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一文在陕西文学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令人始料未及，敏感的文学批评界人士正在欣喜地看到，一种开明、民主、真诚的批评之风正在关于这篇文章的争鸣之中初现端倪。
记者昨日拨通了李建军的电话，他刚刚从南京开完会返回北京。就稿件刊发后的反响，记者与这位年轻的文学博士进行了又一次对话。
Q
李博士，您好！您的谈话文章在我们报纸刊发后，引发了陕西文学界的热烈争鸣，各种意见都有，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李建军：当时跟您交完差也就完了，没怎么想能否发表，以及别人怎么评价这类问题。
我倒有些怕人误解，说这小子刚离开陕西，就这么损陕西作家，而且损的是陕西人引以为骄傲的大作家、大作品，怕是有些动机不纯吧。但真有人这样想，也不要紧。怎么想，怎么说，是别人的权利。只要不是恶意中伤、人身攻击，我都是乐意听人家说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做你的知己。事实上，任何一种观点，只要是发乎本心的，都有值得倾听的价值。
中国人习惯说假话、套话、客气话的时间太长了。从报纸上、电视里，听到的常常都是一种空洞而虚假的声音。中国人几乎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也难得见到一个真的人。连小学生的作文里，都充满了成人世界的空话和假话。生活在这种虚假的氛围里，真是令人气恼。我常常因为忍受不了虚假而说出许多得罪于人的话。其实，我也并不要求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也不在乎所说的话是否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只想说出我想说我愿意说的话，当然要避免恶语伤人，更不要影响我与评论对象之间的其淡如菊的友谊。
Q
您所理解的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什么样？对于陕西的文学批评，您作何评价？
李建军：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文学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意义世界。即使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存在腥秽与腐败，但只要有好的艺术，有好的文学，那么，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值得留恋的。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总之，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这类东西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说真话。文学批评家要跟自己习惯于说奉承话的坏毛病作斗争，要少一些看情面、讲关系的庸人习气。这不仅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家负责。
其实，提出问题是批评的出发点，解决问题是批评的根本目标。批评家的任务首先在于发现问题，指出问题。据从国外回来的朋友讲，沙龙里的外国作家和评论家，都乐于从否定性的批评中享受乐趣，更习惯于在争辩的气氛中探讨问题，而不是期待着人们廉价的赞美和随喜的掌声。这样真好，这是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说实在的，在我们的评论家中，那种唯唯诺诺的好好先生和巧滑之人，太多，太多；而敢于放胆直言的“傻瓜”，又太少，太少，这很不好。
陕西的文学批评是有成绩的，但缺乏活力和锐气，让人觉得沉闷、单调。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学养和艺术鉴赏力，都是极好的，但大家彼此之间太客气了。这既无助于形成真正的友谊，也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采访者为《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转载自《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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