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石华鹏
何为批评?批评何为?我估计,石华鹏从事文学批评之初,未必会有多少学理性思考。最近,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批评之剑》(作家出版社“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之一),读之,仿佛有剑光逼来,令人炫目。石华鹏把批评视为一种“亮剑”行为,只是隐喻而已。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他习惯于散兵游勇,单枪匹马,拒绝团伙行为;他不喜欢笨拙的重兵器,文字以轻功见长,不大适合于“核心期刊”;他注重的不是武器,而是“故事”背后隐藏着的“秘密”;最重要的,即使他刀剑出鞘,也只与自己的兴趣点——“文学的魅力”——有关,而不会伤及非文学的种种“无辜”。
石华鹏的老家在湖北天门,大学毕业后在福建当文学编辑,现已出版了三部批评文集,并以《故事背后的秘密》入选“闽派批评新锐丛书”。这个过程难言传奇,却也绝不寻常。这涉及到了具有文化地理学意义的渊源问题。我想,如果对4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写作版图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福建这块“风水宝地”另眼相看,乃至肃然起敬。福建算不上“小说大省”“诗歌大省”“散文大省”,却绝对是影响深远、有口皆碑的文学理论批评大省。
且不说从古代到近现代,这里曾诞生过朱熹、严羽、李贽、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洪业、郑振铎这样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巨子,就当代文学而言,正如王蒙说的,“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闽派批评”大旗主要是由闽籍批评家扛起的,除许怀中、魏世英、孙绍振、刘登翰、林兴宅、南帆、陈仲义、朱水涌、王炳根、林焱、俞兆平、杨健民等仍在本省的批评家,福建还向外省市“输送”过许多重量级闽籍批评家,包括现居海外的刘再复、刘剑梅父女,在北京的谢冕、张炯、童庆炳、陈俊涛、程正民、何镇邦、陈剑雨、曾镇南、陈晓明、王光明、张陵、吴子林,在上海的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在广东的谢有顺,在山东的黄发有,在辽宁的林建法,等等等等。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老中青三代的闽籍批评家几乎撑起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已成学界共识。石华鹏是幸运的,但这只小小的“九头鸟”,著作能够跻身“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凭借的还是出色的直觉、天赋和勤奋。
我岁数比石华鹏大了整整一代。十三年前,我与他同窗于“鲁院”第五期高研班。那时我对他印象不深,好像他大学毕业没几年,虎头虎脑,板寸发型,娃娃脸上戴一副黑框小眼镜,笑容里透出些许腼腆和顽皮。我回到天津一年后,忽然收到署名“石华鹏”的稿子,隐隐想起这位小男生,老实说当时没报太大希望。可稿子读下去,不觉心跳加快,似有虎虎生气和满满锐气扑面而来。石华鹏从此成了《文学自由谈》的“稿源”之一,并迅速进入批评写作的井喷期,迄今已在这个平台发表了近50篇文章。
看来文学批评也是需要速度的,对于石华鹏,这是出鞘的速度,击剑的速度,短兵相接的速度。蒂博代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经典的批评”。郭宏安对于“自发的批评”这样解释:
“它需要的不是学者日积月累的卡片,而是机智、敏感、生动迅速的反应。比诸学者缜密然而笨重的思考,它更倾向于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体味。……他必有直接的、还来不及冷下来的感受,他也会有产生于两个灵魂初次相遇的、但经受不住左顾右盼的考验的理解。”
这段话也是对石华鹏文学批评的精准诠释。
石华鹏在批评界的异军突起,与其文学编辑职业密切相关。一个人从事文学批评,首先要热爱文学,这是常识,说多了等同于废话。其实不然。一些文学批评从业者的选择还真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专业学科权衡的无奈结果,从一开始就是误会,这种常识之外的“案例”并不算少。当然,批评家仅仅热爱文学还不够,还要像伍尔芙说的,当好“普通读者”。这一点,石华鹏底气很足:
“我写评论有点自信,这点自信唯一的根源是我是一名文学编辑。很多人都知道作品的好,好在哪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作品的坏,坏在哪里,是怎么变坏的。但我告诉你,编辑读过很多坏作品,而且知道是怎么变坏的,这是编辑成为作家、评论家最大的优势——既然知道是怎么变坏的,那么自己写的时候就绕道走了,少去犯错误。”
话是这么说,操作的过程需要付出怎样的辛劳与心血,一般人却很难体会。批评家置身文学前沿,面对海量新作,特别是电脑代替笔耕极大地刺激了文学产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热闹过后,一地鸡毛,需要批评家通过阅读、甄别和筛选,及时“清理”现场,再由文学史家启动学术程序出面“了断”,尘埃落定,成果浮出。这意味着,批评家面对的是同代人而不是古人,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定论,他们要把直接的即时感受表达出来,做出独立判断,就更具难度。
事实却是,批评家无论怎样地殚精竭虑、疲惫不堪,却常常不受待见,有时还要背负着误解、偏见甚至歧视。作家轻蔑他们,是觉得他们的文学才华有限,才退而求其次;专家学者小瞧他们,是认为他们的学术功底很薄,多属滥竽充数;读者质疑他们,是不满他们与市场合谋,为利益驱使,与骗子无异。在一些牛哄哄的作家眼里,批评家无异于乞食者,最常见的说法是,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代“红学家”,一个鲁迅解决了多少个就业指标。红学家、“鲁研”高手尚且得不到尊敬,从事一线批评的芸芸众生更是处境尴尬。
其实,作家也并非完全拒绝批评家,但他们更多的是需要鲜花和掌声。美国作家卡波蒂就说过,“任何低于称赞的评价都叫人讨厌”。同样的意思到了“无知者无畏”的王朔嘴里,就成了不堪入耳的“毒舌”之语——他把批评家称为“阉人”,自己生不出孩子,却还要对人家的孩子品头论足。反躬自省一下,批评家的声名狼藉,也不能排除自身的操守出现了问题,由此而带来的灰头土脸,颜面尽失,又能怨谁呢?
批评家最好的心态,就是完全不考虑被批评者的反应;但在我们这里,这近乎天方夜谭。石华鹏属于不看作家脸子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是一种全方位的“扫荡”,话题覆盖小说、散文、诗歌、非虚构、网络文学、编辑、文学评论、翻译等领域,意图清晰,指向明确,不兜圈子,不绕弯子,不说“瑕不掩瑜”之类的废话。用他的话说,是“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一点尖锐一点深刻”。
石华鹏很清楚作家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但就是拒绝取悦迎合,而是尊重自己的“诊断结果”。两百多年前,郑板桥就懂得“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的道理,今天的很多作家却习惯于接受“表扬稿”式的评论,心智退化得可怕。遇到石华鹏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批评家,他们会很紧张,很头疼,免不了会出现一次次内功比拼。石华鹏的批评并不是出于价值判断,而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忠诚——我想写,愿意写,并且真心实意地写出来了”。
他历数当下文坛的桩桩怪事,口吻很像是道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个小孩子。他谈到自己曾参加过的一次最“无厘头”的文学活动:一位知名教授在“表扬”两位作者时,把名字弄反了,说张西南的诗歌写得有深度,李东北的散文写得有感染力,其实写诗的是李东北,写散文的是张西南。发言大致有15分钟,就这么反了15分钟。末了,主持者实在忍不住,小声提醒说,您把二位作者的名字说反了。教授一听,说“都一样,都一样”。这听着很像段子,却是而今遍地开花般的研讨会的现场写真。于是,你就很难再在这类“都一样”的研讨会上发现石华鹏的影子了。
石华鹏敢于硬碰硬,不会被对方的名头、旗号和声势吓到,就按自己的“野路子”方式写,既不“学院”,亦不“作协”,生猛辛辣,出剑迅捷,字里行间却不见火气、燥气、傲气。
有各路名家“豪华”助阵的“非虚构写作”,曾在文坛一片叫好,冷眼旁观的石华鹏没有随之起舞。通过文本细读和分析研判,他发现这是一个“古里古怪的概念”,要害在于,“‘虚构’与‘非虚构’是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一种分类方法,这样做,是方便读者查看和购买,就像超市里的货架分类”,而我们却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玄虚:
“既然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约定俗成的文体类型,再用一个‘非虚构写作’将它们纳入旗下,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既不能强调文体的品质特征——‘虚构’与‘非虚构’只是‘写作’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也不能拓展文体新的种类,况且‘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族群概念针对的只是单一的‘小说’文体,彼此很不平衡很不对称。”
他认为,“‘虚构’和‘非虚构’的概念更适合作品,而不适合作家的‘写作’这一行为”。针对有专家把“非虚构”当作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即“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石华鹏认为此观点似是而非,因为
“‘行动’和‘在场’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两大具体表征,在‘虚构写作’中也是存在的,即使一个作家躲在书房里,或者像博尔赫斯那样一辈子躲在图书馆里,他也是火热生活的‘在场者’和‘行动者’”,而“过分强调‘非虚构写作’这种写作价值观,倒显出‘概念空转’和‘伪命题’的特征来”。
此外,他也不认为被奉为非虚构代表作的《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已成精品,由于
“人物仍被事件主导着,被事件牵引着,成为事件的附庸,所以这样的叙述导致的结果是,‘事件’大于‘人物’。伟大作品,一定是被‘人物’而非事件主导着,仅从这一点,这些‘非虚构’作品给我们的感动只能是一时的,它无法穿越时光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
如此不客气的逆势之言,在批评界犹如空谷足音,对于石华鹏却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他找出文坛“新名人焦虑症”的病因是出在管理者层面:
“文学既然有地域版图,又有某种官方性质,那当然应该有一定的‘政绩观’了,这政绩就是出作品、出人才,获鲁奖、获茅奖,如果有新人在全国冒出名头来,当然是一笔可以向上级邀功的财富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出现呢,作协机构管理者就会有一些焦虑了。”
面对国内层出不穷的各类年度文学排行榜,他认为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可以休矣,道理很简单:一是缺乏普遍性,二是缺乏参与度和公开性,三是文学作品不适合排座位、分名次——文学作品的好坏,没有量化的评判标准,它事关内心和灵魂,而内心和灵魂怎能分出个一二、称出个轻重呢?
“如果一些人真的没事干,硬要排行分座次,就把‘中国’二字拿掉,以报社、杂志社、学会的名字命名,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把‘中国文学’给粗暴地代表了。”
前几年逝世的德国大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认为,批评家的天职是给作家“颁发死亡证书”。一些作家正是在他的“打击”下才变得越来越强大。石华鹏深以为然。面对“顶着虚空的皇冠,而拿不出几首真正的好诗歌”的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诗人,他剑指溃疡,如朱大可所期待的那样,不是“一针见血”,而是“一针见脓”:
“别再拿‘诗歌是个人化程度最高的艺术’来搪塞了,除了那些创世般的诗人和诗歌有资格拒绝所谓的大众以外,不是每个诗人都有资格说,或者配得上说‘我写的是属于自我的诗歌’的。”
他忧虑游记的没落:
“当一种文体被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拒绝读,也拒绝写——那么这种文体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原因很多,其中各类笔会的泛滥应被追责,受邀者写游记大多是出于无奈,人家邀你吃喝游玩,酬劳不菲,回来搜肠刮肚写上一篇交差了事。对此,石华鹏说:
“这样的游记散文多为‘文抄公’,东抄典故西抄传说,看上去煞有介事,拿腔拿调,实则味同嚼蜡,空洞无物。”
批评家检验小说成色,只有真懂小说才能让作家服气。石华鹏是懂文学的“技术派”批评家,或者说,他的“锐评”往往是在技术分析的层面展开的。这绝不是在学院里“深造”过就可以奏效的,半瓶子醋的批评家不敢轻易触碰。有些小说评论,离开围绕主题思想、社会意义的“挖掘”便无所作为;有些小说分析,除了对故事脉络的笨拙复述,或是对西方文论的拙劣套用,很少提供自己的独特见解。
石华鹏遍览中外经典名著,同时读了十几年小说来稿,也写过许多谈论小说艺术的文章,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坏作品心知肚明,如此,被他剑指的作家可要小心了。关于刘震云,他曾认为,
“当代中国,像刘震云这样真诚而技艺高超,且创造力十足的小说家凤毛麟角”。
带着这种美好记忆和信任感,他购买了好评如潮的《我不是潘金莲》,读后却深感失望,指出这是一部“单薄”的“故事大于人物”的“想当然之作”,充斥着“经不起推敲的细节和逻辑”。
“无论各位怎样离谱地吹,《我不是潘金莲》依然是《我不是潘金莲》,小说不会因您的吹捧,而经典起来,伟大起来。”
他谈到小说写不好的最大问题是写不好人物,而“人物不深刻是因为作家的头脑浅薄”。他说,有的作家总是宣称小说家不是思想家,实乃浅薄之见,“不是思想家,一个小说家也应该有思想家的品质啊”。他的小说分析遵循于内心指引,而不受文坛舆论影响。他把“用小说来思考”和“小说构思”做了严格区分,提出一种有关小说叙事学的创见:
“‘小说构思’是对小说内部的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人物等方面的具体设想,而‘用小说来思考’是在进入小说内部之前的对生活、对人事、对世界的宏大感受和宏大分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事件具备了成为小说的可能。”
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说,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
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出版后,一时广受诟病。石华鹏通过文本细读,站出来“拔刀相助”,声言“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阅读审判席上的律师志愿者,为被网络和媒体送上法庭的《第七天》做无罪辩护”。他指出,这部小说为中国小说叙事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小说中,
“亡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平分‘秋色’:现实世界由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甚至有些残忍的新闻故事构成;亡灵世界由骨骼行走的咔咔声、时而空旷无边、时而欢声笑语的奇幻空间构成”。
这种“让亡灵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倒影”的奇幻叙事,
“不仅打通了现实世界与亡灵世界之间的通道,而且以亡灵世界的‘轻逸’来写现实世界的‘沉重’。这种‘以轻写重’的处理方法,真正解决了小说家‘正面强攻’现实时所面临的尴尬——不是被现实压垮,就是被现实吞没……小说由此自由地翱翔空中”。
石华鹏总结出,一部好作品的存在价值,
“不在于对一则新闻改头换面地摹写,不在于对琐碎现实的滔滔不绝,而在于在新闻结束之后,生活停止之后,一个作家的继续前行,他在虚构的世界里带领读者感受一种情怀、体验一种轻灵的精神飞翔,或者做一个美好的梦”。
关于常见的文学批评优劣套路,石华鹏早已洞若观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时可见论者的学识、学养,但多数是迂腐、啰嗦;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可见论者的智慧、灼见,但多数是肤浅、滑稽。”但他还是坚持按自己的“野路子”走下去,
“面对一百句两百句都无法说清的复杂问题时,尽管要冒肤浅的危险,我还是愿意将其简单化,因为‘化繁为简’有时能帮我们迅速抵达问题的核心和根本”。
(首发于《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黄桂元,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协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约三百万字。部分作品曾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家文摘》《读者》等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散文或随笔选本十余次,曾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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