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口中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们
丛青
2022-6-28
我父亲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派出国的几批留学生之一。这些留学生大多数去了苏联，我父亲却被选派到了东欧小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了），专修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学的人少，所以他后来进了外交部做口译翻译，我国领导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高层往来基本都是由我父亲担任现场翻译。在他离开外交部前已经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还有很多其他党政军领导人提供过翻译服务。我小时候，父亲在茶余饭后偶尔会说说他和这些领导人接触的趣事。现在想来真是后悔没有揪住这个话题多跟父亲聊聊，否则一定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给读者。
可能是来访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级别问题，我父亲给毛主席做翻译的机会只有一次。这一次留下了一张让我们全家都很珍惜的照片，一直挂在父母家的客厅里。毛主席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年轻的父亲紧挨着毛主席的右手坐着。
父亲去世以后一次家里来工人修理电器，工人师傅看见这张照片激动地非要和我母亲握手，说您先生握过毛主席的手，我跟您握手就等于跟毛主席握手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没说太多那次给主席做翻译的事，估计过程很短，就是个礼节性会面。我只记得父亲说主席烟瘾太大，一支接一支地抽，熏得人头疼。照片上宾主手里都夹着烟，笑容可掬，看样子是刚互相敬过烟。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直接主管外交，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周总理算他的顶头上司。从父亲话里可以感受到他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
“总理的记忆力惊人，什么都记在脑子里，跟外交部的司局领导讨论工作引用的数字张嘴就来，都不用看笔记”，父亲说。后来看书多了，知道还有一个人也这么评论周总理，就是基辛格。他的回忆录里说跟周恩来谈判是种享受，基辛格自己和助手带着一堆资料，周恩来就拿了一张纸，侃侃而谈，对各种数字和事实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翻译是个苦差事，如果在宴会上翻译，宴会结束了翻译百分之百都还是饥肠辘辘。父亲给周总理做宴会翻译，不止一次周总理说，咱们等会儿再说，停一停，让翻译同志吃两口饭。至于宴会后周总理请厨师出来表示感谢，父亲也是见过的。
不过周总理也不总是这样让人如沐春风，我就听父亲说过两次在外交部周恩来大发雷霆。一次是因为某个小语种翻译广播的中央外交文件犯了低级错误，把关键的肯定和否定用语翻译错误，而且广播出去了（幸好不是捷克语）。还有一次比较搞笑，是父亲听外交部的同事说的。
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当时有个室外活动，天气很热，但所有出席的宾客全都一身正装。团员里一位领导同志（具体是谁忘了，反正是名字说出来大名鼎鼎那种）实在耐不住热，就用一块手帕浇上水顶在头上，手帕四个角还扎起来。周总理看见火冒三丈，回去把这位领导狠狠训了一顿，说他丢人现眼。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普遍不修边幅，对国际场合上的那些“洋大人”的习惯和礼仪需要时间适应。这方面周总理是少数例外。《西行漫记》里说毛主席在窑洞里当着斯诺的面脱了裤子，一边抓虱子一边对着墙上的地图挥斥方遒。斯诺一定印象深刻，不然不会写进书里。
这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姥爷亲眼看见陈云在抗日根据地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因为天气太热，站在主席台上解开腰带，一手扯开自己的免裆棉裤，一手挥着蒲扇往裤裆里扇风，口中继续滔滔不绝，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这场景被斯诺大记者看见了，不知会不会大惊小怪也写进书里。
朝鲜战争胜利后，彭德怀元帅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各国，其中捷克斯洛伐克部分的行程是我父亲全程陪同翻译。所以彭老总是国家领导人里面我父亲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位。不过这段经历还给他带来些小麻烦。
彭老总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专案组特地派人来找我父亲，搜集彭老总在国外期间里通外国的罪证。我父亲是地下党出身，到死都是个100%的布尔什维克。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一点也不会怀疑中央的定性，一定认为彭老总就是个阶级敌人。他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说没想到什么罪证，说我就是个翻译，级别低，有反党的罪行也不会让我知道。不过要是说彭德怀有没有需要批判的地方，我觉得他的言行经常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军队领导同志都知道他是志愿军总司令，对他非常尊重，请他介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可他仗着自己过去的功劳，在公开场合对人家的内政指手画脚，说人家的军队建设、军事战略、甚至军事演习的表现，这也不对、那也错了。经常搞得兄弟国家的军队领导很尴尬，下不来台。
对我父亲的这个检举揭发，不知道专案组的同志们有没有记录下来，但显然对打倒彭老总没什么太大帮助。他们不太满意是肯定的，所以临走严肃警告我父亲要知无不言，不能有意隐瞒，对自己说得话要以党性负责。
彭老总还有些事儿父亲跟我们说过，估计专案组也不会感兴趣，就是他脾气特别大，发起火来地动山摇。我父亲说亲眼看见代表团里的大将、上将在彭老总面前以标准军姿立正站好，听彭总训话，一句话不敢说，大气都不敢出。不过也许这是军队里上下级的交流方式。我父亲虽也冒着生命危险干过地下工作，但毕竟是在大学入的党，干的学生运动和地下交通站，恐怕书生气还是浓了些，难免被军人的霹雳作风惊到。
彭老总还有一次对中国驻捷克大使爆过粗口。那次按行程安排彭老总先去外地然后下午回布拉格使馆接见中国留学生。结果前一个活动出了意外，回到使馆已经是晚上，留学生们一直在等着彭老总回来。彭老总回到使馆，大使说厨房已经把饭做好了，您赶紧吃点儿再去接见学生。彭老总问，那些学生你也管饭了？大使说那倒没有。
彭老总眼睛一瞪，说：“扯淡，你让我吃饭，让那么多人饿着肚子等我？！不吃！”说完扬长而去，也不理大使就去见留学生了，大使只好赶紧跟上。
我小时候听父亲讲的这些彭老总的轶事跟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也就当故事听听。没想到成年后我自己也机缘巧合从另一个人口中提起彭老总。
当时我大学毕业在海淀法院民庭做实习书记员，跟着审判员下乡送文书，搜集证据。那时候没有汽车可坐，骑自行车去，事先联系好的村干部出来迎接我们，给我们带路。正事办完了聊天休息，村干部说以前彭老总在我们这里住过。
我问：“你见过彭老总？”
村干部说：“我年轻没见过，但村里很多老人都见过他，说他人可好了，可和气了。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都下帖请他来，他每次都来，还随份子。老人都喜欢和他喝酒聊天。”
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上网核实了一下，看是否记忆有误。确实，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被免去一切职务安置在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街道挂甲屯村吴家花园居住了六年。当时更残酷的迫害还没有到来，他的生活依然优渥，有警卫员和炊事员为他服务。
吴家花园并不是等闲民居，它曾为袁世凯政府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吴鼎昌的产业。1936年冰心在此小住，写下了《一日春光》。吴家花园建造年代不详，其内亭台楼阁气象不凡，所以被讹传前身为雍正赐给果亲王允礼的别墅“自得园”。
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这座宅邸和他的主人本应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存在。彭老总又是怎样与周围的村民混得水乳交融的呢？在网上搜得一篇彭老总的老部下子女的回忆文章，说常去吴家花园看望彭老总，也提到彭老总跟村民的交往，说村里每个娃娃上了小学，升了中学，彭老总都会送一个新书包给他们。
我想彭老总一定是主动在跟这些村民们交往，这些交往一定让他轻松、愉快。曾经统领百万大军，横刀立马的开国元帅，内心深处一定仍是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才会在农民中如鱼得水，才会在庐山会议上为农民的疾苦仗义执言，捅出天大的篓子。
希望我猜得不错，他在挂甲屯村度过的这最后几年的自由时光所收获的村民们的喜爱能多少弥补他所遭受的冤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