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卢迪：好的文学关乎终极关怀——谈谈诺奖作家韩江的《素食者》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代表作《素食者》由《素食者》《胎记》和《树火》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组成，讲述了女主角英惠因做梦而决定吃素并渴望变成一棵树的故事。总体来看，此书基调阴郁又隐喻深远，有很大的阐释和探讨空间。

第一部《素食者》从丈夫小郑的角度讲述了主角英惠由于一个梦而开始吃素，最后在姐姐仁惠乔迁新居的家庭聚会上，英惠被众人强迫吃肉，被其父当众掌掴而割腕，自杀未遂后住院乃至被认为“是从精神病区跑出来的”。故事结尾小郑扒开英惠“紧攥的右手，一只被掐在虎口窒息而死的鸟掉在了长椅上”的描述，是以死鸟隐喻了素食者英惠被“捕食者咬噬”。

看完此篇，我联想起了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韩江则借施暴者“父亲”之口直接说道：

这两段话中的“吃人”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可以说，狂人和素食者英惠面临一致的困境，即文化秩序对个体自由的压迫。

第二部《胎记》是以主角英惠的姐夫——一个事业毫无成就的中年艺术家的视角叙述的。他虽“敬业”却一事无成，还满身疲惫，又不承担家庭责任，是一个受现实压迫转而又欺凌更弱者的形象。小说借姐夫以艺术“纯真”名义对英惠进行人体彩绘并性侵的叙述，把那种压迫人性的社会暴力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展现到了极致。

艺术家姐夫为何会越过伦理边界，是为实现艺术“纯真”还仅是欲望之故？其实，在艺术和欲望之外似乎还有一个导致事件发生的隐藏因素——名利。相对于经营化妆品店的妻子仁惠，艺术家赚钱能力不行，在家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想创造出非凡的艺术。虚名让艺术家处于疲惫压抑的状态，而病态的欲望又驱使他最终踏上了不归路。相比于对其谴责，更值得反思的是人们对待名利的态度，以及因追名逐利而导致的对家庭责任的失职和对妻儿亲情的辜负。

第三部《树火》讲述了姐姐仁惠将丈夫和妹妹英惠送入精神病院后的故事。姐姐仁惠在妹妹英惠的绝食和艺术家丈夫的失踪这两个重大变故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读者也了解到她们的童年是生活在父亲的暴力之下的。在得病以后，仁惠回想起与丈夫共度的漫长岁月——“那是一段没有喜悦与激情，彻底靠忍耐和关怀维持的时间。”这也许正是很多中年女性的真实写照。

《素食者》的三个故事以不同的视角交叠、碎片化的讲述方式和主角携带着童年创伤的梦的反复呈现，反映出了作品主题——文化秩序对个体的压迫导致了人的变形。关于“变形”的故事，我们能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也能想到梁祝化蝶和白蛇传的故事。不同的是，韩江直接将英惠变成了一棵树——植物相对动物更加被动，进而强有力地表达了韩国女性的困境。讽刺的是，现实中韩江也遇到了英惠的困境——她获诺奖后以不庆贺来表明自己反暴力的态度，可她父亲不尊重女儿意愿召开了庆功会。

事实上，在强大的社会文化秩序下，个人自由意志的空间是非常狭小、几近于无的。这种情形在我们身边也比比皆是，如对大龄女青年的催婚催育，对一事无成者的嘲讽欺辱，甚至很多人连发朋友圈和微信群点赞都非本意。事实上，独身、躺平和低调本身是个体自由，但个体选择不为文化秩序所容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会被家人“关心”、被上司“指导”、被社会“挤压”，然后“变形”就产生了。

《素食者》中的英惠姐妹都是这种社会秩序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只是各自承担的角色和受害的情形不一样。主角英惠是一位丈夫眼中缺乏女性魅力却有着传统美德的贤妻，她和丈夫貌似和谐的婚姻关系背后实则潜伏着韩国女性的普遍精神危机。英惠放弃吃肉，即使面对全家人共同的压力，她宁愿割腕也要坚持做“素食者”，实质是单方面退出了“贤妻良母”的文化秩序。

那么英惠为何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一个梦吗？通篇来看，导致妹妹英惠走向素食者道路的直接原因是她幼年受到父亲的暴力所致。英惠的梦境展示了韩国以父权为代表的文化秩序的暴力、残酷和血腥。在梦境外，父亲对待狗的态度、逼女儿吃肉以及对女婿抱有歉意等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这种都暗示着虽不尽合理却难以反抗的、甚至被社会普遍视之为正常的文化秩序深深地规训着每一个人。

仁惠在绝望中回想妹妹英惠的人生过往，在谈到姐妹俩年幼时常被性格暴躁的父亲施暴时，反思道：“如果那天晚上真的像英惠说的那样离家出走的话，就能改变结局了吗？”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及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我们知道，人的第一属性是社会性，人离开了社会是无法存活的——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可以说，韩江的这部作品延续着对21世纪“娜拉”命运的思考。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悲剧主要是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在《素食者》中，姐姐仁惠虽有不错的谋生之道，但强大的文化秩序依然制约着她，她“突然觉得自己仿佛从未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仁惠直到失去了健康，痛得无法再拖了才抽出时间、鼓起勇气去检查身体、反思人生。在得知自己并非不治之症的那瞬间，她反而“感受到了意外的痛苦”，因为“活下来的时间无限地延长了”。

正如这样的描述：姐姐仁惠“始终觉得体内存在着伤口，而且那个深不见底的伤口仿佛比身体还要大，就要把自己彻底吞噬了一样”“她知道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现在不过跟幽灵一样，孤独的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戏”。面对生活她想过逃离，也决然地从无法精神共鸣的婚姻中挣脱了出来。但是，生活就还要继续，而且“除此以外，她别无选择。”可见，当下“娜拉”的困境依然存在，韩国女性争取自由的道路依然漫长。

此外，作者借仁惠之口还讲道，艺术家“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加入翅膀”，但他“最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飞起来”，而是得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艺术梦碎，家庭破碎，被放出拘留所后销声匿迹。这也是一种“出走”，更深刻地表达了社会文化秩序借名利对人性施加的压迫的主题。殊不知，虚名实利都不过过眼烟云。人活一世，能顺风顺水把生活过好是最好的；如不能，那便顺乎本性，在安贫乐道中把身体和心情照顾好，就是智慧。

因吃肉问题爆发的冲突暴露出英惠被物化的现实困境：以“健康”为由，无论是恶语相向、肢体暴力，还是苦口婆心、糖衣炮弹，都是为了让英惠承担文化秩序需要的社会角色。她从为素食而割腕，再到为绝食而成为一棵树，一系列“变形”“出走”行为的本质是抗议。韩江通过夸张的情节，表达了在文化秩序下被物化个体的被动式、自戕式反抗，也体现了在韩国文化秩序下追求独立自我的艰难。

丈夫对英惠吃素的选择只觉荒唐和不解，却“内心只有对妻子的憎恶之情”，不愿深入妻子内心了解原因。透过丈夫的视角，作者写出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困境；在艺术家姐夫眼中英惠臀部“像绿叶一样的胎记”让他沉迷并对其性侵。透过姐夫的视角，作者写出了女性在社会交往中的困境；姐姐仁惠试图从精神层面去找寻造成英惠悲剧的原因。透过姐姐的视角，作者写出了女性在童年成长中的困境。三重视角下的英惠分别被贴上“恐怖”“艺术”“精神恍惚”的标签，但真实的英惠始终无人倾听和理解，所以她选择做一棵沉默的树。

漫遊者2023年版

“沉默的树”外表看起来坚实，内部其实早已被蛀空，成了“空心树”，这隐喻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空心化”。当仁惠意识到“当下她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痛苦与失眠，正是英惠在很早以前所经历的一个阶段”时，她突然明白英惠已经“彻底放弃了求生的欲望”——她在进行自戕式的反抗。故事结尾，她眼神幽暗而执着，紧盯着路边“熊熊燃烧”的树木，“像是在等待着回答，不，更像是在表达抗议。”

在妹妹因为胃出血而转院时，仁惠慢慢意识到“他们的肢体动作仿佛是为了从人体中解脱出来一样。”这种思想转变是否是仁惠对生活常规的一种无意识反抗？仁惠反思假如没有孩子赋予她责任，也许自己也会走妹妹的那步路。但她安慰孩子说：“你瞧，这只是一场梦而已。”这何尝不是仁惠对自己的安慰呢，又何尝不是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呢？

《素食者》中写道：“唯有开怀大笑可以奇迹般地止住痛苦。”文学大概就像“开怀大笑”一样，虽疗救不了病根，但可以且应该以其终极关怀而给人“止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有人，就有文学的一席之地。让人身心健康地活着是文学的基本追求，让人活得像人是文学应有的品格。但审读当下的中国文学，似乎很难看到关乎终极关怀的作品，作家也大多在附庸现实、追名逐利。任何领域，在名利上深了就在智慧上浅了。作家只唱赞歌、只咏风月，那是失职；而批评家不对谄媚低俗的作家痛斥批判，也是失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复兴，需要出现关乎终极关怀的文学。但在现实中，人们对官员的批评多，而对作家相对宽容，以至于不能给人民带来精神力量和自由意志的“屎尿屁”作家遍地。正是由于作家的无品格和批评家的不敢为，导致当下中国很难见到关乎终极关怀的文学。只有人民有力量，国家才有希望；只有个体有自由，国家才有文明。王国维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缘故就在这里。

读《素食者》，我感到震撼佩服之余还有一点不舒服，因为这个故事的基调过于阴郁幽暗。幽暗的世界也许真实存在，疲惫的身心也许比比皆是，暴力秩序下的人性压抑也处处可见。但谁家的锅底不是黑的呢，谁的人生又不是艰难前行呢？按西方理论，以病态故事反抗社会是最有力的。但我个人觉得这种带有意识流风格的试验文学还是缺乏厚重感，还是更推崇中国传统写实小说。

但我想韩江这么写，可能是因为普通故事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韩国难以发表，更大的可能性是作家创作现实题材的功力不够，就走上了这条讨巧的意识流之路。不可否认的是，这是韩江反抗围困她的粗俗世界的成功之作。此书启示我们，不论是家庭暴力、婚姻淡漠还是文化秩序，都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极大压抑。当人走向非人时，最好找一个适当的情绪发泄渠道，可以是吃饭、喝酒、聊天、唱歌、跑步、旅行、读书、写作等，以避免走上英惠那样的命运。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提供情绪价值。文学作品给人的情绪价值就体现在文学的终极关怀中。但我以为这种关怀不应只是犀利的解剖，还应提供祛病的良药。韩江在解剖以暴力为表象的文化秩序压迫个人自由的“症结”时，并未开出对应的“药方”。对此“病灶”，我尝试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中开出一味“土方”：一味叫孟子的浩然之气，一味叫庄子的逍遥之心，两味药一比一混合服用，当然还有一个叫做“自然”的药引子。

人活一世，往往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挣扎，有些人追求自由、及时享乐，乃至于放飞自我、众叛亲离；但更多的人是被文化秩序规范成了各种社会角色，以至于忘了自我甚至失了人性。个人在面对文化秩序的重压之时，孟子的浩然之气可让“社会我”不失正直；庄子的逍遥之心可让“自然我”不失公德。个体若能顺自然之性，养浩然之气，得逍遥之心，便能越秩序而得自在、名枷锁而实自由。如此，便实现了文学的终极关怀。

西方的文学理论认为，写故事的唯一职责是揭示真相，小说家的布道要不着痕迹，让读者看到真相，人们自然会有反应，因为南墙比说教靠谱和管用。虽然人生最好的老师不是建议、规劝和管教，而是南墙、大坑和棺材，是吃了才能真正成长的大亏，但我还是想开个土方子，毕竟以肉身之躯去撞南墙也挺疼的，说不好一次就撞死了。至于背负说教的骂名，那是意料之中也无所谓的了。

最近，作家琼瑶以特别方式离世，引起不少对她自由选择死亡方式这一行为的口诛笔伐。这一幕，多么像《素食者》的故事！人们总是对“自戕”字眼避之不及，甚至视之不祥，是因为大家面对强大无形的文化秩序，没有勇气探索个体的自由，一辈子只敢躲在所谓“正常人”的概念里。但文学的精神，总是站在少数人的一方，是为弱者而发声和呐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