的远离我。
我们习惯把历史以十年计，这种断代法常有不尽人意之处，可当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的确整齐地切割了我的人生。一九七零年，我不到二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治。
在监督劳改的过程中，我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并搞了不少技术革新。七十年代最后一年，近而立之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唯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我从阶下囚到所谓“科举及第”，对历史无足轻重，而对我自己却是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我七十年代最初的灾难，就始于上面提及的那份完成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天的手稿，那是计划中的一本书的最初四个章节，长达六十六页，有引言有脚注有文献索引，工整地复写在当年的小格稿纸上，书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我忘了当年到底复写了多少份，给多少人寄过，总之，这份文稿成了我最重要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一九七四年为我的“案件”所下的结论，主要是组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此定为“反革命集团案”。
说到这份书稿，就一定要回溯到文化革命。文革开始时，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我最大的兴趣是工程，清华附中有很好的无线电业余小组和实验室，我的课余时间大都花在无线电上。那时我已开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和相关的数学，沉醉于技术设计和发明。我出身不好，父亲许良英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罪行”见诸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后被迫离职到农村当农民；母亲受株连被开除党籍及降职处分。
不过，我在政治上还算活跃，文革前我是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即使遭到残酷整肃，他们仍持有非常正统的观念，并用它教育我。我在文革前是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好学生。
而文革让我感到非常困惑。文革前，反修防修已成为学校里每日的话题。文革最初反对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九六六年五月，清华附中高二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当毛泽东离京到外地视察，团中央奉党中央之命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层层打招呼说，“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如同当年的右派学生。随后毛泽东回到北京，他立即表示支持“红卫兵”。
一时“红卫兵”成了文革主力军，矛头指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出身不好又是学生干部，自然成了打击对象。这有如晴天霹雳——我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紧接着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华大学出现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随后是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意味着共和国主席成了革命的对象。让我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就是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一九六五年我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读过一九五七年的相关报刊文章及评论。莫非我父亲十年前就说对了？*
刘少奇的“罪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和邓小平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我试图弄明白，到底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在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打击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毛泽东一再发出各种指示，总体而言，文化革命不是简单的路线斗争，而是阶级斗争。随着毛的一系列指示，“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打击面也越来越广。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在清华大学的激烈辩论中有一种提法，即文化革命之所以是阶级斗争，是因为产生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特权阶级。关于文化革命，对我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过去十七年(一九四九至六六年)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构成基本的阶级矛盾。文革就要发动人民大众同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斗争。这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大辩论对我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冲突的升级，让我对文革更感到困惑。为了试图理解这一切，我刻意与外界拉开距离，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量阅读毛未发表过的文章和马列原著。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让我震惊，例如，我们不要迷信马克思，马克思无非是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比我们站的高一点没关系，我们搭个梯子就能爬上去？在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疯狂岁月，毛关于“不要迷信”的说法让我茅塞顿开，我的理解是对任何人都不要迷信，包括对毛本人。
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谈话，他屡次提到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说：“人们叫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他自己最希望是“伟大的导师”，其他都不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到毛希望做宗教领袖，希望他的思想和理论具有宗教般的影响力。而这和他所说的“不要迷信”有冲突。
我开始阅读以前较少涉猎的社会科学书籍。越陷越深，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首先自以为找到打开理解现实的钥匙，那是普列汉诺夫的两本书《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作用。
我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待毛看待文革，意识到毛作为伟大个人在历史上有巨大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起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伟大个人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我并不怀疑毛泽东思想，只是认定个人迷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自由的思考让我欣喜万分。但关于文革，我的疑惑更深了，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性质。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武斗更加激烈。夏天，我随清华附中一拨同学，还有几个哈军工大学生一起到江西“支左”。其中属我年龄最小，我主要是想与年长的同学讨论我心中的疑问。刚到江西省莲花县。就发生激烈的武斗，造反派把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们是从北京来，在当地很轰动，保守派生怕北京来客会产生滚雪球效应，立即调动了数千武装民兵，把我们团团包围。而造反派要我们撤离，以免被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狼狈不堪，半夜里翻墙逃走，昼伏夜行，从江西翻山越岭逃到湖南省。一路上不敢与当地人接触，连食物都没有。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另一个让我困惑的问题是，过去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那为什么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却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呢？阶级斗争怎么可能导致消灭阶级？我读遍了毛泽东着作，找不到任何答案。我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按恩格斯的理论，阶级是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既然毛说文化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广大人民大众对新生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阶级一定是从社会主义已建立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中产生的。
当时另一个刺激我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基于对造反派和所谓老红卫兵或所谓“联动”两派斗争的观察。当时联动组成者的“高干子弟”中，有些代表人物扬言“天下是我们的父母用鲜血打下来的，因此我们就是最终的统治者，是坐天下的”。这些言论，在我看来都相当准确性地落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
当时我认为这些言论生动的告诉了人们，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级，借用法国革命时期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贵族，而中国的社会的多数人属于第三等级。当年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我读过许多人的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但我感到所有的讨论都远不够深刻。因此当时真正对我有系统影响的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着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持续的阅读和观察，让我觉得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时期，是尚未认识的仍在演进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我自以为已经捕捉到对文革及当时社会的理解线索，这让我尤其兴奋。当时毛泽东反复说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就会再来一次，我就想弄明白，下次文化革命要做什么？文化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阶级与阶级之间永远在争斗，那什么时候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也读到了湖南杨曦光(以后改名杨小凯，英年早逝；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们成为朋友)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并读到江青点名他为反革命的指控。我喜欢他提问题的方式，但也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解析我正在探索的一系列问题。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事知道得太少，尤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不了解农村。我从来就生活在城市，而文化革命中所看到的，人们能够告诉你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城市，可是对农村发生了什么却知之甚少。当时我认为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在农村。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必需了解农村的社会阶级，不到农村去就不能了解中国。一九六七年深秋，我产生了到农村去的念头。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
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政府也好、中央文革也好，都还没有关于学生下乡的政策，全都是学生自愿去的，都是一腔热血为了他们多数自己也并不懂得的“革命”目的，有的是为了支援边疆，有的是去进行文化革命的，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当时还没有，是我们下乡一年之后才有的。我们这一批北京知青大概有一千多人到黑龙江，一个专列，到黑龙江鹤岗后又分别由卡车送到各个不同的农场。
我们第一批分到绥滨农场的学生有二百至三百人，到了绥滨农场的场部，集体学习了几天。我们之中，大约一半是高中同学，一半是初中同学，初中同学里大多是初三的同学，没有初一学生，而我是初二年级的，也就是说，从清华附中来的学生里属我年龄最低。在这集体学习的几天里，我同几个清华附中的高中同学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认识了高中同学刘先立、庄平、张邦宁，比较谈得来。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们也和我分配到同一个村子——十五生产队，是往来最多的人。
到了十五队以后，把我们知青统统集中起来，住在知青的大房间里，每间能住二十至三十人的大通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我自己的愿望，我来农村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和一群中学生住在一起，而是为了了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因此我就去寻找什么地方能有机会和普通农村老百姓在一起的住处。后来我就发现了马号，那里有农民住家，也有住的地方，于是我把行李抱了过去，我印象里是刘先立和我一起住到了马号。这决定了我以后在农村将近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的工作是放牛，喂养牛马，赶车。这就是我脱离知青主流的开端。
我去东北，心里装了一大堆关于制度的问题，更准备要面对非常艰苦的环境。然而，北大荒给了我极为震动的印象，非常惊人的平静，和处于惊天动地文革中的北京完全不一样。我曾去过房山的农村，见到过极度贫穷的农民。北大荒却是机械化的耕作，场部实际上是小城镇，人们的住房比较整齐，生活上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天，寒冷但是异常美丽。我感觉出乎意料的好，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和久违了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打破那里平静生活的是我们这批知青的到来。我们来之前，当地也开批斗会，只是那个批斗会比起城市的激烈斗争来，都是有一嗒无一嗒的，不那么激烈，也没有很尖锐的冲突。多数农民并不真的在意谁曾经是地主、富农，谁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城市知青把暴力带到那里。我们一起来的北京知青，有些人以暴力标榜革命，有些人也许从暴力和虐待中获取快感。开批斗会时，有些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打，甚至使用酷刑。
年少的我，自信自负，非常自我中心，一心想寻找我要找的答案，对周围的人和事关心甚少。由于那个村庄相对平静，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我一直以为，世界上的一切制度都是从历史唯物论来的，而历史唯物论属于哲学。因此我要通过研究哲学来弄懂文化革命和理解中国社会。当我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后，我才意识到，要了解社会和分析社会，需要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阶级是从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
认识到这些基本道理后，我很兴奋，觉得是在发现真理之路上的第一个突破。因为这是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甚至没有人交流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通过阅读悟出来的道理。同时也因为这想法同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同毛的多数说法或背道而驰或毫无关联。我自负地以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有弄懂这些基本问题。当时，我给还在清华附中没有下乡的同学写了很多信，跟他们交流这些看法，告诉他们自己在农村钻研这些问题的重要进展，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和我一起探索。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在刚到农村没多久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北京，和在京的同学交流了我的这些感想，鼓动大家都下乡。虽然没有任何人受我的鼓动下乡，但是我的想法对一些同学产生了影响。我的信和“论文”在一些同学中流传。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我的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同学，绝大多数是高中的同学，都对文化革命向何处去特别感兴趣。
可是多数同学更关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说了什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什么，什么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当时我的心得，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什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当时最主要读的是《资本论》。我把《资本论》当成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在学习。即我学习的是《资本论》的分析方法。目的是要应用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工具去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在和将来，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我当时信仰共产主义，因此认为这些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所探索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未能见到的问题；是毛泽东见到但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革之前是批修反修，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修。当时我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修正主义的制度是什么？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修正主义制度？苏联、中国产生新阶级的修正主义制度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连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都不懂，我们又怎么能去反修？我们怎么能去防修？那时毛泽东在讨论有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读了马克思的着作以后，我认为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修正主义是一种制度，制度是不可能通过培养接班人的办法来解决的。修正主义制度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会变异？会退化变质成修正主义？只有认识了它，才有可能去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
当时我写了好多东西，跟很多同学讲，自己觉得很兴奋，认为自己的思路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一个重要的探索的起点。所以我就把相关的认识和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一些谈得来的知青讨论。当时来往比较多的同学有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在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没有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经常试图同他们探讨。当时即使高中同学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所有学生都没有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育。所以包括当时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很少有人明白我说的写的是什么。
所有这些都让我当时感到精神上很孤独。但远为更严重的是，在那个无知及极端的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一些知青把我的见解当成异端邪说。把我的一些言论逐渐传开演变成别的一些内容了。有人以为我有什么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中有人对我表示了异议。一些知青，对我持很尖锐的批判意见。他们认为我违背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说法来批判我。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离开毛主席着作去读马列着作意味着我有政治问题等等。我当时对林彪的这些说法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反林副主席就成为我后来的主要罪名之一。
在同这些知青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为自己的探讨辩护，提出了一些说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说过，由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为了要登到这个顶峰，为了理解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需要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否则你就没办法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而且马克思已经说过的话，毛主席就不一定再重复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由于毛主席没有说过，我们并不懂，所以还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害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置疑，我谈到毛泽东思想自身也还是要发展的，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我们的努力等等。其实我要表达的见解无非就是有许多问题毛自己也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学习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言论逐渐在知青之间传开了，有些人认为我非常反动。政治思想迫害的引信已经点燃，我却根本没有觉察，我沉醉在发现问题的兴奋里，以为讨论本身就是找到答案的途径。
在一九六八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北京，同当时在北京还没有下乡的同学进行了一些交流，当时毛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的同学们在准备下乡，大家也就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农村。我和去山西太谷的同学一起到了太谷县，访问了太谷不同的村子和他们在不同的村子里一起生活了一段。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去过一个山村，已记不得村名了。当时在这个村子里我们的同学有车洪生和郑光昭(后来笔名为郑义)。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山村，和我们黑龙江国营农场是完全不同的耕作方式，那里就太贫穷落后了，大部分是手工耕作，由于是很陡峭的山坡地，连用牲口作动力的都比较少。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访问了当时驻扎保定的在三十八军当兵的清华附中同学王湘林。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走访真正的兵营。在兵营里，我们讨论的仍然是文化革命和对文革的探讨。
一九六九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边界上发生了珍宝岛战争。我们绥滨农场就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之间的那个岔里边(从地图上看“叉”很形象，我们农场的北部是黑龙江，南部是松花江)，所以在中苏边界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农场情势很紧张。在这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的国营农场改编成为军管，称为建设兵团。整编为建设兵团以后有大批知青进入，我所在绥滨农场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九团”，我们原第十五生产队整编成第二十四连。通讯地址则变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共分六个师，分别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命名，二师为设字)九团二十四连。
中苏边界珍宝岛军事冲突，甚至更严重的战争都在酝酿中。边界冲突之前，前线调动部队大多是从黑龙江江面上走的。战争爆发以后，江面基本被苏联所控制，边防军的供给都要靠陆地运输，可是整个黑龙江沿江内地多是沼泽地，运输落后极其困难。因此把黑龙江兵团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去修战备公路。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见识的机会。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以便军队的炮车、坦克、给养能从这条路上过去，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就这样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山上用炸药打眼放炮。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把石块装上卡车，由卡车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铁锹卸车，人工取土，再由卡车把土运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艰苦。
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因为那个地方极其荒凉，有时会有狗熊出没，当地人叫熊瞎子，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它们经常是晚上跑到食堂来吃东西，白天就走了。记得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们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从刚刚修好的公路上，会看到有从前线带下来的苏联俘虏，也有从后方去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看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上来的车和下来的车给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时不时地会有军官来做鼓动，来报告前线的战事等等。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做贡献，觉得很光荣，周围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赶战备任务，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肃的起源，就是知青发起的攻击和中伤。尽管来自知青的攻击不会导致我正式成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击对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整肃我，但是当时的上级已经很关注我潜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我到达修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到九团似乎已经负责向修战备公路的领导有交代。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从一九六七年底到农村直至六九这两整年时间里，除了必须的体力劳动以外，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资本论》上。有趣的是，当初下乡的初衷是了解农村的社会。而事实上，到了乡下后，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旋涡，既远离了北京的文革，也没有加入到当地的政治斗争。我把农村当成我的书房，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去思考。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间，我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写书的计划。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当时深受马克思着作的影响，不仅探索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连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的。
我当时感到自己面对的理论问题之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来的知青外，还大量的通过书信和清华附中原来的同学探讨。那时我每天都在写信、记笔记，总是在读、在写。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几乎我所有在农村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也就遗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书信。前面提到过，结束这部分书稿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到达黑龙江刚过两年多一点。我已经不记得是有意还是巧合，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轻狂少年不知道，一场劫难已经不期而至。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