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沫：亮出你的舌苔——有感于李博士直谏陕西文坛

一个病人，身上害了些溃疮，而瞪大镜片后执著冷静眼珠的外科医生，信誓旦旦地认定它为“肉感之花”、“艳若桃樱”，这样的大夫，不是波德莱尔式的噬血诗人，那么，他便是一个混账！

这样的假设，在西安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不幸被我撞上。那些满腹经纶、口吐锦绣的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教授们，慷慨激昂，手里胕着话筒，高谈宇宙意识、终极关怀、还有小说艺术……我在纳闷：这些几乎终生亲近“文学经典”，饱食古今中外高深博大的文学理论的人，怎么变成了用关中民间话说：“混眼子，不识货了”。成了文章开头假设的那位外科医生。

陕西文坛的这种恶劣现状，受到了文学博士李建军先生的直谏痛陈。有人把李建军比喻为“看见皇帝没有穿衣裳的那个小孩儿”；也有人讥评他在哗众取宠。我看到的是李建军对陕西文学的那份乡情挚爱，对神圣文学的那腔真诚和直刺病灶、挎刀跃马、单刀直入的诤谏勇气。他的郁忿和含有杂质的情绪底里裹藏着一颗对文学这高贵又神圣的玩艺儿的赤子之心。他对陕西文学现状的直谏痛陈，是陕西文学评论界多年来罕见的黄钟大吕。

客观地说，陕西文学界能诞生出柳青、陈忠实、贾平凹、路遥这样著名的作家，是陕西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但那总归是发生过的。柳青、路遥故去，90年代初“陕军东征”的烟尘已飘走七八年。贾平凹、陈忠实还在写作或将进行写作。我所尊敬的贾平凹先生自《废都》后的长篇小说写作一部接一部，却令人失望，直至出现像《怀念狼》这样的败作，尤其令我不惑的是竟有人拿三十多万的印数企图支撑它的文学价值，琼瑶的哪一部小说不比贾平凹的作品发行量大，那有文学价值吗？我们不能把商业炒作误认为文学成功！

平凹先生的文学天才与他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现实出现的强烈落差，令我反思，我也真诚地建议平凹先生揣摸揣摸，可要当心陷入您自题款的《贾平凹文集》书脊上刘邦诗句的字数冥冥给您启示的终生将可能写出X部著作的幻觉陷阱中，而像一个文学计件工一样去要拚命完成上帝可能并未分派给您的那么多的工作任务。您的文集在同年龄档的作家当中已经够厚了，多一部少一部读者都不会真的在意；我想，真应该在意的可能是现在商业行语中所流行的“精品”或“极品”。我知道，这对作家或许要求过高，像过去没讲计划生育政策时代女人十个八个地生娃，不可能个个俊男美女，但现在可讲的是“优生”，作家是不是在“优生”上需要下点功夫，切不可被虚假的市场和虚幻的读者期待所致幻！

《贾平凹文集》共14册，王永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每册依次在书的封面上印上《大风歌》里的字：大，风，起，兮，云，飞，扬……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这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杰作，从诞生至今，评论如潮，“茅盾”文学奖也拿了，文学评论集已汇编成册，文学成就，名山可藏。李建军对其中狭隘的民族意识的批评，并引出中国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普遍存在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精神高度等方面的缺失，实为中的，对于陈忠实先生隐忍修订《白鹿原》，虽在获奖当年，文坛内外，訾议斐然，至今，我仍如鲠在喉，“修订”和“获奖”的背后，我发现中国所谓主流作家缺失的东西。我在自问：他们为什么写作？他们追求什么？他们除把文学当做文学外还将文学当做什么？他们的心灵呢？他们的自由呢？他们的文学信仰呢？他们会不会拒绝？拒绝影响决定着追求。

他们什么时候知道为自己写作？别人要夺你的操守时，虽然给你有金钱和荣誉的许诺。中国作家应该是有希望的，但“大”作家前要加上一个“伟”字，怎么都难顶得起，就差那么一步，有人说距离很远，但我认为，这么一步却是深刻的、尖锐的，甚或是要脱胎换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曾经假设将我置到陈忠实先生当时的情境，我能做的怎么样，我在拷问自己，同时在拷问所有的中国作家。

有人预言，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谈话的时代。现在的评论家已开始不大喜欢独坐书房，面对文本和虚空，挥动语言的刀枪，而大都喜欢面对媒体记者的话筒（李建军不幸也进入这种误区），尤其是喜欢出席各种研讨会，用口代替手，或在手之外再加上一个口，听他们在研讨会上发言，长见识不少。

首先是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名词，如灿烂的蝴蝶在会场中飞舞，不幸几只粘在参会者的脑袋、肩膀、襟下，还会带出会外，流播社会。其次是嘎吧哩嘣的句式，口语化皮囊下蜇伏着，绕口难嚼的学理化欧式句式中间还夹缠镶嵌点缀着大而无当的形容词的光辉；第三是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一般来说都讨好清高地在作家和同行面前虚伪客套地谦逊两句：“时间仓促，作品我初略翻了一下，谈几点印象或感觉”。一般谈三点，有的也谈四点，最后补充一点不足。十个、八个（一般是从官到民、从老到少的法定次序）话筒前谈完后，哈哈一笑，到痒为止，稍着点痛，更不见肉，何谈血、心。最多的是溢词和希望。酒肉宴席一吃，还有出场费红包意思（有的是赞助研讨会厂家的纪念品）。

一般尚未见红的作家，绷红着拘谨的脸诚恐诚惶地谢甲谢乙，笼而统之地感谢评论界前辈老师；已红或大红的、或清醒一点有骨肉的作家，口里道谢，心中暗骂，把个文学作品研讨会搞成了“保健品”或“卫生巾”新产品推广会。研讨会最大的特点是，作家和评论家面对面可以互动。一般邀请的都是熟人，多为凑兴、捧场、赶热闹，都是熟人或朋友的朋友，不能不来，来了不能不说两句，在作家当面，你能不拣好的说？

我的一位文学朋友，恶毒地认为评论家把参加各种文学研讨会当成了“菜篮子工程”。语虽对评论家有失公正，但现象之后诱陷出一个巨大的暗角。这就是他们把真诚、良知、理性、价值判断等等这些评论家经常高挂口头的词汇的内质慢慢丢失了或将其不断地巧妙地遮掩起来，仅留下这些词汇的空壳。而社交场和交易会的语言范式如鲜花般怒放。文学作品研讨会是近几年来文学评论界的一个窗口或阳台，或成了舞台和主战场，它所暴露的风光，足令巴赫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惊诧。

李小山先生说过：

李小山先生指出了问题的一面，对于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我仍深深地怀疑他们是不是合谋着愚弄读者，亵渎神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无论从哪一面理解，作家和批评家的这种关系现状都是极不正常的。在寻找原因时，李小山先生认为是“基于文学的理解上的差异”。我坚定地认为，李小山先生过于善意和天真了，或许它也是一种可能的真实，文学理解的差异、文学观念的不同，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作家、评论家、理论家那里都是必然的存在，因为文学无真理可言。

我认为突出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和评论家相互间缺乏从文学精神本质出发所必须的那份真诚和坦诚。中国人（包括作家、评论家）大都陷进委琐、耗神的人际关系的黑洞，缺乏对自我良心的忠诚，朋友、同行、圈子中间，缺乏对“真问题”发表“真见解”的坦诚，惯于虚与委蛇，巧令声色，投其所好，自我装点，你好我好大家好，和气一团，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变革转型期，价值失范、相对主义盛行，缺乏信仰和理性精神，有的问题美丑不辨，失了是非标准，文学这方神圣的境地虽然仍有着特殊的语境限制和表达的禁忌，但恶俗不绝，面对现状，时不时使我退守到佛语“世上无净土，净土在心中”。

一种批评家，往往是用自己理念中最理想终极的文学标准来要求框定作家现实当下的文本或文学实践，而对作家来说，最理想的作品是永远写不出来的，永远生长在作家自己的意念中，而写出的只能是次好的。这种对理想的文学和文学实境理解判断上的差异是不可弥合的，属于永恒的缺憾，不可补救，具有神性，不可亟及。每个作家和评论家都做这样的梦。

最好的批评家就是那种能用自己理想的文学样态，瞄准作家创作实践或作品文本，发掘出深邃尖锐的问题之核，给作家以启迪，助读者以审美。李建军对《白鹿原》及陈忠实创作的研究及批评，就初备这样的批评意识、价值判断和学术理性。虽然，他对贾平凹先生《废都》以后的创作以至《怀念狼》失败的批评，带有情绪性的杂质，印象化、概念化、缺乏学理剖析的缺憾，但他的真诚无疑是值得呼唤的。

李建军直谏陕西文坛的意义在于，呼唤诚实写作，崇高写作，坦诚批评，重新鼓荡陕西文坛在陈忠实、贾平凹之后的雄风。他是一个文学赤子对故土杜鹃啼血的热爱，血虽酷虽烈、带咸带腥、或忿或杀，那一点点真是值得陕西文学界深思自省回味的。

我忍不住还想引用李小山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