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确实需要反思了。缺乏独立精神，人云亦云，甚至被利益所左右，成为金钱、权力的奴仆，亦非一日。业内业外，非议者久矣。但多数评论家依然故我，评论刊物也大多愿意锦上添花，不太情愿刮骨疗毒，想要批评一下某大师的新作，很难。不过，放眼全国，还是有一些评论家在顽强地维护着评论和评论家的尊严，对那些名家作品做严厉的批评。但这批不多的评论家，却被人赠以雅号：酷评家。
一酷，似乎他们的文章也就没有价值了。古人说的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如今是“瓦釜”被认作“黄钟”，这才是最可叹的。自然，作家圈也是良莠不分，“草盛豆苗稀”。在某些“喇叭评论家”的鼓吹下，平庸之辈可以跃居文坛显赫地位，而真正的优秀作家却“英俊沉下僚”。“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并不少见。
我们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并不能因为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那些“名家”发表的作品，别人就不能批评。考虑到市场化的因素，这些“名家”已经有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已经形成，批评就更加艰难。再加上某些文学奖项的推波助澜，让一些“名家”更是罩上了神圣的光环。某些作家也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获奖，似乎得到了这些奖项，自然就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
我曾经说过，奖项只与作家有关，与文学无关。
作家写作一生，不是为了某种奖项而写作。就写作而言，获奖只是副产品，不要太当回事。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就获奖而言，有什么样的评委，就会有什么样的获奖作品。换一批评委，可能评奖结果就不一样。如果奖项再与市场挂钩，那肯定又会变味。
在国外，报刊的书评是独立的，批评家也是独立的。如果有谁敢去贿赂，或者做一点潜规则，后果不可想象；而我们似乎相反。于是，一些名家看见谁批评他了，不是认真阅读评论文章，看批评得有没有道理，而是马上浮想联翩，觉得是有人要搞他了，甚至怀疑批评家是不是居心叵测。至于说批评家为了骂他这样的名家而想成名，就更是普遍了。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说：
“在德语世界，比我更尖锐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还多的是，只是他们怕惹出事端，所以从不敢在公开场合发表。”
“你们说我尖锐，实际上，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加坦诚，仅此而已。”
由此看来，欧美的一些汉学家不愧是“汉学家”，要靠汉语吃饭，就不能得罪中国的作家。某种程度上，由于文化的差异，我们的作家承受批评的能力确实很弱，而接受谀词的能力却极强，而且很容易把文学批评混同为人际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口碑的李健吾先生，给予文学评论以很高的地位，他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提倡“真正的鉴赏”，而鉴赏与欣赏的区别，在于是否保持着挑剔的眼光和并不为作品感染力所左右的批判态度。我是喜欢李健吾的，也以他的这句话，作为我评论的座右铭。
我甚至想，没有挑剔的眼光，就不要从事文学评论了。西方学者认为，批评家必须有一种攻击性气质，否则就不合格。有评论家认为唱赞歌比批评更难，这就让人徒唤奈何了。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说得很好。指出一部杰作的优秀之处，确实需要水平，需要艺术鉴赏力；但把一部劣作或平庸之作谀评为杰作，甚至伟大之类，其实是批评家的耻辱，是对自己职业的亵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对一部作品的缺点，坦率地指出来，说到点子上，是一位批评家的职责所在。古人都清楚的道理，如今却似乎高不可攀了。
2018年我发表的文章有三篇反响较大，一篇是《莫言归来的败象》，掀起了些许波澜，也收获了骂声。莫言先生还专门写了一首“骂声如雷天外来，刀光剑影枪成林”的“地沟油诗”。一篇是批评贾平凹《山本》的，一万五千多字，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这篇评论可能因为篇幅太长，而且学理性强，仅在圈内有些反响。
第三篇《“芳华”后的苍白与空洞——严歌苓小说缺失论》，在北美华人文学圈引起争议，也见到有商榷文章作为回应。因为我确实只是文学批评，严守批评的底线伦理，我想，作家应该可以承担起这样的批评吧？结果好像我的估计有点高了。
李健吾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他批评一些评论家
“只是一些寄生虫，有的只是一种应声虫。有的更坏，只是一些空口白嚼的木头虫。”
我们如今的评论界，那种应声虫，甚至木头虫还少吗？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多是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哥们儿批评。批评家在某些“大师”面前的奴颜媚骨，让人汗颜。
作为批评家，我们面对的只是作品，至于作家，我们尊重他的人格，但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得那么低，都“低到尘埃里”了。批评家也有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批评家，还是批评家吗？一个情愿做马仔的批评家，还是批评家吗？他们的文字，还有骨头和棱角吗？布尔加科夫说，为金钱写作的作家是可耻的。那么，被金钱收买的评论家又如何呢？评论家的评论写作是需要报酬的，这无可非议，但这并不表明得了报酬就可以人家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且不说道德、人格之类，职业操守还是应该具备的吧。
王德威在和苏州大学教授季进的访谈中说：
“作为一个评论者，必须要有勇气说一些真话。我通常缺乏这样的勇气。”
“既然没有这个勇气，就要尽量和他们保持距离，如果有了人情的包袱，你就更说不出什么了。”
但在这个访谈里，王德威还是说出了很多真话，如对王安忆、余华、格非、李锐、阎连科、莫言等，都有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甚至说：“《兄弟》更让我失望。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复旦的同事对《兄弟》有那高的评价？”季进也说：“是很奇怪。小说的上部还不错，到了下部则完全失控了，有失余华的水准。”（季进：《当代文学：评论和翻译》，《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这让我想起当年撰写《〈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时，他们甚至认为《兄弟》已经是文学史上的杰作了。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些批评家，面对一部刚刚面世的新作，那种马上就要把它送进文学史的猴急劲，他们从来不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气力；甚至动不动就说，可以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或者与西方某杰作并驾齐驱。还有一些批评家，轻易地就把“伟大”这样的字眼儿，给了一部刚出版的很蹩脚的长篇小说，似乎“伟大”就如手纸一般。
李健吾先生将评论家的身份看得极其尊贵。虽然他只有薄薄的两册评论集《咀华集》《咀华二集》，但却是久读不厌。比如他评论萧军、萧红：
“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后富有想象力的文字。”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句话还有其生命力。
想想看，一个没有批评、只有谀词的文学界，会产生怎样的文学，又会产生怎样的作家呢？ ■
（首发于《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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