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考
文 ˉ 罗海英ˉ陶贤果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图1)是元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赠给日本僧人此山妙在的饯别诗,2021年从日本流回国内,近日在北京被欧阳玄故乡湖南的乡贤拍得并传闻有意捐赠给浏阳市博物馆,这件事引起文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那么,这件作品是何时所作,流传如何,在中日文化交往史上有何意义,笔者不揣浅薄,对其进行初步考论。
图 1ˉ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 ˉ 纸本 ˉ33cm×60cmˉ 欧阳玄 ˉ1342 年 ˉ 日本南禅寺藏
一、《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及欧阳玄基本情况
题诗内容为:
君恩未赐师还日,剩为鸡林购好诗。
该诗被收录在日本《五山文学全集》中,其事迹被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上原昭一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及中国学者选编的《中日交往汉诗选注》、罗鹭《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叶新民《辽夏金元史徵·元朝卷》、罗鹭《宋元文学与文献论考》等著作和研究论文征引。
欧阳玄(1273—1358),字原功,号圭斋,又号霜华山人、平心老人,祖籍湖南浏阳(北宋时祖族从江西庐陵入湘,移居浏阳),元代延祐二年(1315)进士,历官国子博士、翰林院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翰林学士承旨、辽宋金三史总裁官,特授湖广行省右丞致仕,人称“一代宗师”,与吴澄、虞集、揭傒斯并称为“元四学士”(图2)。
图 2ˉ 名贤四像(也称《元四学士图》)ˉ 纸本 ˉ27.4cm×77.2cmˉ 佚名 ˉ 元 ˉ 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右起:吴澄、虞集、欧阳玄、揭傒斯)
欧阳玄出生于书香世家,世代传承儒学,家学底蕴深厚。他是欧阳修的族裔,曾祖欧阳新“以经学著称”,讲学于著名的岳麓书院。祖父欧阳逢泰曾在潭州州学任教职,“经术行业,师表一方,学者常数百人”[1]。父亲欧阳龙生于元初出任秩九品的浏阳州儒学教授和道州路儒学教授。欧阳玄延祐元年(1314)以《天马赋》为湖广省试第一名。延祐二年(1315)登左榜(汉人、南人)乙卯科一甲进士第三名,从此步入仕途。他在朝廷为官近40年,多次得到提拔和重用。《元史》称其“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2]欧阳玄逝世后,顺帝痛惜异常,追赠他“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赐予谥号“文”。
欧阳玄文才出众,当时朝廷的诸多诰命、册书等重要文牍多由他撰写。同时,他的碑铭之作亦备受推崇,《赵孟頫神道碑》《虞集神道碑》《许衡神道碑》等皆其手笔。危素这样评价他在编撰实录、大典、三史中的成就:“修实录、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屡主文衡,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国所用制诰,多出公手。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碑铭,得公文辞为荣。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贵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引拔善类,赞化卫道,黼黻治具,与有功焉,于是中外莫不敬服。”[3]
欧阳玄曾奉诏纂修《四朝实录》《经世大典》,总裁《宋史》《辽史》《金史》,编成《太平经国》《至正条格》《经考大典》《纂修通议》《康书纂要》《元律》《拯荒事略》《睽车志》等多部著作。其《至正河防记》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本有系统的河工工程著作”,至今仍是了解黄河堵口经验的重要著作。
因卓越文才,欧阳玄成为元代中后期文坛领袖[4]。杨维桢这样评价:“我朝文章肇变为刘(因)、杨(奂),再变为姚(燧)、元(明善),三变为虞(集)、欧(阳玄)、揭(傒斯)、宋(本),而后文为全盛。”明初的宋濂更是对欧阳玄的文章推崇备至,曾道:“君子评公之文,意雄而辞赡,如黑云四兴,雷电恍惚,而雨雹飒然交下,可怖可谔。及其云散雨止,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可谓奇伟不凡者矣。”[5]今之学者解国旺在《元代后期欧阳玄的文学批评观》中认为元代文坛“能与欧阳玄共辉者寥寥无几”,“欧阳玄在仕进的南人中,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文章才能,在元代后期实居文坛领袖的地位,这种情况只有元代初中期的赵孟頫可以相比”。[6]
二、《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写作背景及唱和诗文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著录于《欧阳玄全集》[7]《中日交往汉诗选注》[8]及日本《五山文学全集》[9]、此山妙在《若木集》等,前有小序交代赠诗缘由:“日本僧此山首座,行识精谙,尤工翰墨,为余写达摩禅师安心法门。诗以为谢,圭斋玄。”
“此山”即此山妙在(1296—1377),日本信浓(长野县)人,元延祐末(约1319—1320)来华游学,归国后成为日本禅宗一代高僧,历任建仁、圆觉、南禅等寺主持,遗有诗文集《若木集》。他在湖南浏阳石霜寺游学长达25年,掌管藏经阁的钥匙,得以饱读群书,精谙翰墨,并写得一手好诗。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作于“至正壬午”,即1342年,时欧阳玄从大都回浏阳省亲。此山妙在闻讯后,便精心抄录达摩禅师《安心法门》拜谒这位名满天下的前辈,获赠上述七言律诗。诗中,欧阳玄嘉许了此山妙在不远万里的问道求学之举,对其虔诚学禅及勤勉修身,积极学习汉文化给予称赞,同时勉励这位日本学子“剩为鸡林购好诗”,对传播禅学、弘扬汉学、推动文化交流寄予厚望。此山妙在携此珍翰学成归国,在日本成为临济宗一代高僧。
元代来华日僧大多选择从宁波、杭州口岸登陆,并就近在江浙的官方五山十刹求学,此山妙在为何不辞辛劳、万里迢迢跑到中国内地古刹石霜寺求学,并且长达25年?
这得从石霜寺的历史和独特地位说起。
石霜寺始建于唐僖宗年间,乃湖南著名古刹(图3),位于湖南省浏阳市金刚镇石庄村霜华山上,因霜华山山峻水秀、石触喷霜而得名。
图 3ˉ 古刹石霜寺(笔者拍摄)
石霜寺是禅宗圣地,名僧辈出,庆诸、普会、楚圆、慧南、方会都曾名重一时。其中慧南、方会受法于楚圆后分别前往江西黄龙山和袁州杨岐山,创立了临济宗黄龙派和杨岐派。
石霜寺也是日本主流佛教的祖庭(图4)[10]。宋朝时,日本高僧泉涌俊艿拜杨岐派蒙庵元聪为师,得法回国,创立日本佛教中严派。另一日本高僧明庵荣西则拜黄龙派祖心禅师为师,创立日本佛教临济宗。至今,日本佛教仍以发源于石霜寺的“中严宗”“临济宗”两派为最盛。1983年9月,日本佛教访华代表团曾专程到石霜寺朝祖,并采摘寺后银杏果回国栽种,以示纪念。
图 4ˉ 临济宗在日本传播发展图
此山妙在不避艰险直谒祖庭石霜寺,可见其求学之执着与虔诚。日僧义堂周信称赞此山妙在“游江南也,分霜华之半座;归海东也,攀若木之半枝”,指出此山妙在在石霜寺得到禅宗真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便有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总体来看,隋唐时期之前,两国的交流主要基于传说层面;隋唐时期,随着实际的外交使者——遣隋使与遣唐使的出现,中日之间开启了更为密切的文化经济交流。宋元时期,中日交流拓展到僧侣之间;明代前期,遣明使再度成为两国沟通的主渠道;明末清初,赴日僧侣与商人成为交流的重要力量;清代的赴日官员和留学生则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种密集交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撒下种子,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统计,史册上留名的入元日僧为220余人,这一数字超过入宋日僧的120多人以及入明僧的110余人,几乎相当于宋、明两代入华僧侣的总和。这些入元禅僧不仅致力于参禅修行,还广泛学习中国文化,积极参与文学交流,在无形中扮演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此山妙在在石霜寺皓首穷经,溯流追源,回归日本后在南禅寺等广收弟子,开枝散叶,尽传所学,成为推动中国禅宗、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力量。
此山妙在求得欧阳玄墨宝后欣喜不已,第二年(1343)便到江浙拜访了多位大德高僧及文人雅士,邀他们一道欣赏这件特别的收获,引来高僧大德和文人雅士纷纷唱和。这些唱和诗后来都收集到此山妙在的个人诗文集《若木集》中。
杭州永福寺心闻禅师依韵唱和:“人物轩昂足令仪,法门政尔赖城池。相逢湖上持筇竹,送别江头折柳枝。万里一身轻似叶,百年双鬓白逾丝。不知此去逢寒拾,和得台山几首诗。”
蒙古人阔里吉思《次韵圭斋学士赠日本僧此山首座韵》曰:“鹏背天风整羽仪,何年别却手谈池。远参象笏霜华室,不网珊瑚海树枝。鲸浪片帆轮转咒,凤梭三丈尔萦丝。白云只在青峰顶,宝瑟湘铉不要诗。”
1344年,78岁的月江正印禅师在宁波阿育王寺见到此诗时次韵唱和:“持钵常行七佛仪,清名已达凤凰池。扶持兔角杖七尺,谈笑龟毛拂一枝。剑挂眉间迎雪刃,琴弹太古奏清丝。他行衣锦还乡日,添得牛腰一卷诗。”
此山妙在获得欧阳玄的墨宝,引得来华求学日僧的羡慕。在杭州求学的日僧龙山德见(1284—1358)的《敬和圭斋学士高韵》说:“表率千僧应谨仪,洗空郑卫奏咸池。逢春枯木复生蘖,自古扶桑绝附枝。梦获陆倕青镂笔,辩如迦湿碧蚕丝。照犀莫使惊龙伯,囊有玉堂学士诗。”表达了对此山妙在的敬重与祝贺。
三、《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在日本的流传历程
1345年,此山妙在携欧阳玄珍翰回到日本。1377年圆寂后,《谢日僧此山首座诗》留存南禅寺,成为寺庙重要的文化财产。今之作品木匣上有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汉诗人、书画家大洼诗佛(1767-1837)题字“元欧阳圭斋赠南禅寺此山禅师之真迹”,并有此山妙在及欧阳玄简介,证明该作品来源于南禅寺。
今之《谢日僧此山首座诗》作品即此山妙在留存南禅寺作品,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1617年江月宗玩《墨迹之写》(图5)[11]的摹形记录。
图 5ˉ 江月宗玩《墨迹之写》手稿记录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ˉ 纸本 ˉ1617 年 ˉ 日本崇福寺藏
《墨迹之写》是日本知名收藏家与鉴定家江月宗玩的鉴藏手稿。江月宗玩(1573—1643),历任京都大德寺、博多崇福寺住持,在茶道、书画、墨迹鉴定等方面具有高深造诣[12]。他是日本最早对中日两国宋元禅僧及其墨迹进行大规模整理与研究的人士。1611—1643年间,江月宗玩坚持记录他接触鉴赏过的墨迹,仔细标注作品的各类信息,包括收藏者、裱装形制、流传过程、真伪鉴别等内容,最终汇编成册,形成49册《墨迹之写》[13]。《墨迹之写》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作品的摹形记录,即把作品行列、字数及每个字的书写样式、印章样式等细节特征记录下来,为我们研究古代书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现存墨迹的流传脉络和江户时代初期那些已失传墨迹的保存状况,准确鉴别墨迹的真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4]。遗憾的是,这部手稿于1950年在日本崇福寺被发现时,仅存42册及断简1部。幸运的是,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现存的文稿中。
手稿与实物两相对照,行列、字数分布一致,细节特征如“墨”字,欧阳玄将“灬”处理成“火”,“好”字行笔牵连,“夏”字下半截残缺,“華”字仅剩草头和一短竖“丨”,“霜华山人”钤印仅存三分之一等,400多年前《墨迹之写》记录与今之实物《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完全吻合,如出一辙,足证今之作品即400多年前江月宗玩所见作品。此外,木匣中还有明治时期1896年日本佚名收藏家对作品进行的摹形记录及鉴赏手稿(图6)。
图 6ˉ 匣子自带日本佚名藏家手稿记录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ˉ 纸本 ˉ15cm×20cmˉ1896 年
凭借江月宗玩400多年前的摹形著录,佚名氏100多年前的摹形著录,以及今日的作品呈现,这件作品分别汇聚了1342年、1617年、1896年以及2023年四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影像。对比这四个时间节点的作品,我们仿佛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680余年岁月如何在墨迹的每一撇、每一捺、每一点、每一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从1342年到1617年,作品的主要变化体现在“正”“夏”“華”等字迹以及“霜华山人”印鉴的磨损中。从1617年到1896年,经历279年的时光洗礼,“木”字头逐渐残损变形为“不”,“壬”字头的“丿”部分也遭受了损伤。而到了1896—2023年的127年间,这件作品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跨越多个世纪的即时摹形记录为后世观者带来了时光流转的深深喟叹与震撼,让我们得以从历史长河中整理出《谢日僧此山首座诗》680余年来的流传情况:
1342年欧阳玄书写《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此山妙在携往江浙→1343年杭州永福寺心闻禅师经眼并唱和→蒙古人阔里吉思经眼并唱和→日僧龙山德见杭州经眼并唱和→1344年月江正印禅师经眼并唱和→此山妙在带回日本寺庙→1377年此山妙在在南禅寺圆寂后被南禅寺珍藏→1617年江月宗玩在南禅寺经眼并详细摹形记录进《墨迹之写》→江户时期从南禅寺流出→江户时代后期的汉诗人、书画家大洼诗佛收藏→1896年佚名氏收藏并详细摹形记录→1906年《五山文学全集》著录→1950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撰《墨迹之写》图版,收录→2021年回归中国。
四、《谢日僧此山首座诗》书法风格分析
欧阳玄的书法在元代就为时人珍重,“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贵重”。今存世的名品《曹娥诔辞》《陆柬之文赋》《李白上阳台》《欧阳修〈谱图序稿〉》《九龙图》都有他的题跋,可见其地位与影响力。但人世沧桑,现存世独立完整的欧阳玄书法稀少,就笔者了解,公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春晖堂记》《去岁帖》、上海博物馆《赠王季境诗》、台北故宫博物院《振衣诗札》四件。私人收藏目前笔者所见仅《谢日僧此山首座诗》。
欧阳玄的书法置之元代是有个性和另类的。当时的书坛,总体上是赵体风格笼罩,读书人基本都是一笔“赵体”字。但欧阳玄却能不为时风所囿,直接师古,取法苏轼,戛戛独造,写出个人的精神和面貌。其书结体呈扁方,浑朴刚健,刚劲流畅,笔画精到,起承转折分明,节奏感强,有书文并茂之感。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行书、草书略似苏轼,但其中刚劲流畅之处,风度不凡。
此件《谢日僧此山首座诗》为欧阳玄70岁的作品。行文是典型的元代样式。在元代,赠诗与题跋、尺牍不同,有相对固定的书写款式,即开头是一段记述,交代写诗由来,然后署款,紧随其后为诗作,最后署时间。《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前述此山妙在其人,署款后为赠诗,尾交代时间地点。同样款式,见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元代石室祖瑛《赠诗》(图7)等。
图 7ˉ 赠诗 ˉ 纸本 ˉ30cm×60cmˉ 石室祖瑛 ˉ 元 ˉ1337 年 ˉ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结构宽绰丰盈,笔笔有力,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点画厚重处珠圆玉润,方折处斩钉截铁,拂带处轻盈爽劲,横向取势,顿挫分明,成竹在胸,尽传东坡体神韵。
与欧阳玄传世墨迹《跋陆柬之》《跋欧阳修〈谱图序稿〉》《跋李白上阳台》《春晖堂记》等对比(图8)[15],从结构到用笔轻重提按等节奏,风格特点高度契合,非常典型。如竖画逆锋厚重如千斤之石坠山,捺画收笔引而不发,短点画如铁爪抓石,又如“本”横向取势,撇捺伸展,竖画短促,“此”字左侧短促如“丶”,“墨”字中间处理成“火”状,“门”字左竖垂露状,右边竖钩劲直而锋锐有力,“师”字竖画挺拔细长等均显露出欧阳玄书法的典型特征。
图 8ˉ 书法风格对比(第二行同字取自《谢日僧此山首座诗》)
作品钤印共三枚。“霜华山人”(图9)虽磨损,但与见钤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欧阳玄《春晖堂记》“霜华山人”(图10)对比,一望而知为同一印鉴。“圭斋书印”(图11)完整,见钤于欧阳玄《跋欧阳修〈谱图序稿〉》(图12)。“如是住”或为日僧收藏印,待考。
图 9ˉ《谢日僧此山首座诗》“霜华山人”印
图 10ˉ《春晖堂记》“霜华山人”印
图 11ˉ《谢日僧此山首座诗》“圭斋书印”
图 12ˉ《跋欧阳修〈谱图序稿〉》“圭斋书印”
翰墨作为文化交往的直观见证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是中日两国文化友好交流的珍贵见证,是生动展现日本文物收藏的鲜活样本,其历经680余年重返故土,弥足珍贵。
本文为广州美术学院个人学术提升项目(编号:24XSC11)学术成果。
注释:
[1]张起岩:《元敕翰林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欧阳公神道碑铭有序》,载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6,四部丛刊影明成化本。
[2]宋濂:《元史》卷182《欧阳玄传》,中华书局,1976,第4198页。
[3]危素:《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载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6。
[4]揭傒斯:《欧阳先生集序》,载欧阳玄《圭斋文集》。
[5]宋濂:《欧阳先生集序》,载欧阳玄《圭斋文集》。
[6]解国旺:《元代后期欧阳玄的文学批评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8页。
[7]欧阳玄著,《欧阳玄全集》,汤锐点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第448页。
[8]孙东临、李中华编:《中日交往汉诗选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第118页。
[9]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株式会社思文阁,1973,第1158页。
[10]此图引用于胡建明著《宋代高僧墨迹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第309页。
[11]竹内尚次:《江月宗玩墨迹之写(禅林墨迹鉴定日录)的研究》(影印本+释文),1976。
[12]江静:《日藏宋元禅僧墨迹研究综述》,《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71页。
[13]王陈诚:《日本禅僧江月宗玩经眼墨迹研究——基于〈墨迹之写〉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2022,第10页。
[14]江静:《日藏宋元禅僧墨迹研究综述》,第71页。
[15]图片来源于欧阳玄存世的7件题跋及三件书法真迹。
( 罗海英,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在读博士。陶贤果,暨南大学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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