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创作与批评是互相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话语方式。创作的发展可以推进批评的深入，而批评的独立又促使了创作的前进。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目下的批评却呈现出了许多严重的病灶。我们这里且不说学院派批评的不食人间烟火，单谈谈批评的剧烈失范问题。本来，文学批评应该是独立的，是对创作的一种研究，一种批判，及其对作家善意、严格的扬长指瑕。
可是我们今日的批评家却愿意成为吹鼓手，甚至与作家形成攻守同盟。他们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面对如今的文学创作整体，往往几乎是全盘否定，认为没有产生一部经典作品。但吊诡的是面对具体的某一位作家或作品，他们却经常评价极高，动辄与世界名著等量齐观。这种廉价的哥们式的无限拔高的批评，也无限地恶化了文学生态，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极其不真实的虚幻感、晕眩感。
于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很知名的青年作家口出狂言，轻薄外国作家，侮辱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他们自负地说，我在欧洲见了帕慕克或别的西方著名作家，发觉他并不比我知道得多。他们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他们却不知道。还特地补充：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而我们不但懂西方文化，更懂中国文化。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发言。
首先，写作并不是比占有信息量，写作更需要的是思想，真正的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其次，我们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多少对西方文化有深入了解？甚至对本土文化也是一知半解，充满误解。
是谁让他们如此地自负？批评家应该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作家那些本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滥俗之作，却被批评家捧为世界级杰作，与那些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并论。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作为！鲁迅先生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说：
“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
批评的失范，导致了作家心态的严重扭曲，或者剧烈膨胀，让他们既失去了正确对待批评的良好心态，更缺乏对自己的正确估量。
曹禺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雷雨》《日出》既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之作，也是至今无法超越的杰作。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他还想写出自己认可的大作品。但是心境、才华、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晚年给女儿的信里也还在说：
“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仅仅为他惋惜，我们还深深地敬仰他。没有这样的深痛，他也就不是《雷雨》的作者了。
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无论作品的杰出程度，还是世界影响，都无法与他们相比，但他们的心态却极度地膨胀。这不是我们文学的福音。有机会到国外去旅游，去交流，本来是大好的机会，可以提高自己。但是，他们跑出去一看，惟一的收获就是那些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其实还不如他们。我真为他们如此的自信而感到汗颜、惶恐。
学者杨义说：“什么是大家风度呢？大家风度就是在一个作家的主体艺术机制中得心应手、天衣无缝地融合多端、兼采众长。”如此，才能逐渐产生出大手笔来。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作家在中外文化的修养上，尤其是在旧学的根底上，都需下功夫。“你要进行博大的融合，假若主体文化素养不够，那么这个融合就很难达到博大精深、天衣无缝的境界。”
中国文学要走出困境，诞生伟大的作品，首先就要求作家必须有广博的学识，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过硬的现代汉语表达能力。其次，还必须有一批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对他们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作出严厉而深刻的批评。我们不需要廉价的文学吹捧家，我们更不需要不学无术而轻薄自大的所谓名作家。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为中华民族而忧患，深度探索人性的好作家；一个民族是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必须不断诞生伟大的文学。
（首发于《雨花》2008年0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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