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作者：郭力
1957年反右中，北京大学划为右派的五百多名学生，在反右运动结束时，受到五种方式的处理：1.留校做反面教员；2.开除学籍，劳动教养；3.保留学籍，劳动考察；4.保留学籍，留校察看；5.免于处分。第一类被留校做反面教员的，仅有两人：物理系学生右派谭天荣和哲学系学生右派叶于泩。第二类被开除送劳动教养的，有数十人。第三类劳动考察和第四类留校察看的人数最多。第五类免于处分的是极少数人。
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有上百人。他们中文科生和少数理科生被发配到门头沟斋堂乡劳动。
绝大多数理科生则分别发配到北京市多所工厂。去工厂的右派学生集中于1958年3月8日由学校派车或工厂来车拉到单位，去门头沟的学生则陆续在1958年春季分派到各个村。
一年以后的1959年，劳动考察的学生有部分陆续返校，他们或是由于劳动表现突出，或是由于身体或其他因素。1961年底，在斋堂劳动的学生除少数升级为反革命，被送劳动教养外，其他全部返校复读。而在工厂劳动的右派学生，从1959年到1963年，每年陆续有人返校复读，但数量只占劳动考察右派学生的少数，大半学生一直没有能返回学校。
劳动考察后返校的学生，是二进北大，相比于第一次进入北大，他们的身份已由天之骄子变成了贱民右派。而北大当时的政治环境，又是非常恶劣的。
1957年反右之后，接连而来的是1958年双反运动、拔白旗运动、大跃进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政治运动接二连三，极左的风潮随之一浪高过一浪。双反运动中，很多大字报继续批判右派，或检讨自己、批判他人在反右中立场不坚定，不够左。“右派”成了一块抨击或反击别人的石头。1958年3月11日，中文系游国恩先生贴出大字报：
翌日，中文系研究生李兆同贴出大字报，题目是：驳“导师管专，党团管红”论。文章说：
1958年的双反运动号称是以大鸣大放的方式反铺张浪费，反右倾机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一次虚假的鸣放，刚经历了反右阳谋，哪里有人会往枪口上撞！可是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沉默的自由，于是就出现了像游国恩先生这样的大字报。看起来游国恩先生其实是话中有话，但也印证了在那样一个逼仄的言论空间里，只有拿右派说事才是安全的。而李兆同的反驳则是当时加罪于教授们的流行说辞，只要质问你的学生为什么会当了右派，就成为让教授们哑口无言的封喉一剑。
在拔白旗运动中，很多在反右中躲过一劫的教授们被补打几十大板，当时官方鼓动学生们任意贬低和糟践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把他们的学问批得一钱不值。后来成长为学界名流的这些学生们，大都不愿回顾那令他们耻辱的无知无畏之举。拔白旗也涉及到那些学业优秀，而政治上不够紧跟的学生们，校长陆平曾拍着桌子说：白专直通右派。而这些学生也被迫检讨自己“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极左进一步升温。一些系领导如数学力学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化学系总支书记文重，因反右中表现右倾被撤职处分。各系都有一些师生因反对三面红旗等罪名被开除党团籍，开除学籍，甚至被判刑入狱。对右派的歧视、侮辱成为理所当然之举。
59级化学系学生金廼鹏回忆说：1961年，学校修昌平至十三陵的铁路，组织学生去义务劳动，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同时负责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复学到班级的陈克重同学的监改工作。没人愿意和陈克重一起干活，只有我和他挑一个筐，装土时同学们出于对右派的恨，自然要多给装点，并将筐绳从扁担中点拉向他一边。我总要给纠正回去，认为这样不公平。可见当时右派的受欺受辱已是常态。
数学系被打成右派的助教程庆民曾给59级学生上解析几何课，期中考试后分数出来，一些工农出身的调干生和学生干部成绩靠后，于是一些学生认为这是“长白专学生的志气，灭工农子女的威风”，为此召开批斗会批斗程庆民，批斗会上，有同学当场打了程庆民的耳光，这是1957年反右中从未发生过的情形。文革暴力的潘多拉魔盒在此时已经悄然打开。
劳动考察归来的右派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北大，其遭遇可想而知。
举目皆敌，
数学系54级学生于劭因为在鸣放中参与了既非左，也非右的中间派学生社团“探索”的活动，并影响了几个同学一起参加，被定性为“以中间的面貌出现，和党争夺中间群众，影响极为恶劣”。加之其父在台湾，顺理成章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送往北京无线电仪器厂劳动考察。一年后的1959年，于劭因劳动表现好，学习态度由后进变先进，意外地成为第一个回校复读的右派学生。复读后，他被安排插班到57级。
不料回校后的感觉，竟如一场梦魇。于劭回忆：
在校学习一年之后，于劭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冷酷敌对的环境，申请退学回家。1960年11月，他被学校开除学籍，回乡劳动改造。
数学系55级学生章亮因为1957年在宿舍里议论过民主自由，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划为右派，他受到留校考察的处理，但因为划右后被歧视，自愿要求去斋堂劳动。1958年4月，他和数学系的几名右派一起到了斋堂。1959年，章亮因患了肝炎，被送回北大，插班到数学系57级继续学业。
此时的北大正值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狂热中，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章亮本是因病返校，没日没夜的开会、劳动让他的身体吃不消，更无法承受的是无休止的认罪。他说：在57级受到的歧视比在55级原班要更厉害。无数次地被要求认罪检讨，让我无法承受。“该说的都说了，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他忍无可忍，跑回了老家上海。然而没有户口、没有粮票又无法生活。章亮想到不如去劳教。他一直崇拜自己的师兄杨路。杨路本比章亮高一级，因休学一年降到55级，与章亮在一个右派小组里学习过。杨路是令同学仰视的天才学生，当了右派以后，更以直率敢言著称。当时杨路已被送去劳教，章亮想，不如跟杨路一起去劳教算了。于是他跑到清河劳改农场，一到门口就被哄了出来。他不得已又回到斋堂，到了斋堂没两天就被开了批斗会，批斗完又被押回学校。
章亮顿觉走投无路，他找到数学系的实验员陈葆华，陈也是右派，因患肺结核，独居一室。他的宿舍成了右派学生回校的栖居地。章亮对陈葆华诉说了自己的困境，绝望地表示如果这样下去，不如了结自己算了。陈葆华安慰他，劝他还是回上海找生活出路，并送了路费给他，章亮回到上海，以无业人员身份在街道登了记。1960年6月，章亮被分配到甘肃，先后在大河农场、山丹农场当农工。章亮说：在农场的生活虽然是干体力活，也没有前途，但终归是再也不用写检讨认罪，挨批斗了。
也有右派学生把检讨认罪之类的事情抛到脑后，若无其事。数学系55级学生来向荣也是留校察看，自己要求去斋堂劳动的，1960年6月，来向荣回校复读，插班到58级。他一回校，便沉浸在数学的世界中，不暇顾及其他。他说：“我沉浸于自己的境界，把1957年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不知道自己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领导的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右派分子，尽管他们常说，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事物，他们却认为没有变化。一言既出，如钉钉木。1962年10月2日，年级党支部书记和一位支委找我谈话，要我谈谈自己的问题。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什么问题？’他们大感意外，语塞，于是这场谈话不欢而散。”来向荣的这种态度，付出的代价是，他一直未能毕业，在北大改造到文革结束。
让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回校复读，在北京大学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1959年国庆节前后，有极少数被认为改造表现好的学生被允许回校复读。而在1959年年底，学校取消了在工厂劳动考察右派学生的学籍，右派的每月15元生活费原由北大发放，也改为由工厂发放。而在门头沟农村劳动的右派学生却没有遭到这样的处理，大概农村也没有能力给右派支付生活费。而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不明所以的原因，被取消学籍的右派学生又有一些被允许返校。但是，在阶级斗争被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环境中，右派学生是有原罪的一群另类。校长陆平在校党委会上说，“我们不应该让那些没有真正改造好的右派学生回到学校来，他们在政治上比较老练，在多种场合讲的一些话，对我们的学生有不良的政治影响。”
很多右派学生都是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于社会现象格外敏感，而又没有“见人只说三分话”的圆滑，于是就很容易被抓辫子，扣帽子。
1962年复学回校的数学力学系55级右派学生倪国熙回忆：
数学力学系54级右派学生张世林，在1957年鸣放时与同学合写了一张观点尖锐的大字报被划为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无线电仪器厂劳动考察。1959年底，他被取消了学籍，1961年底摘帽后留厂就业，他本以为后半生就将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度过了，没想到1963年2月，学校来了一纸通知，告知他可以回校继续学业。因为在工厂学非所用，扛不住回校机会的诱惑，他第二次踏进北大校门，插入59级复读。
张世林回忆：
张世林是二进北大后唯一一个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右派，他对自己的罪名莫名其妙。而他所在的数力系59级一位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王理，回忆了当时张世林所处的贱民境遇。他说：如果用定义“反动学生”的几条标准和组织给我做的“毕业鉴定”对照，几乎就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给我定个“反动学生”的罪名，我一点脾气也没有。然而有张世林、徐明曜被作为“反动学生”重点批判对象，我和另外一些人才得以逃过点名批判或划为“反动学生”的劫难。所幸的是徐明曜没给戴“帽子”，准予毕业且与大家一样分配了工作；而作为右派的张世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又给戴了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不过对他来说已有一顶在头上，再多一顶也无所谓。记得一次批判大会刚散，我前脚刚进宿舍门，他后脚也跟了进来。他一看没人就满不在乎地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了一句什么，他就好像忘了几分钟前他还站在会场前面挨批判似的。我一回头正想回他的话，嘴刚要张开，就看见一位一贯极左的干部正好就站在我的宿舍门口看着我们，我的话顿时就被噎了回去。张世林看见我张嘴欲说又没说的样子，也立刻回头看见了那个干部，然后他很知趣地转过身，没敢再吭声，低着头走出了我的房间。说老实话，回忆这种尴尬的场面，心是很痛的！我是设身处地为张世林而痛，他连与普通人说一句打招呼话的权利都没有了！比起这些“右派”同胞们来说，我们可真是够“幸福”的了！
很多右派学生原本成绩优秀，经过劳动考察之后回到北京，更珍惜学习机会，很多人一门心思学习，也借此减轻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在荒唐的环境里，学习上的好成绩竟也会成为罪过。
前面提到的数学系学生于劭回忆，一次专业课考试，他考了五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这个五分竟给他惹了祸。“当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里，班上却通知要开班会，而且地点就在我住的那间宿舍里。
会开始时，先由班团支部书记宣布，这次开的是右派分子于某的批判会，于某不能认真进行改造，深挖反动思想的根源，反而一心钻在书本里，逃避改造。接着他宣布请系党总支林建祥同志讲话。
林先生说了很多，现在的我已经记不起他说了些什么，只有一句话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到今天仍然难以忘记。
林先生说：“于某这种五分，我们不要。”我后来想想，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无话可说。
如果回溯到前两年的政治运动中，林建祥因反右中的软弱右倾已被撤职处分，如今被学生叫来在这种场合讲话，他哪里还敢替于劭主持公道！
1963年9月，劳动考察返校复读的物理系54级尖子生陈成钧，一入学就通过了三门课的免修考试，由于课少，他去找了光学教研室主任赵广增教授，请求提前开始准备硕士论文。赵广增教授了解到陈成钧精通几种外文，便找了一篇专业性很强的法文文章让他翻译，他很快翻译出来，他的专业水准和外语能力令赵教授十分赞叹，赵教授在他翻译的论文上批语：这样的优秀学生应该重点培养。结果，在后来的社教运动中，陈成钧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从重点培养变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赵广增教授也因为那句批注遭到批判。
1962年回校复读的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学生陆一强，回校时北大理科学制已经改为六年制，他从四年级开始到六年级，又读了三年。复学后的陆一强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非常刻苦和努力。陆一强劳动考察时的难友，数学系55级学生倪国熙回忆：陆一强在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学业成绩，堪称十分优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在地球物理系学习了六年半，所有功课门门全优，这在当时的该系，是史无前例的。陆一强的同学也是右派难友褚宗祥说：陆一强因为多学了三年，到毕业时已经很有造诣了，他跟几个教授的关系都很好，受到他们的赏识。如果还原到当时的环境，更可知陆一强的成绩来之不易。
陆一强在1984年所写《自述》中回忆：复学以后，我学习更自觉更刻苦，又有许多课程可以选修，有大量时间可以阅读论文。成绩更是优异。但没有想到，1964年搞“四清”时，一些平时表现不怎么样，运动来了“左”的出奇的“积极分子”指责我是“白专道路的带头羊”“资产阶级的黑苗子”。真冤枉，学校和老师从不敢公开表扬和称赞我一句，我自己更是时时注意，事事留心，生怕给别人增添麻烦，“白专带头羊”“黑尖子”不知从何谈起。陆一强夫人谢冰如还回忆：陆一强的老师告诉他，他当时的毕业论文已经达到研究生论文水平，但是因为他的身份，无法向学术刊物推荐，也不能公开表扬。
与陆一强同年回校复读的倪国熙告诉笔者，复读的右派学生处境是进退维谷，成绩好的话会招来嫉恨，成绩差了更会受到双重歧视，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在校学习的右派学生很少能谈恋爱的，划右之前恋爱的很多被分手，没有恋爱的更难有机会找到恋人。然而，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中，有人曾幸运地获得过爱情。
物理系54级右派学生何廷枢，划为右派后，原来的女友与他分手。他被送往北京橡胶厂劳动考察。到北京橡胶厂不久，何廷枢就搞出了技术革新成果，1959年国庆十年前夕，北京技术革新展览会展出了何廷枢的革新成果。工厂派了一个女工魏美玉帮何廷枢做讲解员。何廷枢回忆：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我和她相好，都是我冒失引起的。我那时见她做讲解员，但又不懂技术，学习得很认真，我很感动，买了一本小说《牛虻》送给她，在扉页上题词：送给我亲爱的美玉。魏美玉接受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帅气大学生的爱情，并不介意他的右派身份。何廷枢说：我们当时是代表化工局去参展的，展会期间，我天天去陪她，那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她晚上住在化工局的招待所，我怕她寂寞，装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给她。那时，收音机是个高档商品。魏美玉说：别的讲解员都嫉妒她。我划右派后一直在被人仇视的环境中生活，魏美玉的出现，让我感觉人间还有爱。
1959年国庆后，何廷枢因技术革新的出色成果被工厂推荐复学回校。插班到55级复读。他和魏美玉正在热恋中，魏美玉经常打电话给他，这对年轻人的恋情很快被班主任乔宗才发现。乔宗才原是何廷枢的同级同学，因反右有功，提前毕业在55级当班主任。乔宗才严厉指责何廷枢是“拉工人阶级下水”“腐蚀工人阶级队伍”，并警告何廷枢：如不终止这场恋爱，系里会通知橡胶厂联合批判他们。何廷枢说：我怕魏美玉会因为我的牵连受歧视和欺负，便屈服了。“60年3月，我们在未名湖岛亭见了最后一面，她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我吻了她。她哭着从校门走了。她走后，我们没再见面，我从此在北大校园里过着孤独、孤苦的生活，直到10月份从北大毕业，离开我又爱又恨的北大。我把对美玉的记忆压在心底，再也不翻出来，直至今天。”60多年后，何廷枢回忆这段心碎的往事，仍然情难自已。
魏美玉是一个深情的女性，何廷枢说：我文革中被发配东北农村劳动改造数年，文革后平反，调回广东，魏美玉曾两次到东北农村和广东登门看望我。每次她都是坐一会儿就走了，大概是怕我夫人误会。我当时只有感动，竟忘了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下放农村和调回广东的？又是如何找到我的？魏美玉送给我的照片在文革抄家时被抄丢了，我手中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但她始终在我心里。我为什么一直属意“岛亭”，并把它作为我的微信笔名，我是在怀念一位心上人。
右派学生不仅没有恋爱的资格，参加娱乐活动也会被无端指责。
数学力学系55级右派学生徐克学，是一个有才华、兴趣广泛的学生，不仅学业优异，对美术和音乐都有爱好。他被发配到清河制呢厂劳动考察，因会画画，写美术字，在工厂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受到好评。1962年，他返校复学，插入60级复读。
徐克学回忆：大概在1963年，当时流行唱革命歌曲，一次在班里唱歌时，我也唱了一首有名的革命歌曲《跌倒算什么》，我唱完这个歌，全场鸦雀无声。过了半天，班里的支部书记站出来说：徐克学，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老实实改造。之后，系里的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同年复学的右派同学倪国熙跟我说：老徐，别做得太过了。
因唱歌挨批判的不止徐克学，前面提到的数55级右派学生章亮，因复学后备受歧视，跑回上海老家，因无法生活又回到劳动考察的门头沟斋堂农村，他觉得跟右派难友们一起劳动总比在学校受罪好。他说：还在劳动的右派同学李浩、来向荣见到我大为惊讶，得知我的一番折腾，大家心中明白大事不好，头两天我还随队出工，路上和李浩、来向荣走在一起，尽管心中惊恐但压不住重逢的喜悦，同声唱起了外国名歌200首中的歌曲，接着就是批判会了，也提起了唱歌的事，说是兴高采烈毫无悔改的表现。第二天就把我押回学校回到原来插入的57级，情况可想而知了。
从1959到1965年，右派学生们所处的环境是冰冷严酷的，但在这冷酷环境中获得的些微温暖他们都会铭感于心。倪国熙回忆：我毕业被分配到了江西，并不知道去什么单位。不久前来我班当班主任的 Z老师告诉我，江西的工作应该是对口的。我们已经五年没有分毕业生去江西了，他们会安排你对口的工作。这位Z老师到我班任职后，一直对我充满善意。可惜当我在文革后打听他的情况时，据说已经过世。真是“好人不长命”！中文系55级右派学生华炎卿回校复读插班到59级，他说：我在59级没有受到什么歧视，班干部宋祥瑞对我很好，我跟他一直保持联系。图书馆学系56级右派学生李修宇回校复读插班到59级，同学都不愿接近他，但有一位同学肖自力对他很友善，二人很谈得来。肖自力回忆：班干部曾找我谈话，让我跟李修宇划清界限，我没听。于是，李修宇和肖自力成为终生至交好友。
1965年，二进北大的右派学生们绝大部分毕业离校。倪国熙感言：终于要走了，要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整整十年了，我受够了弥漫在北大的极左气氛。再见吧，北大！我把多少饱含着酸甜苦辣的、黄金年华的深切体验，留在了心底！好在我走了，否则一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必定会将我这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重新整个半死不活。
是的，这些右派学长适时地离开了这个曾给他们带来荣耀和耻辱的母校。一年之后，更加狂暴的文革恶浪席卷而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