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莹 | 燕文贵《溪风图》题跋残卷初探——兼论大长公主雅集的成员构成与政治联动

燕文贵《溪风图》题跋残卷初探——兼论大长公主雅集的成员构成与政治联动

文 ˉ 段　莹

【关 键 词】《溪风图》题跋　元大长公主祥哥剌吉　书画雅集

北宋燕文贵《溪风图》，曾藏于清内府，见于《石渠宝笈初编》卷六御书房著录，云：

宋燕文贵溪风图一。次等荒二。贮御书房。素绢本，墨画。无款，姓氏见跋中。拖尾有朱僎跋凡二，又冯子振、李源道、王约、刘赓、袁桷、赵世延、张珪、邓文原、陈庭实、柳贯、陈颢、魏必复、李泂、杜禧、赵岩诸题句。[1]

惜著录甚略，未详诸公题跋内容。关于此卷入宫前的梗概，宋荦《西陂类稿》亦有记载，云：

叔高画最不易得。余家赐画旧有叔高《溪风图》，绢本，高头长卷，布景幽峭，笔墨精致。后有元冯子振奉皇姊大长公主命跋，同时馆阁诸公题咏将二十人，惜以气色黯淡乙之。后归梁棠村相国。相国殁，书画多散去，访之遂不可得。[2]

此卷同样见于《佚目》记载[3]。《溪风图》真迹，为旅日程琦所藏（图1）。关于这件作品的流传过往，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提及此卷为张大千从东北货中所收。[4]王连起先生《谈访美看画遇到的“双包案”问题》一文中亦有详说，提到此画曾入张大千手，后来有摹本流入世间[5]。目前《溪风图》真迹见于影印本，仅有黑白影像，亦不甚清晰[6]。从其画面来看，颇似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江山楼观图》，只是其卷首尾似未尽，不知是否为山水长卷其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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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ˉ 燕文贵《溪风图》，程琦旧藏

《溪风图》卷流出清宫后遭到撕毁，题跋已与原画被拆分且不全。目前存世可见者，一段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包括王约跋“集贤”二残字，刘赓、袁桷、赵世延及张珪跋两行，其中刘赓跋首行仅余八字，以下不存（图2）。释文云：

燕文山水亦云工，不□□□□□中。岂意今朝遇真赏，珍藏十袭烛明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刘赓。

晚色苍茫外，秋声缥渺间。乱溪环水佩，千嶂叠云鬟。晓瀑村舂急，风林寺铎闲。片帆如可托，吾欲与君还。翰林直学士袁桷敬题。

楼外青山冷贴云，归舟两□近柴门。披图忽动莼鲈兴，梦绕江南烟雨村。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赵世延敬题。

岚光波影照横披，诗自无声景自奇。可是幽人心坦坦，风烟何（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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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ˉ 《溪风图》刘赓、袁桷、赵世延、张珪等题跋残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溪风图》的另一段题跋近年现世，包括邓文原、陈庭实、柳贯、陈颢、魏必复、李泂、杜禧、赵岩八家跋[7]（图3）。因释文不见于《石渠》等书著录，故录于此：

人生阅世如流水，此身误落樊笼里。溪山一见增眼明，不待尘缨濯清泚。青山绵亘龙蛇盘，溪流沄沄石齿齿。天风浩荡从何来，草树纷披殊未已。回岩古寺阴雨垂，远道行人暝色起。疑有高人此玄悟，枕流漱石为佳耳。燕侯下笔天机精，不逐丹青较形似。谁知盘薄画史家，乃是骁腾羽林子。集贤直学士邓文原敬题。

草树云烟似有无，燕文胸次出规模。细看惨淡经营意，不减温台雁荡图。儒学提举陈庭实谨书。

开图却忆镜中行，层青叠翠遥相迎。冠山楼阁疑太重，隔崦云霞欣暂明。千帆已过孤鸟没，万籁不惊双管鸣。艺文一代审所尚，燕贵固足争能名。国子博士柳贯。[8]

风恶小连山，舟行映间。冷云横谷口，古寺野僧闲。集贤大学士陈颢敬题。

陌尘汀树争明昧，泊浪江涛接渺茫。山气夕佳才仿佛，风云野色共苍苍。集贤侍讲学士致仕魏必复题。

瀑写天绅翻雪浪，山浮日彩动金澜。蒲帆十丈云飞过，翠阜琼楼取次看。李泂敬题。

出没云烟见轰锁，河山佳丽入横披。伫观文贵挥毫妙，则与咸熙继后规。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杜禧敬题。（款右有一“烘”字）

天外晴鬟翠作堆，恍疑人世望蓬莱。兰舟曾湿苏堤雨，看彻梅花载鹤回。赵岩。

图 3 ˉ《溪风图》邓文原、陈庭实、柳贯、陈颢、魏必复、李泂、杜禧、赵岩八家跋

其余朱僎、冯子振、李源道、王约跋的大部分及张珪跋的另一半均不明下落。此两种题跋残片，留存包括王约残字在内的十三人跋。其题跋者包括佚失部分在内总共十六人，比《松风阁诗》的题跋者还要多两人，两卷题跋重叠者为十三人，使此卷成为与黄庭坚《松风阁诗》（图4）相呼应、可追溯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雅集盛况的另一件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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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ˉ 北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鲁国大长公主雅集的成员构成与政治联动

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雅集，是元朝皇室鉴藏的重要事件，傅申先生《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中有专章予以探讨。相关研究还有201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专题展览，以及陈韵如《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鉴藏文化》[9]。关于这次雅集，袁桷《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云：“至治三年（1323）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礼成，复命能文词者叙其岁月，以昭示来世。”[10]

这次雅集历来被视为元朝皇室鉴藏的代表事件，特别是祥哥剌吉以蒙古皇室女性的身份延揽众多文臣，引领鉴藏风气，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接纳，为人称道。但在这著名的文化活动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内涵。祥哥剌吉为武宗妹、仁宗姊，仁宗即位后被封为皇姊大长公主，颇受厚遇，而其时祥哥剌吉并未长居京师，而是一直居住在封地全宁（即今内蒙古赤峰）。柳贯《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云：“延祐四年（1317），鲁国大长公主以帝姊居藩，首捐汤沐之资作新庙于大永庆寺之东。”[11]《护国寺碑》亦言：“延祐五年（1318）岁在戊午，皇姊鲁国大长公主新作护国寺于全宁路之西南……今大长公主之在藩，首重是祠。”[12]《元史》载延祐六年（1319）秋七月“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13]。说明在仁宗朝，祥哥剌吉居于封地，安享荣宠，并未着意笼络文臣，显露政治倾向。

这一转折发生在英宗朝。祥哥剌吉于至治三年（1323）三月在大都举办雅集，而她从封地赴京的具体时间，史料不详。其赴京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至治二年（1322）八月太皇太后答己去世，而前往大都奔丧[14]，其后驻留京师一段时间，并于次年的三月召集文臣举办雅集活动。这起事件并非临时起意，联系英宗时朝局可以得知，祥哥剌吉应是在太皇太后与权臣势力消歇的情势下，以文化活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其以姑母的身份，对同一血脉的英宗予以支持，并通过对英宗信任的文臣群体的笼络，在朝中形成政治势力间的联动，这即此次雅集的根本目的。

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驾崩，英宗即位，时方18岁，朝中政权迅速由太皇太后答己及右相铁木迭儿把持。铁木迭儿上台后，大肆排除异己，杀害前朝被仁宗信用的萧拜住、杨朵儿只等，对政敌赵世延、李孟、韩若愚等亦予以迫害。时英宗羽翼未丰，对铁木迭儿的专权跋扈不得不予以退让，同时暗中培植亲信势力，提拔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相，成为其股肱之臣。拜住为成吉思汗骁将木华黎后人、开国元勋安童之孙，故能制衡铁木迭儿，令其“百计倾之，终不能遂”[15]。英宗即位数月间，即铲除与铁木迭儿、答己勾结的贺伯颜、阿散、脱忒哈、黑驴等。至治二年（1322）八月，铁木迭儿、太皇太后答己相继去世。以此为契机，英宗进一步清除铁木迭儿余党，十二月诛杀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至此，英宗朝权臣当政的局面暂时告一段落。

英宗在东宫时即受汉文化教育，与汉族文士亲近。即位之后，其推行一系列举措，选拔人才。至治二年（1322）扫清障碍之后，英宗在拜住的辅佐下，开始进一步推行政治主张，大规模起用汉人知识分子。至治二年（1322）冬，其起用铁木迭儿当权时备受迫害的张珪为集贤大学士[16]。同年，王结受拜住提拔，除吏部尚书，并荐名士宋本、韩镛等十余人[17]。邓文原自外任被召为集贤直学士[18]。同受拜住提拔的还有李泂，被擢为监修国史长史[19]。至治三年（1323）春，英宗又在拜住的谏议下，尊礼老臣，请出铁木迭儿专权时期辞职不出的王约，拜集贤大学士；并征召前集贤侍讲学士赵居信、直学士吴澄，予以任用[20]。英宗还大力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充实台阁。时虞集丁忧返乡，拜住为征辟虞集，不惜派使臣远赴蜀、江西，又追至吴地[21]。虽然此后不久英宗、拜住遭到暗杀，但对虞集的征辟却对其后泰定、文宗二朝产生重要影响。

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的雅集在至治三年（1323）三月甲寅，即二十四日，这个时间恰好是铁木迭儿倒台后，英宗更新朝政、复起老臣、选用人才的时期。而所邀参与雅集的诸宾客，包括王约、陈颢、袁桷、柳贯、邓文原、冯子振、赵岩、李泂、魏必复、杜禧、张珪、孛术鲁翀、李源道等，其人选亦与英宗的拔擢紧密相连。其中，王约、张珪都是在铁木迭儿卒后，随即被英宗重新起用的重要人物。李泂、邓文原也以此为契机得以被提拔。此外，像袁桷、柳贯等，皆历仕数朝、稳居台阁，在英宗朝也深被信用，孛术鲁翀更是欲避权臣之害而被拜住强起[22]。由他们构成的台阁文臣群体，实际正是英宗更新朝政，欲以信赖倚重的核心力量。

在这些文臣中，一些人与武宗、仁宗及大长公主一脉有较深的渊源，如王约、陈颢，二人都曾侍从潜邸，并在二帝的继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约字彦博，其先汴人，祖徙真定，受王磐举荐起家。成宗驾崩后，安西王阿难答欲夺权，密谋推皇后伯要真氏当政，仁宗自怀州还大都，对发动政变者予以肃清。在这一过程中，王约提出应诛杀逆党，得到仁宗的赏识。后武宗即位，仁宗被立为太子，将王约召至东宫辅佐，礼敬有加。仁宗即位后，拜其为集贤大学士，推恩三世，待以盛宠。[23]《溪风图》后原有王约题跋，惜已不存，仅余“集贤”二字。《松风阁诗》后则有王约完整题跋，可以窥见其书法面貌（图5）。

图 5 ˉ 王约跋《松风阁诗》及《溪风图》题跋残字

陈颢字仲明，清州人，为金人后裔。登王磐、安藏之门，受安藏引荐，侍仁宗于潜邸。仁宗奉母后出居怀庆期间，陈颢侍从，并向仁宗讲述古圣贤居艰贞之道。成宗驾崩时，陈颢为仁宗谋划入定内难并迎武宗事。故仁宗即位后，以推戴旧勋，拜陈颢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政事无不与闻，特见荣宠。仁宗崩，陈颢辞禄居家十年，文宗继位后，复起为集贤大学士。[24]据此，在英宗、泰定二朝，陈颢并未复任。其《松风阁诗》后题跋，落款也署为“前集贤大学士”。陈颢辞官居家，暂时未被起用，但仍被大长公主特地邀为座上宾，应是念及其推戴兄弟的功劳，同时也有提醒英宗自己与之为一脉血亲、荣辱与共的用意。

《溪风图》后有陈颢题跋，落款官职却未加“前”字，不知何故。虽言陈颢于天历时复起原职，但陈颢既已受邀参加至治三年（1323）的雅集，此卷亦为雅集时众文臣题咏之物，不应延至天历时再行题跋。或为漏书所致，待考（图6）。

图 6 ˉ 陈颢跋《松风阁诗》及跋《溪风图》

张珪也是侍从仁宗东宫的文臣之一。张珪字公端，为元帅张弘范之子。武宗即位后，张珪拜为太子谕德，后由仁宗推荐拜尚书中丞，深得宠信。其因忠谠直言，极力反对铁木迭儿、别薛即任，获罪于太后，遭到杖责。英宗即位后，才以四世旧臣对其重新起用。展子虔《游春图》、黄庭坚《松风阁诗》后皆有张珪题跋，其书学颜，体现出北方士人的书风宗尚（图7）。

图 7 ˉ 张珪跋《松风阁诗》及《溪风图》残跋

同为延祐老臣的还有刘赓。刘赓字熙载，洺水人，曾师事王磐。自至元十三年（1276）起长居翰林，史载其“久典文翰，当时大制作多出其手”。[25]《快雪时晴帖》后亦有其题跋。《元史》本传不详，据虞集《刘公神道碑》，其于至治元年（1321）丁外艰，泰定二年（1325）加光禄大夫，则英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刘赓并不在朝中，至治三年（1323）雅集时，他也尚未还朝。落款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监修国史刘赓”。据《神道碑》，其除荣禄大夫在皇庆元年（1312），时间正好相合[26]。至治三年（1323）刘赓已经76岁高龄，为雅集诸人中年长者（图8）。

图 8 ˉ 刘赓跋《溪风图》及跋《快雪时晴帖》

在题跋者中，此时不在朝中任职的还有赵世延，但据其行迹判断，他应没有参与至治三年（1323）的雅集。据《元史》本传，赵世延于延祐五年（1318）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仁宗驾崩后，赵世延遭到权相铁木迭儿的迫害，被捕回京，囚禁累岁，后得拜住相救，得以出狱养疾。直至至治二年（1322）铁木迭儿卒后，才被释出居金陵。泰定元年（1324）方被召还，除集贤大学士。次年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27]《溪风图》后有赵世延题跋，署职“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说明应是作于泰定元年（1324）以后，与雅集的至治三年（1323）三月并非同时。而泰定二年（1325）之后，祥哥剌吉就自京师归全宁，直至文宗即位后方被迎还京。虞集《黄箓普度大醮功德碑》云：“泰定乙丑，鲁国大长公主自京师归其食邑之全宁……天历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长公主于全宁。”[28]则赵世延题跋应是作于泰定元年（1324）。另有《茅山志序》，署曰：“泰定甲子日南至集贤大学士、光禄大夫西秦赵世延序。”[29]与《溪风图》跋所署官衔一致，可证。大长公主雅集中的若干作品，诸如周曾《秋塘图》后亦有赵世延题跋，署“集贤大学士”[30]，应都是作于这一时期。而文宗即位后，召赵世延还朝，赵于天历二年（1329）冬方至京。在传世赵幹《江行初雪图》后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奎章阁诸人题名中，赵世延官衔已署为“奎章阁大学士、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知经筵事”[31]，故亦不应是这一时期。其跋《溪风图》与书于至顺三年（1332）的跋《化度寺碑》相距八年，可见其书风变化之迹（图9）。

图 9 ˉ 赵世延跋《溪风图》及跋欧阳询《化度寺碑》

二、祥哥剌吉的姻亲关系与政治处境

关于祥哥剌吉的姻亲关系，《元史》有所记载，刘敏中《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程钜夫《应昌府报恩寺碑》所记犹详。刘敏中文中记云：

圣元有国以来，勋阀之家女为后妃，男继尚主，世戚之重宠绝常品者，惟弘吉剌氏而已。始由按赤那演，以佐命功显于太祖之世，成宗元贞元年追封济宁王，谥忠武。子驸马纳陈尚主薛赤干，太祖女孙，生子驸马帖木鬼（儿），有功北征，赐号按答儿图那演，尚主世皇第三女囊加真，封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鲁国三子，长为弴不剌驸马，大德十一年封鲁王，尚顺皇女相哥剌吉。上初即位，封皇姊大长公主，子阿礼加世立，袭爵鲁王。[32]

可知祥哥剌吉姻亲之绪及封鲁国之由来。与祥哥剌吉结姻的弘吉剌氏，在蒙古贵族中尤为显赫。其祖特薛禅及子纳陈从太祖征有功，故太祖下旨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世世不绝。”[33]元朝皇后大多出自这一家族。祥哥剌吉的祖母裕宗皇后阔阔真、母亲顺宗皇后答己皆出自弘吉剌氏。阔阔真为忽必烈亲选的太子妃，被称为“贤德媳妇”[34]，答己亦佐命二子一孙先后登极，揽权多年，可以看出这一支女性的强干。祥哥剌吉与弘吉剌氏缔婚的背后，应有母系亲族一派的推动之力。

顺宗与成宗同为裕宗之子，顺宗本被裕宗、世祖钟爱，惜其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早薨。至元三十年（1293），方立成宗为太子。成宗继位后，伯岳吾氏卜鲁罕成为皇后，以成宗多疾而把持朝政，打击对其存在威胁的顺宗的妻儿。大德三年（1299），顺宗长子武宗即被派驻守北方，大德九年（1305），成宗病重，卜鲁罕皇后将答己与仁宗逐出京师，出居怀州。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驾崩，仁宗与太后答己于二月至大都，三月诛杀密谋拥立皇后伯要真氏称制的阿忽台，平定内乱，遂迎武宗返京继承大统。

在这一政治事件背后，涉及祥哥剌吉缔婚的时间问题。史载：“大德十一年三月，按答儿秃长子琱阿不剌袭万户，尚祥哥剌吉公主。”[35]但此年元仁宗23岁，元武宗27岁，则祥哥剌吉应在24岁至26岁间，对于古人而言，这个年龄婚嫁似乎太晚。且当时正处在政权交替的残酷斗争中，以及迎武宗即位的关键时期，选择此时为公主举办婚仪，似不合常情。而更显著的证据是至大三年（1310）琱阿不剌去世，其嫡子阿里嘉室利时年8岁[36]。若按大德十一年（1307）缔婚之说，则二人成婚仅三年多，不应有8岁之子。又仁宗即位后，进封祥哥剌吉皇姊大长公主，并阿里嘉室利袭爵鲁王，足见此子即为祥哥剌吉所出。程钜夫文中叙鲁国家世，亦言：“子弴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乃今皇太后之中子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皇妹大长公主，弴不剌鲁王。”[37]同样说明缔婚在前，进封在后。由此可知，《元史》中的记载或不确，大德十一年（1307）三月时，祥哥剌吉与琱阿不剌应已经缔婚，此年仅是举行封赏之礼。从其子年龄可以判断，婚期应最迟在大德五年（1301），也即祥哥剌吉18岁至20岁之间，这也符合古人婚姻的一般规律。这一时间恰在答己母子受到压制的时期，令公主与弘吉剌氏缔婚，自然也有通过联姻寻求政治庇佑的意图。

对祥哥剌吉而言，虽然外放并未直接波及其，但作为祸福一体的骨肉至亲，在长达近十年的命运浮沉中，其也必然深刻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面对“武仁授受”时期微妙的情势[38]，祥哥剌吉仍然能够审时度势，明哲保身，故而其能在武、仁二朝荣宠不衰，先后被封为皇妹、皇姊大长公主，多次获得封地和重赐，其驸马、长子亦得进封。其间，太后答己也不时颁赐女儿，史载至大四年（1311）“奉太后旨，以永平路岁入，除经费外，悉赐鲁国大长公主”[39]，反映出对女儿的宠爱。程钜夫在文中特地称赞弘吉剌氏“维古涂山有娀不足拟”，说明了这一时期皇室与外戚间的密切关系。而能十余年地位煊赫不减，更得益于公主的练达智慧。

武宗、仁宗二朝，祥哥剌吉作为皇姊妹，并在太后的庇荫下，一直深受荣宠。而至英宗即位及太皇太后答己去世后，情势则发生了转折。英宗上台后，面临的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即远在漠北的武宗长子和世㻋。和世㻋即明宗，是武宗和仁宗两股势力的相互妥协下被选定的仁宗之后的继任人。至大三年（1310），三宝奴就以兄终弟及之诺不可靠，谋以和世㻋为太子[40]。而武宗驾崩后，仁宗与太后答己遂推翻约定，将继任者改为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即英宗。和世㻋与英宗都是祥哥剌吉的侄子，血缘上同样亲近。太皇太后答己当政时期，祥哥剌吉尚能稳居封地，不需要特地表达政治立场。而在答己去世后，新的格局随之产生。英宗开始大力起用先前被压制迫害的文儒，以往的勋旧、外戚势力恰恰是他所抵触的。对祥哥剌吉而言，其荣宠之盛随太皇太后的去世而暂时告一段落，在外戚被压制的情势下，其作为旧势力连带关系的重要成员，则需要在此时适当表露对英宗的支持。因此有了至治三年（1323）春的雅集。这一活动虽然与公主对书画的兴趣不无关系，但更多是时势使然。

祥哥剌吉的聪慧和审时度势贯穿其生平始终。英宗驾崩后，祥哥剌吉进一步用联姻的方式为家族铺设道路。时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即文宗）于泰定元年（1324）从海南被召还京师，这一年祥哥剌吉尚在大都，将女儿卜答失里嫁给图帖睦尔[41]。泰定二年（1325）图帖睦尔封怀王，出居建康，卜答失里随之往，与其患难与共[42]。特别要提到的是，祥哥剌吉邀请赵世延为《溪风图》题跋，也是在泰定元年（1324）这一年，其后在天历之变的斗争中，赵世延成为辅佐文宗登基的股肱之臣，并在文宗朝深获宠遇。可以想见，在赵世延与文宗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应有祥哥剌吉的谋划安排。文宗即位后，卜答失里成为皇后，祥哥剌吉以岳母和姑母的身份被封为皇姑大长公主，进一步安享荣宠。柯九思诗云：“玉碗调冰涌雪花，金丝缠扇绣红纱。彩笺御制题端午，敕送皇姑公主家。”[43]反映出其在文宗朝的荣耀地位，这也是这位传奇的元朝蒙古公主一生煊赫繁华的写照。

三、新旧斗争交替下大长公主书画雅集的意义

在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围绕汉族知识分子与蒙古、色目世族勋戚两个阵营的意识与权力之争，体现为不断交替的新旧两端。汉族知识分子崇尚的儒学，对蒙古族统治者而言是全新的文化冲击。早在元朝建立前，西夏、金国各地的汉族知识分子包括高智耀、刘秉忠、张文谦、张德辉等已开始努力游说，将儒学向蒙古族统治者推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初代统治者由于思想的开放，并且看到儒学对统治中原的切实作用，遂接受儒学并广泛起用汉族文儒。而这一举措亦为新旧两派的斗争肇端。蒙古灭金后，忽必烈大举任用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郝经等金儒，这一举措引起蒙古势力的不满。宪宗七年（1257），有人进言忽必烈“得中土心”，宪宗遂设钩考局，派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河南、京兆财赋，罗织罪名，诛杀忽必烈亲信党羽，即钩考事件。[44]后以忽必烈亲自向宪宗谢罪让权作罢。这恰恰说明忽必烈所倚重的汉人群体已形成一股令蒙古上层忌惮的力量。平宋后，忽必烈听取程钜夫“江南搜访遗逸”“参用南北之人”的建议，不顾勋旧势力的阻挠，进一步起用南士，为己所用。忽必烈信用程钜夫，亲自提名赵孟𫖯、叶李，并召程钜夫所荐者包括赵孟𫖯在内的二十余人。此外，吴澄、邓文原、袁桷等也相继被汲引进入翰林国史院，在朝中逐渐与北士融合，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如仁宗所言：“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45]儒家思想中所标举的君臣之道，对礼仪、秩序和等级的提倡，对于从草原部落而来的蒙古族统治者尤其重要，而相较勋旧势力关系的盘根错节及立场的复杂多变，汉族知识分子对皇权具有绝对的忠诚和依附，这也成为这一群体被倚重的一个前提。

在元朝，由姻戚、军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贵族勋旧集团始终庞大，其对汉族文儒及儒学也予以疏离甚至压制的态度。而在忽必烈的影响和人才基础的铺设下，皇室中崇儒的一派亦开始萌芽，以忽必烈之子真金即裕宗为接续，由真金之子答剌麻八剌（即顺帝）一支传承下来，仁宗、英宗、文宗、惠宗皆由此支所出，这些亲善儒学的元朝统治者，面对即位斗争的艰险和上台后复杂的局势，往往效法乃祖，革新朝政，大规模起用文儒，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仁宗在即位前，曾遭遇武宗宠臣的密谋改储事件，其上台后，将密谋的三宝奴、脱虎脱等武宗旧势力诛杀；与此同时，仁宗采纳完泽、李孟等的谏议，提拔四方儒士，并下诏科举取士，使大批汉族文儒进入台阁，成为其依赖倚重的新力量。英宗执政时，面临太皇太后与权相的压制，更以提拔汉族知识分子抗衡。这一倾向至文宗达到顶峰，登基的波折使其上台后更需要儒臣的支持和美化，虽最终以虞集、柯九思等南士被勋旧驱逐而暂告段落，但恰恰说明汉族知识分子已经日渐成为朝中的重要力量。整个元朝，汉族文儒和勋旧势力的起落及新旧之间的交替斗争和不断循环往复，成为突出现象。

在新旧斗争和蒙古族统治者推行崇儒政策的过程中，书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蒙古上层大多不通汉文，即使是亲善儒学的皇室成员，其汉文化修养也是有限的。而书画本身的物质形态和艺术性，使之能够跨越文化界限，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元朝统治者对书画的收藏，更多着眼于其政治功用，元仁宗执政时，就试图通过书画的收藏来对汉族文儒予以笼络。《快雪时晴帖》后护都沓儿跋中特地强调此帖的功用：

又使四海之内学儒诸生，知万几之暇，不事游畋，不宝珠玉，博古尚文，致精如此。[46]

可看出元仁宗命文臣题此帖，正是借此发出其意图崇文兴儒、延揽人才的信号。至元文宗，更是将书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诏建奎章阁，左图右史，一时人物极盛。傅申、姜一涵先生皆对此有专书阐述，兹不赘议。

在仁宗与文宗之间，对于以书画延揽文臣的政治手段，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祥哥剌吉进一步效法了元仁宗的举措，从《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来看，袁桷特地为此次赏画雅集的政教功用予以宣扬，这不仅是对这一事件意义的美化，同时也是借此儒学之旨对汉族文儒的示好。可以想见，祥哥剌吉作为元文宗的姑母和岳母，向元文宗传导的不仅是书画之好，更是要以书画与汉族文儒建立联系的这一政治内涵。

前已有学者指出，祥哥剌吉对书画的兴趣是来自其母答己。在祥哥剌吉之前，太后答己已经举办过一次和书画相关的宴集品题活动。而从这一事件，恰可看出新旧势力在对待书画品题一事上的区别。至大三年（1310）冬，武宗率皇太子诸王群臣朝兴圣宫，上皇太后尊号册宝，并于是日在五花殿宴集群臣。答己皇太后出示王振鹏所进《历代圣母贤妃图》十册，命群臣评赏。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著录此图题跋云：

至大三年十月，伏蒙皇上朝兴圣宫，上皇太后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大赦天下，庆溢宫庭。是日，宴臣等于五花殿中，臣等捧觞称贺，随蒙皇太后手示王振鹏所画《历代圣母贤妃图》十幅，臣等恭阅一过，复蒙命臣等登记名氏于图首，以彰一时君臣相得之盛。臣等窃惟皇太后德迈前人，望隆往哲，睹图思警，借古绳今，此振鹏恳恳之丹衷，臣等殷殷之素愿。用供宝玩，并姬图而媲美；敬拟箴铭，嗣虞绘以垂休。臣等无任欣贺恳祈之至。臣阿沙不花、臣塔思不花、臣李益、臣孛罗帖木儿、臣脱虎脱、臣李邦宁、臣完泽、臣三宝奴。[47]

答己太后的宴集围绕书画进行，对祥哥剌吉的雅集起到了示范作用。不过，不论宴集的初衷，还是图画的内容，都是围绕上尊号一事，旨在彰显太后的荣耀贤德。特别是参与宴集的成员大多为蒙古、色目官员或内监，如阿沙不花为康里王族，曾事世祖、成宗二朝，并协助武宗继承大统；塔思不花为武宗朝丞相；脱虎脱曾侍武宗潜邸；李邦宁为宋内监，与三宝奴都是武宗心腹，也是其后谋划易储的小团体。说明太后答己通过书画宴赏活动，旨在笼络蒙古、色目大臣。这和武宗朝改弦更张，疏离汉族人，多用宿卫近侍的政策相关。同时，答己也是旧势力中人，《元史》本传载其“然不事检饬，自正位东朝，淫恣益甚，内则黑驴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及时宰迭木帖儿相率为奸”[48]，正可说明。联系《元史》对太后答己选择继承人的一段记载：

太后见明宗少时有英气，而英宗稍柔懦，诸群小以立明宗必不利于己，遂拥立英宗。及既即位，太后来贺，英宗即毅然见于色，后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儿耶！”遂饮恨成疾。[49]

所谓明宗少有“英气”，应指其亲善儒学、锐意革新。史载泰定帝驾崩，燕帖木儿欲谋拥立时，即向百官言其“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在明宗短暂的即位期间，还告谕皇弟“听政之暇，宜亲贤士大夫，讲论史籍，以知古今治乱得失”[50]。说明他也是崇儒的新派，这恰是被“诸群小”即勋旧势力中的一些人忌惮的。而英宗即位后的“毅然见于色”，也是崇儒革新倾向的体现，故令答己追悔莫及。这充分说明答己所代表的旧派势力与新派继承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而至大长公主的雅集，情况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雅集的成员选择“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其中汉族文儒占据主体，也包含了少数汉文化修养很高的蒙古、色目人。从书画的选择，到雅集的形式，以及雅集本身的政治意涵无不向汉族文儒靠拢。当时正值元英宗整顿朝政、意图更化之时，可以看出，祥哥剌吉显然通过此举，把自己归入“新派”，以暗示与英宗的同心同德。对当时不在朝的陈颢、刘赓等延祐老臣的邀请，更显示对这一派皇室崇儒倾向的赓续。特别是泰定元年（1324）邀赵世延作跋，为其日后辅佐文宗登基做了铺垫。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大长公主对于推动皇室崇儒一派的振兴所起的潜在作用，这也是雅集事件深层的意义所在。

结语

燕文贵《溪风图》后的文臣题跋，从题跋者和题跋的数量上可与黄庭坚《松风阁诗》卷后题跋比肩，是目前可见为数不多的反映大长公主祥哥剌吉雅集盛况的重要材料。从题跋者的构成情况，结合英宗朝至治二年、三年更化背景，可知雅集成员与英宗起用的儒臣群体密切相关，说明此次雅集并非单纯的文化活动，而是有其政治用意。在太皇太后答己与权臣去世，以及新旧两派此消彼长的情势下，祥哥剌吉旨在通过此举，表明自己对英宗新政的支持，并形成政治势力间的联动。这一事件亦显示出元朝蒙古勋旧势力与皇室崇儒一派交替斗争和发展的轨迹。

本研究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清宫流散损毁书画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1VJXG04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照：《石渠宝笈初编》卷六御书房，清乾隆内府朱格钞本。

[2]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八“跋燕叔高青溪钓翁图卷”，民国六年宋恪寀重刻本。

[3]《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民国二十三年（1934），故宫印刷所。

[4]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第139、215页。

[5]王连起：《谈访美看画遇到的“双包案”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6]谢稚柳：《燕文贵范宽合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第24页。

[7]见于香港苏富比2018年秋拍。

[8]此诗亦收入《柳待制集》卷六，诗题为《燕贵溪风图》。

[9]收入《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与书画鉴藏文化特展》，第220-23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2017。

[10]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五，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上海郁氏刻宜稼堂丛书本。

[11]柳贯：《待制集》卷十四，民国十三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刻续金华丛书本。

[12]柳贯：《待制集》卷九，民国十三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刻续金华丛书本。

[13]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第2册，中华书局，1976，第590页。

[14]关于答己去世的时间，《元史》英宗本纪与答己本传记载有异，今从英宗本纪，以至治二年八月为准。

[15]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六，第11册，中华书局，第3303页。

[16]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五，第13册，中华书局，第4074页。

[17]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八，第14册，中华书局，第4144页。

[18]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二，第13册，中华书局，第4024页。

[19]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三，第14册，中华书局，第4223页。

[20]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八，第14册，第4142页，以及卷二十八英宗纪，中华书局。

[21]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一，第14册，中华书局，第4176页。

[22]宋濂等：《元史》卷一八三，第14册，中华书局，第4220页。

[23]参见《元史》本传，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八，第14册，中华书局，第4142页。

[24]事见《元史》本传，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七，第14册，中华书局，第4130页；程钜夫：《陈氏先德之碑》，载《雪楼集》卷七，民国十二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湖北先正遗书本。

[25]宋濂等：《元史》卷一七四，第13册，中华书局，第4063页。

[26]虞集：《翰林学士承旨刘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刻本。

[27]宋濂等：《元史》卷一八〇，第14册，中华书局，第4163页。

[2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三，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刻本。

[29]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一，清光绪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30]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考卷十三，民国十年鉴古书社影印吴兴蒋氏密韵楼藏本。

[3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2]刘敏中：《中庵集》卷三，魏谊编清钞本。

[33]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八，第10册，中华书局，第2915页。

[34]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六，第10册，中华书局，第2898页。

[35]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八，第10册，中华书局，第2917页。

[36]“阿里嘉室利，琱阿不剌嫡子也。至大三年，甫八岁，袭万户。”见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八，第10册，中华书局，第2917页。

[37]苏天爵辑《元文类》卷二十二，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元刻本。

[38]武宗未立时，答己就惑于阴阳家说，欲立仁宗为帝，此事为武宗知晓，母子一度嫌隙。事见《元史》。武宗在任时，与仁宗一直存在潜在的权力斗争，至大三年（1310）由三宝奴提出改储之议，参见赵文坦：《元武宗改皇储事件发微》，《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9]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四，第2册，中华书局，第546页。

[40]宋濂等：《元史》卷一三八，第11册，中华书局，第3324页。

[41]泰定帝纪载泰定元年十月“以鲁国大长公主女适怀王”。见宋濂等：《元史》卷二十九，第3册，中华书局，第651页。

[42]“文宗居建业，后亦在行。”见宋濂等：《元史》卷四，第10册，中华书局，第2877页。

[43]顾瑛辑，杨镰、祁学明、张颐青整理《草堂雅集》卷一，中华书局，2008，第3页。

[44]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八，第12册，中华书局，第3713页。

[45]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第2册，中华书局，第594页。

[4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7]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卷一，清宣统二年葛氏刻本；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五；邵松年：《澄兰室古缘萃录》卷一著录《宋元名人书册》，第十四开“元人奉敕题图”等均著录此题跋，内容略有出入。

[48]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六，第10册，中华书局，第2902页。

[49]宋濂等：《元史》卷一一六，第10册，中华书局，第2902页。

[50]宋濂等：《元史》卷三十一，第3册，中华书局，第694、696页。

（段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鉴藏史方向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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