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长和转折都并不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自从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我从此成为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从此我因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视。但是，从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的唾弃咒骂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连队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兵团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号。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号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全连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连队，这个连队有自己的拖拉机修理厂，是个相当大的厂房，可以同时修理很多台拖拉机。由于七月份正是农忙时节，拖拉机都下地作业去了，厂房基本上是空的，厂里的大修理厂房可以容纳全连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连的职工都集中到修理厂，门窗全都关闭，突然间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在宣布的同时，就把我关押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没有审判的拘捕。这一切来的极其突然。集会中一些领导及知青极尽手段煽动对我的仇恨情绪。从出身到个人，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到道德，无不卑鄙龌龊。一些“义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体当众宣示了他们的深刻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仇恨。
那天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被捆绑到二十四连的酒坊。酒坊在夏天农忙时不作业，是空的，我被带到酒坊的一间很小的休息室里，从此这间小休息室就变成关押我的狱室。那个房间非常小，屋顶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条很窄的只能容纳一人的小炕，别的什么都没有。被关押后，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白天被严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斗，在监督情况下进行劳动改造，晚上进行审讯。我到什么地方，总有两个人看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干活，不允许其他人和我接触。我睡觉的时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时间睡觉，其余所有时间不是劳改就是审讯和斗争会。斗争会一天可多达四次。
不知为何原因，我的这个“反革命”案件成了当时建设兵团的重大案件。一度广为流传的关于“黑格尔小组”的流言，在那个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显凶相。在我被关押后，师团级领导多次亲自光顾，加强批斗力度，指导整肃方案。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特务设备。除书籍外，所有其他被没收的东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斗争会或批斗会被用来作为打击和施压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认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当时斗争会上最常打击的对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动不动就被人指称为“不老实”，而任何不老实都可以是被斗争的理由。斗争会同时也是打击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压的办法。在斗争会上，一些同我有过交往的知青被迫当众“揭发”我的“罪证”，或交代和我的罪恶关系。每当他们的交代“避重就轻”时，斗争的矛头立即对准他们。对我来说，斗争会主要是一种体罚方式。除极度精疲力竭外，在斗争会上也常有一些人或义愤填膺或幸灾乐祸地上来拳打脚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会拳打脚踢或找藉口来体罚侮辱。但是，这些体罚以及斗争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
当时对我摧残最大的来自于审讯，以及审讯所采用的手段。在一开始审讯时，我以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整我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审讯进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首领。他们莫须有地把我从事理论探讨的活动编织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甚至把我的十九岁年龄都当成审讯内容，要我交代伪造年龄、伪造历史的罪行。他们说我写的论文是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伪造年龄。审讯中使用剥夺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等恶劣手段，胁迫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极其恶劣的审讯迫害曾经使我感到自己会终身受尽侮辱而没有活下去的价值。
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时候，我的心理状态曾极度悲观，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记得在那期间，一天夜里审讯后被押回我的狱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紧急叫上级增派一名看守，并把狱室内所有金属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该看守带着显然的恐惧情绪对我实施虐待，我猜测他是误把我的悲观绝望当成仇恨情绪。这样在严格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我被关押的时间，正值全国大搞整肃“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狂潮，各地整肃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用整肃的暴力强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绝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转移到别的什么问题上去，转移到探索工程技术，去发明点什么，解决些重要的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从此，钻研数学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什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的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那段时间，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帮助。发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虽然我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已经离开了共产党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还是很正统的，正统是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所谓“正统”，简单的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走。
那个时候搞“农业学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农业学大寨，最终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为了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应该是搞技术革新。在机械化的农场里，我看到了很多严重的技术上的问题，在收割季节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地里，这是由于收割机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装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进收割的效率减少浪费。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我开始了系统的自学。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离开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尔滨知青，有时是上海知青。由于斗争会、大批判把我的名声搞得很臭，几乎所有来监视我、押送我、看管我的这些知青都对我有着很强烈的敌意。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连队里能够谈几句话仅有的人就是兽医和当地的一些农民。
在被隔离监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号，和几个兽医都比较熟悉。这几位兽医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他们是二十四连很少的几个知识分子，大家更谈得来一些。被看管之后，我还勉强能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几个来往比较多一点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拿我当一个普通人，和我开玩笑，这对我精神上是相当大的安慰。
另外还有一些老职工(农民)也对我精神上帮助很大。我们马号的班长叫陆书坤，他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他父亲陆诗勤是老八路。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坏的日子里，这些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以后，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当时，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已经传达到了团一级。我的案子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名一下变成无害言论。我事后猜测得益于林彪事件，我的“案情”比原来有所松动了。从那以后，虽然我的“反革命”案子没有解决，但是对我的严密监禁逐渐放松，审问也停止了，斗争会也基本上没有了，我的隔离监禁，变成了让群众和知青监督劳动。
劳动时，把我放到“地富反坏右”的行列里，连里的一些“地富反坏右”们也有人主动来接近我，同我聊天，表示对我的同情。
我开始有了业余时间。实际上我能够认真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和英语主要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一九七二年恢复了我的放牛工作，放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有自己控制的大量时间。大多数最难的自学内容都是在放牛的时候学的，例如物理和数学的学习。我先是集中几个月精力把高中数学和物理自学完了，之后就系统地自学了大学的物理和微积分、高等代数、电动力学等课程。
对我来说，所有自学的课程里，最困难的是微积分，我读了好几本大学教科书，其中包括好几本高等数学习题集，我拿着习题集，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依此来保证我自学的扎实性。因为我认为不仅读了教科书，而且还做了习题，包括非常困难的习题在内。把高等数学和大学的物理学习完以后，又开始学习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就这样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大学教科书一门一门地自学下来以后，自己感觉到，虽然把文革前的大学教科书都学习过了，但是要做发明设计工作知识还是不够用。
这时候我就同我常在一起的同学王贞平提起这个苦恼来，他告诉我说：“其实现在北京已经可以买到影印的国外原版教科书了，你可以让你母亲买到影印的美国教科书寄给你，你就读那些书”。我说：“英文我是不会的。”他又告诉我说，实际上英文学起来很容易，因为他自己就在自学英文。
他说：“你可以找一本内容上你基本懂得的英文教科书，借助字典你就读它的内容，就把里面的英文弄明白了。你自己再读一本这样的书，你就会了。”我就照他说的方法做了，写信给我母亲，让她给我寄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收到的第一本我母亲寄来的英文教科书的名字叫Modern Electronics(现代电子学)。这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大学的教科书，是我母亲从中科院图书馆买来的报废的书，因为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已经过时近三十年了，但对于我来说却如获至宝，所以我是把它从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每一页我看得都非常认真。从电子学角度讲，大学二年级的教科书，我对所有的内容都能看懂，实际上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
从那以后，我就非常自信地开始阅读美国大学里电子学方面的教科书了。以这种方法，我自学了美国大学的许多门课程。如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教科书。其中还有一个悲凉而有意思的故事。当时我母亲给我寄来了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现在模拟计算机已经不存在了，但在七十年代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我拿到这本书时特别激动，特别渴望能尽快把它学下来。
可是，我的时间很少。正在这个时候，我连发生了一个惨痛的事故，有个上海知青潘金根，当时的连队油库保管员助理，到油库楼顶上去擦天窗的玻璃时，不慎一头栽下来头部撞在水泥台阶上，当场摔死了。他是上海知青，发生了这样的严重事故，他的葬礼需要等他的父母家人从上海赶来参加，他的尸体放满冰块放在二十四连的仓库里，晚上要有人看护。
几乎没有知青敢在晚上看护尸体，连里只好公开让大家报名。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全脱产地来进行学习，这对于我来说实在太难得。于是我就报名了。这是我记忆格外深刻的一件事，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仓库里，打着一盏油灯，在潘的尸体旁边聚精会神地来读我的这本《模拟计算机原理》的教科书。我的这门课程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星期时间里自学完成的。有些知青很奇怪，他们中有些人打架斗殴很勇敢，可到这时候他们都怕鬼，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怎么敢和死人天天晚上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晚上夜深人静才能够潜心集中精力钻研，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激动人心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那个年代系统地自学钻研中国和美国大学工科的内容，既是精神的寄托，也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长期的过份精神压力导致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是卫生员，他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至今都心怀感激之情。
从一九七三年夏起，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在连队里，知青开始为去读工农兵学员而竞争，为了能上大学，很多知青变得很焦躁，一些没有上成大学的落选知青变得很悲观。我知道自己是个“反革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有机会出去上大学，心里反而很平静。自认为我自学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学里所教授的内容。那段日子我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革新项目上了。我当时满脑子琢磨的最大的革新项目就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够解决这一割台高度的自动控制问题，就可以解决大豆在收割过程中严重浪费的问题。当时在农场里，联合收割机的高度设计是按小麦的高度来设计的，所以当收割大豆的时候，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产量浪费在地里，相当巨大。我当时自己作了一个包括详细电路图的设计方案。
一九七四年，对我的政治管制进一步有所放松。当时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了，四人帮的势力有所削弱。这时候我申请回京探亲，居然得到了批准。这是自从我一九六八年底回北京之后，第一次回北京。我把这次回京看得很重要，我想利用回北京的机会，拜见有关的老师来帮助我改进我的设计。到北京以后，我找过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
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亲认识。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常先生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从北京回到连队后，我的若干个技术改革方案得到了连队技术领导及修理厂的支持。所以，虽然当时我的正式工作是放牛，但实际上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理厂试验我的一些设计，试验基本是半成功半失败，也有许多设计即使实验成功也并不能真正实施运作。部分实验成功未能实施的有大犁自动高度控制液压装置等；实验成功并在生产中使用的有自动称重灌袋机等。一九七五年师里曾在我们连开技术革新推广会，自动称重灌袋机得到好评，我这个“反革命”在技术革新方面得到了一些称赞。记得团长碰到我大声喊着对我说，“你整的那玩意儿挺好使呀，以后多给咱整点儿这些就好了。”
一九七四年以来，母亲不断提醒我必须关注我的政治问题的结论。实际上，从一九七二年起，我几乎把全部的精神都寄托在工程上了。我有意识地回避了自己被整肃的事。但我明白，这是我始终要面对的。这样，在母亲的提醒下我去团里询问了。
一九七五年初，团党委对我的案件给了一个正式的结论。结论把我定案为“组织全国九个省市和军队的阴谋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目标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这个结论始终让我莫名其妙，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有什么九个省市的网络组织，而夺权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结论最后的签注日期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但是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五年。母亲在亲历了建国后诸多的政治运动之后，坚持我必须为这个错误的政治结论上诉，因为这有可能影响我一生的命运。
这样，从一九七五年年初开始，我不得不时常中断我在北大荒乡下的学习和设计，准备我的上诉材料。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回到北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递交上诉材料。曾经找到父亲的好友，四十年代的浙大同学吕东明，又通过他的儿子吕匡益将上诉的材料通过他的一个同班同学递交到其父——当时的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手里。希望通过他给兵团一个批示，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解决我的问题。同时，母亲还带着我到当时总参作战部部长家里，希望他帮助从军内解决我的“困退”问题。该首长曾和我母亲是同乡同学，并且曾是我外公的学生。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对我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杭州见我的父亲。这是一九六二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以来，十几年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一九六二年最后见父亲时，我才十一岁，一九七五年时我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到杭州见到父亲时，他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了。当时我还带了好友车洪生同行。他是我在清华附中最要好的同学，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理论问题，一九七○年之前我曾和他通过很多信来讨论理论问题，并给他寄过我的论文。当时父亲非常急迫地想要见我，见面之后才知道，他急着把我这个十几年未见的儿子找来，除了叙父子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跟我讨论当时的形势。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治理整顿风之际，“四人帮”又开始反扑，父亲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心“四人帮”会篡权，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灾难。他迫切希望同我讨论我的人生，同国家的前途相关的我的人生道路。
虽然当时我已经很多年被迫和政治保持距离，也没有机会接触社会科学的文献，但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潜意识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问题仍然是我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我心里的影响根深蒂固。记得，当时父亲特别关注四人帮可能篡党夺权，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等等。而我认为当时的问题更主要起源于中国的制度，弄不清制度本身的机制，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当时父亲很吃惊，因为他没想到我认为现有社会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我的一生中，从六岁父亲离开北京，我和父亲一直是聚少离多，但他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从我最初对科学和技术的热衷，到后来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无不和父亲相关。那次见面前，他更多的是我的师长以及崇拜的偶像。而那次见面，是我一生第一次以成人的方式同他交谈，讨论的是我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也由此，开始了父子之间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讨论。
除了分析和讨论重大社会问题外，针对我的政治遭遇，父亲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给了我一本传记，中世纪因持不同政见而遭受教廷残害的空想共产主义创始人——康帕内拉。在我当时的处境下，阅读那本书的价值实在是非同凡响。自幼受父亲影响，对中世纪教廷和愚鲁迷信的民众共同迫害科学家及异教徒(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之残暴有深刻印象和感触。在我自己遭受整肃时，我深感奉命而来的工作组犹如中世纪罗马教廷煽动民众残害异教徒的无知且虔诚迷信的暴民。当时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本关于残酷虐待异教徒暴行的传记居然成了我同吕匡辉(我的前妻)开始恋爱时共同阅读的书。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我逐渐地恢复了一点对社会问题的探讨。记得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以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查阅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发现来势汹汹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依赖的竟然是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或者是有意利用翻译中出现的误解。
递交了申述材料，又见到久别的父亲，一九七五年对我是重要的。我回北大荒，回到连里，在前面提到的双重关系的帮助下，我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尽管我的反革命案子还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我的“困退”手续也没有真正在法律上确认，对我的政治监督管治事实上已经结束了。我于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余波未息的时候离开了黑龙江，回到了北京。一九七七年文化革命结束后没过多久，我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
回到北京，我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父亲从浙江乡下回到北京，继续他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办公室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会，一两个星期碰一次头。当时经常来的人有赵中立、张宣三和范岱年等，方励之也来过多次。我旁听了许多讨论并参与了一些科学哲学及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经济学是同物理学享有许多共同性质的学科。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或者是我所理解的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法，对我自己对世界的探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里，通过阅读文献，我非常兴奋地了解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当时我以为它像物理学里的统计物理(以后我知道自己当时对经济计量学的认识并不正确)，渴望有机会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记得那时曾同父亲一起去看过于光远。我对他谈起希望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从事对制度的研究，虽然于光远是个相对思想开放的老一辈学者，但他对此并没有显出多大兴趣。
一九七八年张宣三成为刚刚组建的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他多次通知我去旁听或参加工经所的讨论会。在一些讨论会上听到过工经所长马洪、副所长蒋一苇和时任室主任朱镕基的高见。我得益于听到他们关于企业自主权改革方面的讨论。但同时也感到对相关体制问题需要更透彻的学术分析以指导进一步改革，虽然当时我对经济学的知识只限于一九七○年之前的《资本论》及以后对经济计量学的相当肤浅的了解。在一九七八至七九年期间，曾经带着极大的兴趣在社科院听过苏绍智等报告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体制；布鲁斯关于波兰的改革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等等。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将中东欧经济改革当作中国改革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这些重要的信息及当时的思考都对我以后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九七八年夏，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开始了。因没有我认为合适的经济学方面的导师及研究方向招考，我报考了中科院地理所遥感室(后分出成为中科院遥感所)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生，以数学及英语第一的初试成绩通过，但复试时因种种原因没有被录取。下一年报考了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通过了笔试。但因为当时清华计算机系对于没有本科学历的我的能力颇具怀疑，增加了额外的复试。复试后他们把我介绍到机械系再来一次复试。经两轮复试后我才被清华机械系录取。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进入清华大学，成为了清华大学研究生中唯一一名没有大学学历的研究生。我是清华机械系的第一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从事的是有限元分析及非线性最优设计研究。除理论工作外，还与导师及同学一起，我们解决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八千吨水压机最优设计的难题。我负责该项目的计算机模型及计算。
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时，清华机械系非常希望我留校作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博士论文。但我在六十年代末开始贯穿七十年代始终的，是自己对社会制度的探索，面对中国改革的现实，这使我的心无法不回到经济学。经于光远帮助，我以一个机械工程学硕士的身份进入了正在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所(后正式改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从此我进入了，或者说回到了经济学。
如果一定要以十年来记，我的七十年代至此为止。而比较起七十年代戏剧化的命运，其后我的生活异常平静。出国、读书、教书，和大多数我当年的朋友们的轨迹相似。只是，不得不提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从大的方向上说，我其实又回到了起点。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到哈佛大学研习经济学。这么多年以来，在文革之初困扰我的最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来都没有远离我。我研究的课题从来没有脱离过制度，只是更宽广了一些，包括世界各国的制度，包括各种体制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自己的文稿，除了当年的政治用语和少年踌躇的张扬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依旧没有办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