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评价写进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一字未改地重复了上述评价，还增加了一句：“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增加的这句话看似分量很重，其实意味深长。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意义不只在于路线方针政策。
于光远先生（1915~2013）被吴老师尊为老师。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顾委委员、社科院副院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也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经历可谓传奇。以下小引一段。有兴趣的读者可自己上网搜索。
1915年于光远生于上海。少年时期，于光远自设化学实验室，曾研制出一种“土耳其红油”媒染剂，色泽鲜艳，经久不褪，亦曾代授其他中学的物理课，补贴家用。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入清华大学，师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同窗。与他同学但不同届的还有比他年长的核物理学家施士元、钱伟长，和比他晚一届的力学家林家翘、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秦馨菱。 据后来回忆，于光远进入清华后“有了想成为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的意识”。然而，时值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光远成为学生领袖，投身革命，逐渐搁置了物理研究。1936年，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同年，他的论文导师、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将于光远的论文交给爱因斯坦批改。于光远本与钱三强竞争考居里实验室的名额，此时二人约定，一人革命救国，一人科学救国。于光远的论文最终于1997年由他的清华师兄、物理学家彭桓武完成。…… |
一次，吴老师拜访于老先生，劝他把他经历的历史重要事件写下来。吴老师说，于光远当时直摇头。
摇头归摇头，等到2008年，中央编译局出版了他的著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作为给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的献礼。于光远说：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后人不负责。
其实，现在所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两个前后衔接的会议。如果只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五天（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里发生的事情，没什么“伟大转折”可言。“伟大转折”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工作会议的会期长达会期长达36天（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了一次党内民主的大会、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一次成果丰硕的大会，出乎所有人预料。于光远的回忆提到四件事：
会议第一天，党的主席华国锋大会讲话，发布的三个议题中规中矩。如果一切顺利，预计会议几天之内就可以结束。可是在会议第三天（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抛出了六个既重要又紧迫却没有被列入会议主题的问题。
陈云在1978年11月12日发言中列举的六个问题：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
陈云（1905~1995）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是党内第五号人物，排名在毛刘周朱之后。在随后的工作中，他总有主见，没有紧跟党中央，逐渐被边缘化。只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才被阶段性地启用。1969年“九大”之后，陈云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
陈云的发言“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于光远语），引起与会者共鸣。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消息在小组之间传递，之后各组的发言纷纷响应，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偏离原定的主题。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发生了意外，与会者才真正获得各抒己见的机会。这在党内若非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
随着讨论深入，与会者很快认识到一个事实：阻碍六个问题（主要是给老同志平反）解决的阻力是“两个凡是”。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是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首先提出来的，被党的主席华国锋稍加修改之后接受。但在这次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华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汪一直坚持。于是各个小组发言中开始出现对汪的批评。一开始还藏头露尾，后来干脆指名道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攻击“两个凡是”的理论武器。这个在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表面上看争论的是理论问题，其实是重大路线分歧和人事安排，要害是要不要把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同志解放出来。
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问题就摆在最高决策者面前。他犹豫不决，以为时与势在自己一边，拖一拖再说。不料问题摊开，每位参会者都有发言权。不发言的中央委员最终也得在“二选一”的问题上表态：你到底是站在华主席和汪副主席一边支持“两个凡是”，还是站在资深中央委员陈云一边支持给老同志平反。——就像今天美国公民面对的问题一样：你投票给特朗普还是支持贺锦丽。——华主席失去了主动权。
结果陈云大获全胜。与会者要求中央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恢复他在党内曾经拥有的地位。——还有人提出陈云在副主席中的排名应该在汪东兴之前。
第二个历史决议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党的主席华国锋不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但他接受过“两个凡是”，没有主动抛弃或切割。他既不像专制暴君那样狠毒，动动小指头就消灭对手，也不像现代政治家那样善于调整政治定位，平衡各派势力，甚至不像党内元老们那样老谋深算。但他顾全大局，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惜委曲自己。这也是一种灵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华主席逐渐淡出最高决策层。1980年9月，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至1982年9月。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2008年去世。在他百年诞辰之际（2021年），中共给他很高评价。
对邓小平来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生平）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
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去世到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合在一起才是一次完整的转折。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10月6日，江青集团（“四人帮”）被抓捕。这是一次重大转折。但这只开了转折的头，没有完成转折。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前一次转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载入史册。但他们作为新的领导集团不愿意分享手中的权力，很难下决心进一步求变。政治权利的结构没有改变。
党内一批中高层老同志求变心切，陈云敢为人先，其他同志敢于附和和跟随，在工作会议上不失时机地履行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推动了转变。不仅加快了老同志平反，还开启了一个党内民主的新阶段，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党章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党员在上级面前权利通常得不到保护。
在陈云回到最高决策层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增选了三位政治局委员（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和九位中央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新的权力结构呼之欲出，成为体制改革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