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前沿缅甸》
2024年11月27日
缅甸劳工经常要在掸邦的木姐镇等待数周，才能进入中国云南省边境的工厂工作，在那里，许多缅甸劳工继续面临剥削和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前沿》（Frontier）
官僚主义障碍
边境中国一侧的服装厂和其他工厂并不缺少工作。瑞丽和云南其他城镇的工厂每月的工资从600元人民币到2,000多元人民币不等。然而，在中国找工作需要克服一些官僚主义障碍。
缅甸公民有资格获得两种边境通行证进入中国，具体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持有木姐县——包括木姐、贵概（Kutkai）和南坎（Namkham）镇区——户籍文件的缅甸国民有资格获得有效期为一年的红色边境通行证（BP）。
来自缅甸其他地方的人只能获得临时边境通行证（TBP），允许他们在中国停留一周。
临时边境通行证计划于2020年初暂停，当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实施了旅行限制。当该计划于去年9月重新推出时，来自缅甸各地的人们涌向木姐，希望获得临时边境通行证进入中国，然后在中国找到长期工作，尽管通行证只适用于短期停留。但自那以后，需求还是一直居高不下，因为缅甸因2021年军事政变和持续的内战而面临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要申请临时边境通行证，工人必须出示公民核查卡（CSC），俗称国民登记卡（NRC），以及唯一识别号。后者指的是去年推出的一种“智能”卡，其形式为带有10位数字、个人信息和二维码的纸条。它们旨在最终取代公民核查卡，并增强军方执政团的监视权力。
一旦劳工到了中国，工厂就可以为他们安排正式的工作许可证。
获得临时边境通行证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当申请人在木姐等待领取通行证时，经纪人会提供工厂的预支款，以支付交通、食宿费用。然后，这些钱会在劳工开始工作后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对于那些抵达边境时经济条件有限的求职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也是大多数缅甸劳工在开始在中国工厂工作时就已经负债累累的主要原因。
玛迈督（Ma May Thu）于9月前往木姐，预计将等到12月才能拿到她的临时边境通行证，她告诉《前沿》记者，她计划在工作还债约定下在中国的一家服装厂工作。这位来自仰光沙廉（Thanlyin）镇区的24岁女孩要求使用这个化名来保护自己的身份，她说她对未来感到担忧。
玛迈督说：“经纪人告诉我，我在木姐的日常开支是1.3万缅元，工厂会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这笔钱。经纪人说我每月能挣1,600元。我担心自己会出事，尤其是在听说一些工人在中国遇到了问题之后。”她补充道：“这里有大约80个人和我一样，等着拿到他们的临时边境通行证。”
玛迈督表示，一些求职者在抵达木姐后不久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工作无法保证情况下延长等待临时边境通行证的时间。
她说：“即使我们这些已经通过经纪人与工厂联系过的人，也无法仅凭临时边境通行证就确定这份工作。只有当工厂用正式的用工函雇佣我们时，工作才是确定的。”
自10月以来一直在云南一家服装厂工作的玛珊达（Ma Sandar）表示，她的工作是由一名经纪人按照工作还债约定安排的，她必须分六个月向雇主偿还3,400元人民币，每期600元人民币。
这是可以管理的，因为她在工厂车间担任领导职务，月薪2,000元，但其他劳工必须在债务束缚中度过更长的时间。她说：“一些工人想回去，但他们必须忍受自己的处境，直到还清债务。”
郭毕漂说，他在债务制度下去了中国，不得不向工厂支付5075元。
他说：“我们在木姐的时候，工厂通过经纪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尽快得到这份工作，就必须额外支付2,000元人民币。我们认为我们每月的收入会超过2,000元，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份工作，以为这个金额是可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辞职时最终支付了5,075元的原因。”
被欺骗和监视
郭毕漂很幸运，当他抵达木姐时，身上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迅速还清债务，并在发现中国的情况与承诺不符后就返回缅甸。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木姐慈善组织的一名官员表示，该组织经常为前往中国的边境城镇的求职者提供帮助。
这位官员说：“一些工人在等待临时边境通行证卡时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在木姐的食物和住宿方面遇到了困难。其他人意识到他们被经纪人欺骗并寻求援助。”
“有些人寻求帮助找工作，而另一些人想回去，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交通费。我们尽力帮助他们，但如果他们被经纪人欺骗，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把他们推荐给可靠的经纪人。”
工人们说，为中国工厂招聘的经纪人会从工厂获得佣金，也会从工人那里获得10万至50万缅元的费用。
郭毕漂说：“工厂已经支付了经纪人的费用，所以经纪人不应该向工人要求更多。”
他补充道：“收取额外的经纪费、欺骗劳工和不为自己的同胞负责是不可接受的。”然后他向其他求职者提供了一些建议：“想去中国的劳工需要做彻底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经纪人的研究。我不希望别人经历我所经历的。”
劳工们表示，雇佣缅甸劳工的雇主有责任在他们持临时边境通行证进入中国后，为他们获得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许可，并补充说，雇主与警方密切合作安排此事。工人还必须将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工人在债务偿还完前逃跑。
劳工也受到密切监视。
郭毕漂说：“我工作的工厂有一台面部扫描仪。每天早上，中午之前，我们都必须扫描我们的面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被罚款100元人民币。”
在大多数工厂，工人可以向工厂老板或经理、当地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警方提出对工作或生活条件的投诉。劳工们表示，工厂会提前告知他们相关程序，并提供电话号码，以便劳工在需要时联系警方。
然而，工厂管理层严格禁止抗议、罢工和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这意味着劳工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违反规定和程序的劳工将被驱逐出境，并可能被禁止在一到五年内再次进入中国。
一位在瑞丽一家工厂工作的缅甸女子说，换工作场所很困难。
这位女子说：“如果我们不想再在一家工厂工作，我们也很难轻易换到另一家工厂。相反，我们必须通知工厂官员，然后由他们通知警方。警方随后将我们送到边境。”
“我们必须按照他们说的来做”
缅甸劳工表示，中国在解决工资剥削、侵犯劳工权利以及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恶劣的生活条件方面做得很少。
一位在云南一家服装厂工作了近三年的女子表示，那里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缅甸国民，其中仰光或曼德勒的劳工人数最多。
她说：“虽然我们没有完全的劳工权利，但由于我们国家的情况和谋生的需要，我们被迫忍受这一切。”
金色大地新闻社（ShwePheeMyay News Agency）11月初报道称，瑞丽一家服装厂约有700名劳工就工资剥削指控寻求与管理层谈判，但雇主没有回应。
“我们甚至不能考虑举行抗议活动。”玛珊达说，“抗议只会导致我们被捕和被解雇。”她补充说，很少有经理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
“如果工人做了什么，管理层就会报警。警察像打狗一样殴打工人。在我们的工厂，如果一名男性劳工下班后喝啤酒和和其他人一起唱歌，他们就会报警并举报他。如果我们因为出了什么问题而要求什么，他们就会无视我们。我们没有权利抗议。我们必须按照他们说的来做。”
木姐慈善组织的官员表示，缅甸劳工在中国的劳工权利应根据两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得到保护。
他说：“大多数中国商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不容忍工人的抗议。如果他们能通过谅解备忘录制度进入，对劳工来说会更有好处。”
曼德勒省皎西（Kyaukse）镇区的一名妇女告诉《前沿》记者，她花了16天时间前往木姐，以便去瑞丽工作。
她说：“我们经过的地区并不和平，所以我们必须走另一条路到达木姐。”她指的是去年北掸邦大规模冲突造成的混乱，“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走的是哪条路。”
一到木姐，一位经纪人承诺帮助她办理临时边境通行证，并为她在瑞丽的一家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起薪2,500元人民币。
她说：“工厂说，如果我想快点开始工作，我可以额外支付4,000元人民币，但我付不起那么多，所以现在我在木姐等了很长时间。”
在镇上呆了两个多月后，她终于在11月2日拿到了临时边境通行证，但三周后，她仍在等待越境工作的通知。
她说：“在我等待期间，我的临时边境通行证已经过期，但工厂表示，即使临时边境通行证过期，他们也会对我的工作许可证负责。”
“与此同时，我的经纪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木姐寻找工作，等待。我离开家去工作，所以我不想回到皎西。我想在中国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比在我的国家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