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红杏出墙记——成都电子研究所改革见闻
本报通讯员 王源
在四川成都，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所——成都电子研究所。这个所成立于1978年，当时只有二十多人，借一间仓库当办公室，仅有的设备是借来的两张会议桌，连办公、开会用的椅子都是各人自带的。可是，就是这么个穷所，五年来却完成科研试制和推广应用项目三十九项，其中八项获四川省和成都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两项获中国计算机公司推广应用奖，全所纯经济收入超过一百万元，接近建所总投资。现在，这个所已成为一个百人以上、初具规模的研究所。不久以前，四川省政府在这里召开了全省科研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推广了他们实行的科研责任制的经验。
许多同志说，这个所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和所长汪明发带领大家踢出的“三脚”分不开的。
成都电子研究所成立伊始，汪明发和他的伙伴踢出了头一脚。我国许多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十分落后，信息传递慢得可怕。汪明发等针对这种状况，鲜明地提出：要雪里送炭、急人所急。他们决心以节能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大力开发和推广微型计算机的运用。
1979年春，他们以长城钢厂四分厂作为推广微型计算机的突破口。长城钢厂四分厂当时钢样分析手段落后，拖生产的后腿。这个工厂领导向研究所提出的要求不高，只要搞个装置，节约点跑腿时间，能使化验结果立刻在炉前显示出来就行了。成都电子研究所现在的第一研究室主任曾祥光和他当时带领的几个组员却大胆提出：搞个专用微型计算机。在炉前安装电动打字机，化验员只需测出光值，将它们输入专用微型计算机准确运算出结果，炉前的打字机就立刻自动打出化验结果。这个建议，使长钢四分厂的领导喜出望外。
这套微型计算机辅助钢样分析系统于1980年8月研制成功。投入使用后，节电效果显著。每炉钢的冶炼时间缩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每吨钢的耗电量下降29．36度。只用了四个月，工厂就节电一百七十一万多度，价值十三万多元，把钢样分析系统的投资全部收回了。
接着，以这个所第三研究室副主任杨重辉为首的小组，又为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研制成功“微型计算机天然气流量测量装置”。泸州天然气化工厂使用新装置后，每天可比过去多得十万立方米天然气，价值一万多元，两三天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研究所声名大振。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过去是发愁任务不够干，现在是项目太多了，玩不转。怎样才能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成了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1983年元月，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汪明发带领研究所的同志们踢出了第二脚：在全所推行科研经济责任制。具体办法是：取消每月人均七元的综合奖，不吃“大锅饭”，有课题者有奖。用户提出的科研课题项目，由研究所与之签订承包合同。科研人员自愿报名，自由结合组成小组，进行承包。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一切研究费用，全部独立核算。课题完成后，从承包金额中扣除全部开支，然后从所余的纯经济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三至八作为奖金，发给小组，分配到人。
实行“课题包干”和“课题独立核算”之后，当年全所经济收入达二百二十万元，纯收入达到五十八万二千多元，实现了经费自给有余。
科研责任制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这个所35％以上的科技人员，都同时参加了两个以上的课题项目，个别人参加项目达到五个。过去研究所每年最多只能安排八个项目，1983年却安排了十六个。这一年，科技人员的年奖金最高的三百八十多元，最低的一百多元，做到了能者多奖，多劳者多奖。
微型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不是一个研究所干得完、干得好的。因此汪明发和他的伙伴又踢出了第三脚：和各方搞合作和联合。他们同西南电力局试验研究所合作完成了“数字式流速仪”。同成都地质学院合作完成了“微机光笔图象分析系统”。同西南市政工程设计院合作完成了“微机自来水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这些合作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目前，他们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四川大学计算机系、成都科技大学计算中心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软件技术公司成都分公司。他们的雄心是要把微型计算机运用到工厂、商店、银行、机关经营管理中去，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