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史料的真实决定着结论的真实——谈当下柳青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顷读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一文（收录在《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中），颇有收获和启发。之前听闻柳青生前不大悦意将自己与赵树理相提并论，在他看来，赵树理的小说写法与自己完全不同。笔者2010年采访柳青的长女刘可风，她也提到了她父亲对赵树理创作的一些评价和看法，大致与前面传闻相同。正缘于此，洪先生将柳青和赵树理放在文学史（1949—1970）的视阈里比较，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洪先生引述了1962年“大连会议”上胡采批评赵树理的发言，认为

这一很有见地的判断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柳青对赵树理的评价，揭示出他们小说创作不同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格。与此同时，学习洪先生的大作，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产生了一些疑惑。

评论家胡采（1913—2003），河北蠡县人，曾任《西北文艺》主编

小问题如柳青刊于《延河》1958年4月号上的中篇小说《咬透铁锹》，1959年11月由陕西东风文艺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牌）出版单行本，易名为：《狠透铁——一九五七年纪事》。洪先生通篇五六处都将“纪事”写为“记事”，这可能是校对上的问题，倒也无关大碍。另如洪先生文中提到柳青“1957年到日本访问时还带回稻种”，据我所知，柳青没有去过日本。担心自己记忆有误，遂请教看过柳青档案的柳青研究专家、《柳青年谱》作者邢小利先生。他即刻回复：“柳青不仅1957年没有去过日本，而且以前和此后都没有去过。”不知道洪先生的柳青“1957年到日本访问时还带回稻种”出自何处。

《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疑惑是洪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柳青与严家炎先生论争背后的“大人物”。洪先生说，柳青之所以撰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来回应严先生的批评，

看到这里不禁心生疑窦。据我所知，林默涵是柳青毕生最为要好的朋友之一，柳青怀疑严先生背后的“大人物”应该是周扬。洪先生根据什么判断这个“大人物”是林默涵呢？在林默涵的名字后，洪先生做了页下注：

洪先生援引的贺桂梅的《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一文中说：柳青与严先生论争背后的“大人物”是林默涵。那么，到底是不是林默涵呢？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如下：

1.林默涵与柳青可谓至交，两人在延安时即结下深厚友谊，并保持终生。1978年柳青逝世后，林默涵撰写了长文《涧水尘不染 山花意自娇——忆柳青同志》予以悼念，深情回忆了他们三十多年的交往。1940年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的柳青与林默涵在杨家岭相识。林默涵说：起初散步时经常遇见，

两人自此结下深厚友情。1941年2月，柳青在文协文化站工作，与林默涵一起负责从延安向重庆寄稿。同月，应胡乔木之邀，柳青与林默涵、刘白羽为青年干部学校和民众剧团的青年教课。同年8月，柳青被分配到延安文抗工作。1944年夏天，林默涵从延安到米脂看完妻子，顺便探望了在吕家硷乡任文书的柳青。林默涵说：

林默涵在柳青待的村子盘桓了一整天，临别赠诗：

林默涵讲，“涧水”“山花”含有双重意思，“既是纪实，同时又暗喻柳青的不慕繁华、不求名利的淡泊性格。”此年年底，林默涵赴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分别5年后，两人1949年9月在北京相见，很是激动，都没料想到解放战争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两人能在北京见面。1952年5月，柳青计划回西安深入生活，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为柳青办理了相关事宜，并交给柳青一封由中宣部写给西北局宣传部的便函：“柳青同志到西北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请予以指导帮助。”

《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柳青1958年11月9日在皇甫村所写的《个人整风总结和红专规划》中说：经过整风，

林默涵在丁玲与冯雪峰批评柳青时能仗义执言，足见交情之深。至1966年“文革”之前，柳青与林默涵联系仍较为频繁。

“文革”开始后，林默涵作为“最早被揪斗、被关起来的人之一”，被单独关押了9年。他在关押中仍一直关心柳青的命运——

柳青也一直挂念着林默涵。林默涵说：

在柳青专案组1972年为柳青所下的审查结论中，也提到了柳青与林默涵的关系——

1978年5月初，柳青在北京朝阳医院住院治疗，林默涵前往看望，两人劫后余生，想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竟不约而同地慨叹：“我们读的书太少太少！”6月12日，柳青病危，林默涵是最早到医院探望的朋友之一。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出，1940年柳青与林默涵在延安相识后，直至1978年离世，两人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情。目前也没有资料表明两人有过龃龉或者反目。因而，柳青与严家炎先生论争背后的“大人物”是林默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2.按照前文所述，柳青是林默涵肝胆相照的挚友。林默涵也说：“柳青是我的诤友之一，我和他可以没有顾忌地互相提意见。”林默涵如果对柳青的《创业史》有看法，可以坦然告之，也犯不着曲里拐弯地找别人去写文章批评。

兹举一例：1957年，

8月份，柳青赴北京参加全国作协党组会议，

3.贺桂梅访谈严先生是在2009年。2019年，严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他1967年与柳青在西安相见，但未提到柳青以为的“大人物”。严先生在文章中说：

严先生在2019年的文章中只提到柳青以为有人借此来“搞”他，但此人是谁，并未言明。对于这一变化，不知洪先生是否注意到。

4.洪先生在引述了贺桂梅的文章之后，引述了刘可风的《柳青传》，但刘可风也没有言明柳青以为的“大人物”为谁。2010年7月21日，笔者采访刘可风时，她说父亲以为的“大人物”是周扬——

在《柳青传》中，刘可风回忆说柳青的《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发表后，父亲曾对她讲：“邵荃麟为他的讲话后悔得很。我到北京，他请我吃饭，一再表示歉意，希望原谅。”实际上，柳青之所以要回应严先生，还有一个前因：大约是1956年，“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皇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这也使得柳青误以为严先生背后有“大人物”支持，因而出来予以回应。

《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柳青以为严先生背后的“大人物”到底是谁，是柳青与严先生论争的一个关键问题，否则，柳青也就不会撰写《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也就没有了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著名论争。因而很有必要搞清楚这个“大人物”究竟是不是林默涵，最起码不能“冤枉”了林默涵。这是写作本文的初衷之一。此外，洪先生的著述，研习当代文学者必读，影响无远弗届，笔者因此觉得更有必要献疑。

因为洪先生征引的这条注释，我联想到两年前读过的贺桂梅另一篇关于柳青的文章——《红色经典里的中国》来。也正是这篇文章史料上的错误和疏漏，让我对洪先生的注释引述格外留意。这篇文章收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该文开篇第一段写道：

这一段话，有三处错误：

1.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峰期”，不是1959年，而是1956年。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下了104篇按语。1956年1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接推动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1956年底，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1959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2.《延河》并非陕西省文联的杂志。《延河》文学月刊1956年4月10日创刊，由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创办。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83年9月10日易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93年6月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于1954年11月8日。迄今为止，从未听说过《延河》隶属于陕西省文联。

3.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在1959年4月号的《延河》上以“稻地风波”为题连载，8月号改名为“创业史（第一部）”，并不是在《收获》1959年第6期重刊时（修改稿）才易名为《创业史》的。

接着往下看，仍有多处错误。如柳青1943—1945年在米脂吕家硷当乡文书，做农村工作，该文写为“1943—1947年”。1946年初，柳青已经到了大连；《种谷记》1947年7月由光华书店出版，该文写为“1950年”等等。这样的错误在贺氏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中也为数不少。如《被开垦的处女地》写为“《被开成的处女地》”。另如“1959年，柳青停下《创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狠透铁》，副标题为‘1957年纪事’”，搞错了《狠透铁》的写作时间。

《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狠透铁》原名《咬透铁锹》，柳青于1958年3月12日完成于皇甫村，刊于同年《延河》4月号。次年的5—9月，柳青对其进行了重大修改。《狠透铁》写作的时间点很重要，柳青1958年之所以要停下正在创作的《创业史》，是因为其想表达“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他

结果，“狠透铁”头昏没记性，还没有练好本领，高级社哗啦一下就搞了起来，坏分子钻空夺了权，“干部水平跟不上，群众思想没准备，伤害了中农利益，商品流通跟不上”，“导致了经济上的大破坏”。

在晚年与女儿的谈话中，柳青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这其实正是《狠透铁》要表达的。在《狠透铁》中，小人得道，民主被破坏，一切工作不是以群众的利益去衡量，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志；表面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主导的却是个人的私利和恩怨。在权力的威慑之下，即使觉悟的群众也喑哑不语，因而王以信的那套东西就能畅行无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跳跃和冒进，为无数个王以信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在其身上，集中体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致命缺点和严重偏差。

柳⻘中篇⼩说《咬透铁锹》（即《狠透铁》）⼿稿

因而“狠透铁”的遭遇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窥见了时代的悲剧。而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逻辑，也是顺着这个轨道来运行的。这和柳青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必然性”的《创业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说《创业史》是代表时代的宏大话语的话，那么《狠透铁》则是代表无情现实的私人真实话语，体现出柳青在与时代“共名”中的另外一种心境，代表了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看法，是解读《创业史》不可剥离的“副文本”。在1958年3月份，柳青就完成了《狠透铁》来表达他对高级社的不满。时间搞错，这个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淡去了。此外，1959年，柳青忙于《创业史》的修改和连载，未必有时间和心境去创作《狠透铁》。

除了上述史料上的错误之外，材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是一个大问题。如该文写道：

首先，这句话所说的时间错误，柳青是1955年春天把家搬到“破败的寺庙”——中宫寺的。其次，柳青是从常宁宫搬入中宫寺的。常宁宫这个地方非同寻常。其始建于唐朝，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其母窦氏建造的皇家寺庙。1940年前后，胡宗南主政陕西时，“常来常宁宫游览，深感这里风光秀丽，地势险要“，于是在这里为蒋介石建造行宫。蒋介石于1943年至1946年间三次来陕就在此居住。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与西北纺织实业家石凤祥之女石静宜小姐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而后更成为蒋纬国夫妇的度假别墅。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成为当时陕西省的高干疗养院。

再次，中宫寺固然有些破败，但这个地方也同样非同寻常。其

柳青女儿刘可风在《柳青传》中说：柳青

此外，组织还为柳青配备了通信员。正因为中宫寺非同一般地方，柳青通过组织，省上给了军区一所西安的房子，才置换得来。中宫寺“‘半村半郭’，清净，又不冷清，既有乡村的宁静与清闲，又有城郭的繁华与方便”，是柳青“按照一种理想——自觉不自觉的文人理想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选择和安排”，“是柳青为自己创造的一个生活和创作兼顾的‘王国’。”也正因为中宫寺的非同寻常，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1964年“四清”时说柳青在皇甫村住的是别墅。柳青说：“他说我住的土庙是别墅，那我的正墅在哪里？你们在城里有一座楼，我连一间房也没有。”

1961年，柳⻘在中宫寺家中接待来访读者

不少学者在谈到柳青时，都将柳青修缮破寺居住的举动视为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朴素作风，不吝钦佩崇敬之词，认为柳青过着与农民一样的生活，而对省上用西安的房子来置换以及中宫寺的历史避而不谈，这是很片面的，也不够客观。实际上，柳青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他和农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宫寺是他精心选择的生活根据地。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新中国代表性的作家，以他的资历和条件，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他要寻找一个后半生的安顿之处，以使自己的生活和写作有一个稳妥的所在”，“非如此不能理解柳青的良苦用心”。柳青断不是随便选择“破败的寺庙”作为生活写作之地的。

上述以偏概全的问题在贺氏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如作者谈到徐改霞时说：

原作品表现出来的恐怕并不如此。徐改霞和梁生宝的爱情场面非常清楚地表现出革命理想和革命意志对共产党员梁生宝的规约，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最典型的是下面这段：

当梁生宝要爆发出正常的情欲冲动的时候，作者用“共产党员的理智”，克制住了梁生宝身上“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革命纪律表现出强大的约束力。对于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而言，情爱不能撼动革命者的伟大理想和坚强意志，革命纪律不容怀疑、亵渎和动摇。如果梁生宝不能控制自己，就会影响伟大的农业合作化事业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表现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梁生宝与自己欲望的斗争，是灵魂深处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对于革命者梁生宝而言，只有彻底摒绝肉体诱惑追求“真理”的时候，才会保证革命精神的纯正，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来。

柳⻘与⻓⼦刘⻓⻛、⻓⼥刘可⻛

当然，文学作品的鉴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歧为贵，不取苟同。这里不禁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例子来。“文革”期间，季先生与北大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一个村庄帮助农民收麦。十多天里，“几乎天天下雨”，一下雨，“革命”师生“就着了慌，用油布把麦子盖上”，“太阳一出，再把油布掀掉”。“革命”师生“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全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他们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

季先生说：

不知道季先生所说的这些长篇小说，是否包括《创业史》？遗憾的是季先生早已仙逝，无法请教其对这部“具有了世界史意义”的小说的看法。

柳青是当代文学史上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一个作家，但对其的研究，不应该也有特殊之处，除了“以意逆志”外，更要“知人论世”，并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研究柳青及其作品，首先对柳青本人要有全面透彻的了解。既往的柳青传记、研究资料，由于时代的原因、研究者的视野等种种限制，塑造了一个平面的“单向度”的柳青。

近年来，柳青档案的披露、柳青年谱的问世、柳青晚年与女儿谈话的发表以及柳青创作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的出版，呈现给我们一个复杂的、立体的、全新的柳青形象，改变了学界之前对柳青的简单化认知，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如果对这些新成果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使用，难免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判断及研究的质量。

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柳青研究在内，要成为严谨的学问，就不能不恪守胡适之的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但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轻视史料上的“考索之功”，注重“独断之论”，忽略“知人论世”，罔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